诓钊绱蠼鹑诨蛊撇刃碌恼鸷场＠纾�2003年末，足利银行被政府以暂时国有化的方式接管。焦虑的其他重要原因包括1995年神户大地震的震撼与稍后由奥姆真理教集团犯下的东京地铁神经毒气攻击案。这些事件揭示了日本人潜在的岌岌可危的感觉。学者们已经注意到日本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基础的持续衰弱，同时家庭关系和道德观念也逐渐薄弱，这导致了价值和稳定在某种程度上的丧失，也伴随着焦虑和迷茫，以及重商主义和拜金主义的自我衰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后结构主义时代和后现代的世界性现象，这个时代目睹了众多“宏大叙事”的解体，建立了世界观和对自我的认知。但是对日本而言，如日本近年来的文学作品中所显示的，这看起来并不是特别严肃，也许是因为日本一贯强烈的（也许有所夸张）集体主义、统一和社会秩序观念。
广受好评的村上春树的作品正体现了这一时期日本社会的变化和焦虑。例如，在1997年的小说《地下》（Underground）人数中，他评论了奥姆教通过传达一种让人们从“面对新情况的焦虑”中解脱出来的世界观吸引教徒，他想知道日本社会对这些个体能够给出什么样“更能让人接受的说法”。
事实上，近年来社交恐惧症患病率的增加，其中包括长期逃避社会者（hikikomori）人数的增加，既是焦虑的表象也是焦虑的诱因。长期逃避社会者在年轻人中间尤其突出，约2/3的长期逃避社会者的年龄都是30多岁。人数一直在变化，但是保守估计至少也有100万。
媒体报道一再显示出民众对犯罪率升高、家庭分裂、金融不安全、社会老龄化（包括老龄化对退休金的影响）、年轻人伦理与道德恶化、教育性质以及性别不平等等问题的关注。
家庭分列造成日本单身家庭在所有家庭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1960年为16％，1990年为23％，2000年为28％。
社会老龄化现象日益突出。1960年，在日本，15岁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302％，65岁以上的人口占57％。1997年，老年人的比例首次超过年轻人的比例，2002年年轻人的比例和老年人的比例分别为142％和185％。造成这一现象的因素之一是健康状况的改善延长了人们的寿命：日本在这方面居于世界之首，2002年的数字显示日本的女性平均年龄为8523岁，男性平均年龄为7832岁。另一个因素是持续降低的出生率，1947年出生率为每名妇女45个，而现在已经降至每名妇女13个，该数字只要降倒21以下，就会造成人口数量下降。出生率降低的一个因素是结婚年龄不断推后：1970年，男性的初次结婚年龄为269岁，女性为242岁；而2002年，男性的初次结婚年龄为291岁，女性为274岁。因此首次生育的年龄也相应地从1970年的256岁上升至283岁。
“银发社会”带来的系列严重后果之一是相对于资助人群（受雇劳动力）来说，被资助（非劳动者）人群的比例迅速升高，导致人们需要缴纳更高的赋税和退休保险金，也导致国家整体经济的下滑，这也是很多其他经济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另外，老年人带来很高的医疗费用。日本担心其退休保险金可能最终会提高到工资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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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前途未卜的超级强权（5）
年轻人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一个最令人担心的现象是“援助交际”，十几岁的年轻女孩子自愿同比自己大的男性交往——通常包含性关系，从中获得报酬。儿童卖淫这个问题就够让人担心的了，更不要说成年人的道德问题了，另一方面让人担心的是这些女孩子为了获得即时的物质享受，比如购买名牌提包，自愿出卖自己的身体。一项调查显示，4％以上的初、高中学生曾经涉入援助交际。其他让人关注的问题还包括缺乏承诺和服务意识、由于过分沉迷虚拟的电子游戏世界而降低对“真实世界”的认知、不断高涨的物质主义和追求时髦的风气，最严重的问题是滥用药物和酒精。
人们对日本教育的评价毁誉参半。国际上，日本在为雇员市场有效提供有知识的青年人方面受到赞誉。例如，2002年联合国报告对24个国家的14～15岁人群在阅读、算术、科学认知方面的能力调查显示，在发达国家中，日本在教育系统效率方面位居第二（仅次于韩国）。但同时日本的教育实践长期被指责为过分僵化，学生们缺乏创造力，问题包括固定的教学大纲、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极端的课业负担和考试（特别是多选题）等。尽管近年来上述问题有所改善，但仍然存在危机，西方媒体对此大肆报道。另外还有“学级崩坏”的问题，这个词是指一部分学生完全不遵守课堂秩序的现象。
性别不平等的问题在前面提到过，日本女性境况的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但是，很清楚的是职业女性一直无法身居高位，人们认为她们不必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对待。例如，女性在众议院所占的席位仅为71％，而最近的一项国际性调查显示在181个国家中在这方面日本的排名为135位。女性在大公司担任首席执行官的比例连1％都不到，而这些女性中的大多数人是由于其作为公司创始人的家族成员而成为首席执行官的。除教育事业外，女性在职业中一直无法身居高位，如法律和医疗事业。1986年通过的《平等就业机会法》苍白无力，女性仍然无法与男性同工同酬，而且在具有相同资质和经验的时候，女性无法获得和男性一样的提升机会。一个问题是，很多公司招聘时，新职员会从两种“条款”中选择一种，一种可以有担任经理职务的机会，另一种仅仅针对普通办事员。女性通常被迫选择后者。例如在2003年11月的一个案例中，法官认为这种行为是歧视性的，但是否决了原告的要求，法官认为“只有在歧视行为是非理性的且违反了公共秩序的情况下才属于违法行为”。
通过政府白皮书可以看出政府也关切这些事，并且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例如，政府提出有关老人疗养保险的新法案，考虑进行多种退休金计划的改革。政府已经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比如，从2002年起，将绝对的成绩标准改为相对的标准，将每周上学的天数改为5天（对非私立学校）。备受争议的是，日本还通过了关于国立大学合并的立法，该法案从2004年4月起生效。后者同时是更大范围内的金融自由化政策的一部分，该政策旨在恢复经济的健康发展。作为小泉一揽子改革计划的一部分，针对经济目标的其他主要举措包括邮政私有化，以及向地方政府分权，让其负担更多的财政责任。
2003年设立结构改革特区也反映了分权和金融自由化，该项措施允许有条件地取消某些法律规定，以进行特定的开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其核心思想是建立在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基础上的，日本又一次转向学习它从前的典范，但是日本的特区是由各个地区推行的，而不是由中央推行的。而且从性质上看，它们并非都是经济特区，通常它们得以建立的基础是社会的实际需求。
例如神奈川县的大和市有约8000名有行动障碍的残疾人，其中的很多人认为公共交通不适合他们使用，但是又没有家庭成员可以开车载他们去医院和其他地方。当地的出租车没有安装轮椅升降装置和坡道。因此，当地有车的志愿者开始搭载这些残疾人，仅收取很少的费用作为油费。但是这个行动最终被终止，因为国家法律禁止进行私车（除了注册的出租车）收费运营。大和市进行了努力，并得到了豁免，因此在该市可以继续进行这项服务（这将成为很多其他中心城市的先例）。
第五节 前途未卜的超级强权（6）
近年来日本政治、法律方面获得进一步发展，1999年5月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法》，该法于2001年4月实施，2003年5月通过五部关于隐私的法律，并在两年内生效。这些举措表明一种更进一步地向西化的开放式民主的转变，尊重个人及其权利。但是，在平成时代民主和独裁主义互相角力的同时，政府于2002年8月实施了具有争议的国民户籍登记制度，每个人都被赋予一个11位数字的身份号码，全国的政府部门均可获得个人的信息。调查显示，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或多或少地反对这一制度，反对的主要原因是害怕个人信息泄露，一些市政当局则拒绝采取该项制度，因为这会造成信息的滥用。仅在横滨，就有80万居民（居民总数为350万）拒绝在被称为“Big Brother”的户籍系统中登记。这种反对的举动以及对人权和可能泄露个人信息的关注表明，日本公众作为一个整体在对待这类事务的态度上确实变得更加西化了。
国际社会对日本的怒气可能已被化解，但负面感觉仍就没消失。亚洲国家尤其对日本未能抓住适当机会处理其战前与战时行为而感到失望与不安。1989年裕仁逝世与1995年终战50周年，都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但这些机会被错过了。在出访韩国和中国的时候，明仁天皇表示强烈的遗憾，也声称日本是造成苦难的根源，但是这并非完全意义上的道歉。国会提出一份有关战争的正式声明，表达往常的遗憾之意，但没有做适当的道歉，尽管首相村山个人表达了诚挚的歉意；接着首相小渊惠三在1998年10月与韩国总统金大中签署的联合声明中致歉，声明他“承认日本的殖民统治对韩国人民造成了无法承受的痛苦和伤害这一历史事实”，而且表达了“对此苦难的悔恨之情和衷心的歉意”。
但是日本对待“慰安妇”索赔的处理方式招致的反感，使这些和其他的道歉赢得的好感被打得烟消云散。“慰安妇”是被强迫给日本军队提供性服务的妇女，其大部分是韩国妇女。她们的索赔被交付给了私人基金，而且在这个问题上日本一直没有做出真正的道歉并给出定论。一些索赔人是从她们自己的政府而不是从日本政府那里获得赔偿的。战俘问题上也出现同样的状况，其中也包括英国战俘。
让亚洲各国愤怒的是，1996年首相桥本龙太郎步中曾根康弘的后尘，以官方身份参办靖国神社。接着首相小泉也数次参拜靖国神社，其中包括2004年1月1日的参拜活动。
在一些角落，淡化甚至否认日本暴行或错误行为的事件仍在发生。例如，2000年1月，纠正战争资料偏向展示会社团在大阪组织召开了备受争议的###，目的是想要证明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发言人，包括历史学家东中野修道，他评论说，南京大屠杀缺乏相关的资料证据，并且直言“在南京没有屠杀市民”。2003年10月，上文提到过的石原慎太郎（1999年当选东京都知事，2003年9月再次高票当选东京都知事）重复表达了他的观点，即日本是应朝鲜人的要求占领朝鲜的。
另外，近年来，令人担心的民族主义又再次抬头，也许并不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的高调和傲慢，但是和其他事情一同出现在日本的教科书中。这项运动的主要推动力来自“Tsukurukai”，这是“新历史教科书编纂委员会”的简称。该委员会于1996年成立，目的是通过编纂教科书，给出日本历史的正确叙述（从他们的角度而言），而非基于胜利者的叙述，从而重建日本过去的荣耀。该团体认为日本受到过多的指责，应该停止道歉和支付索赔。该团体还非常支持裕仁天皇。其主要成员包括一些著名的教授，如西尾干二、藤冈信胜和秦郁彦。最受争议的是该教科书确实编纂完成，而且最终文部省通过了该教科书，但是自2001年发行后，仅有少数私立学校使用了该教科书。书中的其他问题也广受批评，包括为日本侵占朝鲜正名，指责中国挑衅日本，强调日本的目标是将亚洲从西方国家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以及淡化日本的暴行。
第五节 前途未卜的超级强权（7）
建立民族自豪感并没有错，小泉宣称这是他的目标之一。但是，必须以国际上认可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受到争议的教科书事件和其他的无法让人接受的民族主义的各类表现，对于日本重新被亚洲国家接受毫无帮助，从较广泛的角度来说，这对日本与世界的关系也造成危害。许多亚洲国家因为日本的经济成就而尊敬日本，甚至以日本为模范，但他们对日本不愿面对其过去的恶行一事当然不能表示尊敬。他们对日本的经济领导地位的信心已经因为日本经济崩溃（以及近年来他们自己的经济困难）而受到挫折，但他们没有失去对日本的信心。但尊敬与不敬之间的天平正在改变中，如果日本不尽快面对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