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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欢和费信不仅在各自的著作中证实了船队曾经到达这里，他们甚至出现在非洲的丛林中。那么，这些遥远的使者，是否会遭遇食人部落，或者残酷的部落战争呢？神秘莫测的热带丛林，会给他们带来哪些意外呢？
六
从那幅《大明混一疆理图》上看到，东部非洲，在中国人当时的地理观念里，已经是“际天极地”了。
索马里古称“麻林国”。濒临印度洋的基斯麦犹，有一处靠海的村庄，村庄的名字令我们惊奇——郑和村。这个名字唤起我关于那只横渡大洋的中国船队的全部想象。我拿出《郑和航海图》对照，发现这里正是航海图中勾勒出的“木骨都束”与“竹步国”所在地。显然，郑和船队曾经到达这里。但在村中调查的结果却使我再度陷入失望，尽管这些索马里人仍旧保持着汉姓，但他们对于郑和，却一无所知。
在非洲，探寻郑和的足迹变得更加艰难。在哥伦布船队的身后，西方人用枪弹书写了他们的新历史，整个世界的进程被彻底改写了；而郑和所率领的这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为什么水过无痕，踪影全无？或许，郑和将自己的足迹隐匿在时间深处，刚好凸显了他所代表的王朝不“以强凌弱”的决心？
史料中记载着大明王朝与麻林国的联系。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事件，是麻林国使者出现在郑和归航的船上，他为永乐皇帝带来一只“麒麟”。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十一月庚子（初七），礼部尚书吕震在奏折中写道：“麻林国进麒麟将至，请于至日率群臣上表加封。”
麒麟是神话中的动物，中国人把它与龙、凤、龟并称为四神兽。据说，它身如麋鹿，额如狼，蹄如马，尾如牛，并且如同独角兽一般，头顶长有一只角。传说中的麒麟从不食肉，走起路来也避免踩到任何有生命的东西，甚至连草叶也不例外，因此，它在中国成为仁德的象征，只有在清明之地或者圣人出现的时候，它才显露它的真身。
明翰林学士沈度的《麒麟图》，现藏北京国家博物馆。这幅画让我们看清了麒麟的真实影象。实际上是来自非洲的长颈鹿，这只中国人从未见过的动物，不仅在形象上几乎完全与中国人对于麒麟的想象相呼应，甚至索马里人对长颈鹿的称呼“Girin”，也与麒麟的发音相同。如此祥瑞之物的出现，几乎可以使朱棣忽略那位逃亡皇帝可能的威胁，而沉醉于自己一手营造的盛世图景中。
此时的北方边疆局势已基本缓和，郭骥被杀之后，永乐皇帝御驾亲征，*阿鲁台，将瓦剌驱逐到边境千里之外，而帖木儿在征讨大明王朝的途中患热病而死，永乐皇帝派遣一位名叫阿儿忻台的使者前往帖木儿的陵墓献祭，并与帖木儿的继任者沙哈鲁修好。与此同时，大运河的整治工程和北京紫禁城的兴建工程正在进行。那位曾患疟疾的水手，在经历了一年多孤岛漂流的生活之中，居然随同船队平安归来。一切仿佛都是天意。麒麟的降临，使得帝王的功德显得完美无缺。
尽管此前一年，杨敏率领的分船队已给永乐皇帝带回一只麒麟，那是孟加拉新王赛弗丁送给大明皇帝的礼物，但是，永乐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朱棣仍在南京奉天门亲自收受麻林使臣进贡的礼品。作为回报，明成祖命郑和第五次下西洋，送麻林使团归国。《明成祖实录》卷九十八记载如下：“永乐十三年十月癸未，古里、柯枝、喃渤利、甘巴里、满剌加、麻林、忽鲁谟斯、苏门答剌诸番国使臣辞归，悉赐钞帛及永乐通宝钱有差。”
显然，郑和比出现在北方草原上的大明特使更加幸运，即使从概率上讲，他的风险要远胜于那些北上的同僚。他没有殒身于某一个莫测的旋涡，这使他的奇迹始终不曾中断。
第五章 北辰（1）
一
在朱棣登基的第一年，他便下令恢复每晚的天象记录。至少有1400颗星体在阴阳官的图册上出没、变幻。他们已经能够准确地预测日蚀月蚀。朱棣对天象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他甚至说服邻国的首脑，诸如日本幕府将军、高丽国王，以及帖木儿的孙子鲁伯王子，跟他做同样的事情。①
北辰，是古书上对于北极星的命名②，又叫紫微星垣，在中国古代的天文观念中，这里是主宰宇宙万物的天帝的居所，称紫宫，周围群星环绕。而主宰尘世的帝王的宫殿，则以紫禁城命名。北京皇宫的建制，对应着天上的繁星，三大殿与东西六宫共计为十五，刚好与紫微垣十五星的数字相吻合，而三大殿中的中极殿，后来改称中和殿，就是紫微宫的中宫，也就是北极星所在的位置。大明皇帝借此以表达他的权力与上天的呼应。
新都北京的工程如期进展。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年底，天坛落成。永乐皇帝拥有了与上天联系的渠道。
二
在福建泉州艾苏哈卜清真寺，我发现了一座建于公元8世纪的石造露台，穆斯林常在这里观察星月的变化，并判定斋戒日的时间。第五次出海之前，郑和来到这里行香礼拜，并且登上这座露台，像他在甲板上那样，透过夜空中迷乱的阵图，寻找北辰。
从第四次航海开始，郑和的航线超越了古里，抵达了*半岛南端和非洲东海岸，这不仅仅是距离的延长，更意味着船队将横渡印度洋。在通过马六甲海峡之前，由于航线与大陆的距离并不遥远，而且有许多岛屿分布在航线上，因而，会有许多地面参照物对航行者进行提示。《郑和航海图》描述了大陆边缘的轮廓。但是，在进入印度洋之后，大陆的轮廓已经消失在天际线以外，在没有卫星导航的15世纪，船队是否会迷路？他们是否会与预定计划背道而驰，从而离目的地越来越远？
变幻无形的海浪从不给航行者提供路标。在空茫的海上，航行者还能看到什么？
只剩下天空了。《郑和航海图》所附《过洋牵星图》，透露了航海者与天空的联系。
显然，天空将成为所有问题的解答者。满天星光，编织成一个巨大的网络，将所有人的命运都包裹其中。
闪烁不定的星光，用它们特定的语言对迷途的渡海者进行暗示，他们的道路，就埋伏在那幅复杂的星图中，而北辰，则超越了一切信仰，占据着星图的核心位置。
现代天文学把北辰的名字更换为小熊座α星，这是出现在天空北部的一颗亮星，距地球北极很近，几乎正对地轴，所以也叫北极星。只要是在北方晴朗的夜空下，它随时都可能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朱子集注》中，把北极星视为天不动处，并称之为“天之枢纽”。北极星是天空中真正的君王，它只在夜晚执政，向迷途者指点迷津。没有任何星体能挑战它的权威。擅长航海的穆斯林们对北极星十分熟悉，正是由于北极星的恩典，他们才可能航行到深不可测的远方。
但是，夜空与陆地不同，天上的星图是随时变动的，这就对郑和和他的同事们的天文学知识提出了挑战，不具备相应的知识，他们就不可能破译来自空中的密码。
三
在泉州北方，有一个穆斯林村庄，现在叫百崎回族自治乡，据说*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曾经到达过这座村庄。这座小村位置迎风，因而村民们建造了石屋，以抵抗海风的侵袭。村民们说，郑和在第五次航行前，曾专程来到这个小村，还与村民下过棋。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五章 北辰（2）
但是郑和的真正用意是补充一批穆斯林海员。他们不仅熟悉*地区的情况，而且熟谙航海技术以及星象学知识。①
四
航船在夜空下行驶，满天的星图呼应着船队的航行线路。尽管有些水手迷信于随身携带的用于避邪的八卦镜，但是，在海上，往往只有星辰是可以信任的。中国与西方，几乎同时开始了对于天空的探索。公元2世纪，埃及希腊裔天文学家托勒密就编制了比较完备的星表，列出48个星座，而中国早在商周时代，帝尧就曾分命天学官员前往四方观天，这一事件记录在《尚书？尧典》中。西汉时期的著作《淮南子》中说：“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悟矣。”公元2世纪的文献曾提到通过观测星辰来驾驶船只，从5世纪的僧人法显的航海记述里也能找到相似的内容。①《郑和航海图》中附有四幅《过洋牵星图》，它们不仅可以让我重新目睹航海者们站在甲板上观察到的天象，而且透露了许多航行的秘密。
如果从北极看北极星，它应该在观测者正上方90度的高度上，如果站在赤道上看，它就处于地平线以上零度的高度。根据这个道理，我试图根据北辰在《过洋牵星图》上记载的变化，推测整支船队的航向。在第一幅图上，我读到“北辰星七指”的记录，而第二幅图则注明“北辰星一指”。北辰降低了六指，这表明船队是在向南行驶。除北辰外，《过洋牵星图》中还出现大量其他星体的名字。在郑和时代，中国人已经在北极星与其他星辰之间建立起联系。北极星的高度变化，以及它与其他星体之间的错落关系，则可以为航海者的具体位置提供明确的刻度。
中国人用牵星板来测量星体的高度，进而确定船的位置，这种技术至少比欧洲领先了两到三个世纪。公元1498年，伊本？马季德（Ibn Majid）在麻林迪遭遇达？伽玛。当葡萄牙人向伊本？马季德显示他们的圆圈测天仪和四分仪时，后者并未表现出丝毫的惊奇，并说东方人早已使用类似的仪器。李约瑟博士认为，中国人“很可能大约在1400年已经使用四分仪”①。感到惊奇的是达？伽玛自己，他见证了东方人在计量航海方面的优先权。
五
这个时候我必须回答一个问题——郑和及其随行者对于地球的知识到底有多少，他们是否知道地球是个球形，而不是个平面？《郑和航海图》由于采取了山水画的形式而回避了这一问题。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仅关乎他们对航行纬度和方位的认识，而且与他们对于天象的认识密切相关。
我不得不暂时离开这支船队，回头去查寻天文史的有关材料。古希腊文明孕育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地球仪，它是大约于公元前160年由（古希腊）马洛斯（Mallos）的斯托克？克拉蒂斯（Stoic Grates）制造的。这一结论得到地理学家斯特拉博（Strobo，公元前63年—公元19年）的认可。在斯特拉博之后，地球仪在西方销声匿迹了。直到公元1233年，英国人萨克洛波斯卡（Sacrobosco）才在他的著作《地球论》中，衔接了古希腊文明中的天文学说。弥补其中漫长的断裂期的，是*地理学家的天文著作。在公元903年波斯地理学家伊本？罗斯达（Ibn Robosco）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关于地球仪和天球的描述。可以推测，是欧洲人把地圆说传到*，若干世纪以后，又由*人回传给拉丁人。 。 想看书来
第五章 北辰（3）
中国的第一个地球仪出现在公元1267年，天文学家杰马尔？艾尔丁（Jamalal…Din）率领一个科学合作使团，从波斯的埃克亨（Ilkhan）出发，抵达北京，把一个地球仪带给中国宫廷。我从《元史》中找到了对这一事件的记载：“其制以木为圆毬……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串于其中，画作小方并以计幅员之广袤、道千里之远近。”李约瑟博士认为：“很多迹象表明，关于地球的球面形状在中世纪中国的文化中得到意想不到的广泛传播。”①这不仅归因于地圆说的外来传入，也因为在中国本土文化中，就已经包含了对于地圆说的猜想。比如，在《庄子？天下》中，我们可以找到类似的证据。如果我们坚持把庄子学说归为一种主观臆想，那么，在东汉科学家张衡在《浑天仪图注》中，地圆说已经是建立在科学实验基础上的理性分析：“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
张衡在公元125年和陆绩在225年创制的地球仪的真实装置已不得而知，但十分清楚的是，在稍后的公元260年，天文学家葛衡将一台地球模型放置在他制作的浑天仪的内部，这样的实践，欧洲直到15世纪末期仍未开始。
从第四次航行开始，郑和船队的目的地是西方的“际天极地”。他们的船队会在大海的尽头消失吗？船队中的水手，是否会因他们将坠落于大地边缘而陷入恐慌？
应当对郑和的船队抱有信心。对地圆说以及球面天文学的认识，应当是郑和远航的一个基点，尽管这种认识可能是简陋的。（郑和对于穆斯林水手的重视，也透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