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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占领的这些太平洋岛屿属于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包括马绍尔群岛、卡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不包括关岛）。日本认可英国占领太平洋地区赤道以南原来属于德国的“属地”；作为回报，英国同意日本占领太平洋地区赤道以北原来属于德国的“属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联盟授权日本正式托管这些岛屿（“二战”结束时日本丧失了托管权），与后来对亚洲大陆国家的占领相比，日本对这些地区的占领算是有建设性的。
但日本的最极端的行动是在1915年初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这些要求不仅寻求中国承认日本的据点，诸如新近获得的在山东的租界，并寻求中国给日本在蒙古、满洲的进一步权利。日本也要求中国政府、军队及警察任用日本顾问。这些要求将有效地将中国置于日本的控制下。中国震怒了并向西方列强求援，但列强无法采取任何决定性的行动。最后中国被迫签署二十一条要求的修订版，但任用日本顾问的条款被删除。
不仅中国，西方列强也对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的动机表示极度关切。美国尤其有负面反应，且从此以非常怀疑的眼光看待日本。
虽然如此，日本作为胜利的盟国，在1919年凡尔赛（巴黎）和会中有重要地位，和其他胜利国享有同等的一票。同样，日本在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中也占有一席。这一会议旨在把焦点置于多边而非双边协议，以创造一个新的、较稳定的国际秩序。根据该会议的一项限制海军的决议，日本的主力舰限制为3艘，而美国与英国都是5艘。这比起法国与意大利分别为175艘远较有利，但日本国内许多人为此愤愤不平，他们认为日本与美英两国应该享有同等的海军地位。
不平等待遇感在大战期间经常刺激日本，这往往是有几分理由的。日本在1920年是国际联盟的创始会员国之一。在这特别的国际主义方面，日本领先美国，后者一直不是国际联盟的正式会员国。不久后，日本因为所提出的把种族平等条款加入国际联盟宪章之中的提议未被采纳，而感到非常不安与幻灭。这大多是因为澳洲的反对，当时澳洲已经实施白澳政策几十年了。
日本人不安的一个主要来源是美国国会通过的一系列排华、排日的种族歧视法案。1924年移民法案尤其有效地禁止日本人移民美国。自从19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移民大量进入美国，尤其在美国于1897年并吞夏威夷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仅加州一地就有超过10万日本移民，而由于大量移民，在加州造成极度排日的风潮。自发的限制没有成功，导致1924年法案的制订，国会故意紧缩移民配额，对日本移民产生特别影响。日本人民为此愤愤不平，并大大削弱那些倡导在基于《华盛顿条约》建立的新国际秩序中跟美国合作的人的论点。
谈到种族态度，如他们对待朝鲜人所特别显示的，日本人本身根本不是道德模范。只有当他们自己是种族歧视实际或潜在的受害者时，他们才谈到种族平等。但日本获得一项讯息，日本人到底不被看成是对等的。日本因为其成就受到尊敬，并在国际社会中被视为列强，但日本将永不被视为真正的对等，只因为其人民不是白人。日本可以永久或偶尔地以西方方式行事，但日本永远不是真正的白人国家（日本在后来的年代被诸如南非等国视为“名誉”白人国家，但这种基于经济权宜的奖励并不是真正的接受）。因此，为什么要去烦心？在西方国家支配的世界中，一些西方的东西仍然有助于日本成为强国并继续让日本保持强国的地位。但这个叫做民主的讨厌东西是否有用，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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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昭和时代一开始就遭遇麻烦（1）
裕仁在其父于1926年12月25日去世时成为天皇。虽然年仅25岁，他作为摄政已经获得宝贵的经验，而且他也去许多国家旅行过。一方面借着他对英国君主制的仰慕，另一方面由于美浓部达吉的影响，他很愿意作为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君主。当前的问题是宪法有关君主的角色非常暧昧。
但立宪制度不是对裕仁的惟一影响。小时候他在军人的强烈影响下成长，首先是乃木希典将军，接着是东乡平八郎舰长。他的家庭教师也包括民族主义者杉浦重刚（1855～1924）。作为一个个人，裕仁孤高，远离民众。他在名义上是神明，而实际上是一个对普通百姓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的精英。
裕仁的年号是“昭和”，意味着“百姓昭照万邦协和”。事实上，昭和时代的特色几乎从一开始就是来自国内与国外的危机与戏剧性的事件。
在国内，经济并非处于良好状态。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日本有好处，使日本能填补西方列强因战争在亚洲留下来的市场缺口。在战争年代，工业生产增长四倍，出口增长超过两倍，而经济整体而言增长50％。由于需求如此高，日本也能够实验新科技与产业多元化。财阀尤其能从战争之中获利。但战后物价崩溃，而持久的经济不景气来临了。当大财阀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差距变得更大时，所谓的“双重经济”变得更糟。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的重建提供了一个短暂的复苏，但接下来在1927年发生金融危机，全国有1/4的银行破产。丝仍然是一个主要的出口项目，但物价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暴跌超过一半以上。农业部门在1930年受到米价暴跌的进一步打击，而当日本承受当时全球性经济大恐慌时，首当其冲的是农业部门。在1926年与1931年之间，农村现金收入的指数从100暴跌至33，是城市收入跌幅的两倍以上。
都市人口快速增长，这本身是社会问题的一个根源。1895年，在当时日本人口4200万人之中只有12％的人住在人口超过1万人的城镇，但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时的7000万人口之中居住在人口超过1万人的城镇的居民增加至45％。当然，并非所有的都市居民都富有且享受高生活水平，但一般而言，乡村生活与城市生活差别很大。乡村的特色是生活水准较低、过传统生活方式，而都市生活的特色是至少有致富的希望以及摩登生活和西方事物，其象征是日文“モガ，モボ”（摩登女郎，摩登绅士）。这在乡村社会引起更大的不满。这对军方有利，因为军方兵员有很大部分来自乡村，且军方跟乡村居民一样共享基本上保守与较不具国际观的生活。
军方与许多民众逐渐对经济与政治发展感到愤愤不平。人们普遍认为，大企业对政治有太大的影响力，大到腐败的地步，甚至于政治人物自己也这样想。1927～1929年的政友会政府被最大反对党的立宪民政党称为“三井内阁”。1929～1930年的民政党政府，反过来被政友会称呼为“三菱内阁”。
许多人把腐败的真正根源指向西方的影响，他们把议会制度、大企业、个人主义及相当自由的都市生活方式等事物统统视为西方的邪恶。日本采纳西方经济与政治制度，但到底达成了什么？人们逐渐对此表示不满，尤其是这些制度显然未能阻止西方的经济大恐慌。对比之下，纳粹在德国与法西斯在意大利的兴起是一个信号，或许较不民主的制度将比较有效，而甚至于某些西方国家本身也开始这么想。
当人们对民主逐渐感到不满与不容忍时，来自军方有较多呼声要求追求领土扩张政策以解决日本的灾难。眼光转向中国。当政治人物犹豫不定时，军方放手一搏。
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极端分子蓄意在中国沈阳附近炸毁一列火车，军阀张作霖（1873～1928）被炸死。爆炸案的策划人声称这是中国土匪干的，他们希望利用这个作为在本地区发动军事行动的理由。日本军方温和派阻止形势升高，但爆炸案阴谋者仅受到象征性的惩罚。裕仁责备田中义一首相未能采取坚定的行动，田中因而辞职，但裕仁本人也没对爆炸案阴谋者采取行动。
第二节 昭和时代一开始就遭遇麻烦（2）
接替田中出任首相的是滨口雄幸（1871～1931），他也很快面临危机。在1930年伦敦海军会议中，他未能获致对日本主力舰比率的重大改善。伦敦会议旨在检讨华盛顿会议有关海军限制的协议。这事在日本国内引发民众的愤怒。滨口被一名狂热的右翼青年枪杀，终因伤重不治而死。几年后，日本退出所有有关海军限制的条约。
1931年9月发生“沈阳事变”。这几乎是1928年关东军炸死张作霖使用的战术的重演。靠近沈阳的一条铁路又被日军炸毁，且他们再度声称是中国人干的，他们希望这将引发危机，进而强化日本的军事立场。事变是由石原莞尔（1889～1949）领导的一群中阶军官执行的，但这次它受到军事指挥部高阶人物的默许。
这次温和派没占上风。与1928年的事件不同，这次日本军事干预在爆炸案发生后迅速随之而来，事实上在几小时内就采取了干预。政府没有能力阻止。由滨口的继承人若规礼次郎（1866～1949）领导的民政党内阁，因无力解决危机而在几个月后辞职。在若规之后出任首相的是年迈的犬养毅（1855～1932），他尝试控制军方，但在就职仅几个月后就被极右翼海军军官暗杀。犬养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一位代表政党的首相。
裕仁据说对军方在满洲的行动大为震惊，其弟秩父宫亲王劝他干预，但他拒绝这样做。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确定他实际赞成或不赞成军方的行动到什么程度，但他不采取行动与他的沉默使一般民众认为他支持军方在满洲的行动。
日本在满洲的军事干预不久导致关东军在1932年3月成立“满洲共和国”。这个陆军建立的国家在同年9月被日本政府正式承认，并在1934年3月改名为“满洲帝国”。皇帝是著名的清朝末代皇帝——傀儡统治者溥仪（1906～1967）。
沈阳事变引起国际联盟的反应。由英国李顿爵士（Lord Lytton）率领的调查团在1932年初来满洲调查。根据其报告，国际联盟大会在1933年2月谴责日本的行动。日本迅速退出国际联盟。
在野党受到恐吓，军方现在几乎不受抑制。“思想警察”活跃，有错误思想的人被暗杀是很平常的。天皇本人似乎对军方的扩张计划不构成障碍。军方毅然保护他，以免受到有错误思想的“邪恶顾问”的左右，那些顾问见解太过于西方与自由主义。美浓部达吉是许多受害者之一，他的有关宪政的见解使他被控叛国。他的著作有很多被收回。
复兴日本的运动往往被称为“昭和维新”，但这运动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味。尤其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与中期，为了促成这维新运动甚至发生过若干暗杀事件。
最有名的政变“二二六事件”发生于1936年2月26日凌晨。由下级军官率领的1400名士兵突袭若干政府大楼，杀死或刺伤若干主要政治人物与皇室顾问。他们的目标是要成立一个比较同情其极端民族主义理念的军政府。但他们并未获得全面支持，而军方高层对他们的行动看法分歧。令许多人吃惊的是，影响最后结果的决定性因素是裕仁。叛军宣称他们绝对效忠天皇，而当裕仁因为叛军攻击其顾问而震怒，并拒绝跟他们扯上任何关系且坚持把他们当作叛徒审判时，叛军运动受到严重削弱。裕仁也拒绝给他们切腹自杀的权利。叛军领导人士希望审判能提供给他们一个表达意见的场所，但当局甚至连这个也不答应，因为审判是秘密进行的。19人最后被处死，而其他70人被关进监狱。但公开表示同情的高阶军官没人被判刑。
“二二六事件”是裕仁坚决干预与军方受到抑制的一个罕有的个案。大体上，军方在裕仁的昭和头10年以牺牲议会、政府的代价，获得对全国的控制。他们具有侵略性的反西方、反自由主义的情绪（许多民众也如此），没有使“百姓昭照万邦协和”（昭和）的时代有一个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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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扩张主义背后的意识形态（1）
在“二二六事件”中因为共谋被处死的人之中有一位激进民族主义者北一辉（1883～1937），他是昭和维新运动的重要思想家。他想发动军事政变，除掉无能的政府领导人士，以恢复天皇跟人民的直接关系。他视天皇为绝对的，但有趣的是，他不把天皇视为神，这可能是他毁灭的原因。无论如何，北一辉认为天皇应暂停实施宪法并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