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等制度的根本改革。而这些改革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的进程来看，过急过快的城市化的一个副作用是出现大规模的城市贫民窟。笔者曾长期在菲律宾居住，由于工作的需要，也经常访问南亚的许多国家，亲眼目睹了贫民窟居民的惨状。在贫民窟中，城市贫民的居住、出行、卫生、教育条件极差，不仅影响当代人，也影响下一代人的发展。贫民窟游离于社区和正常社会管理之外，往往为黑社会所控制，成为城市犯罪的窝点。一旦城市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城市发展过程就会相当的痛苦。因此，不管我们的主观愿望如何，中国的城市化的进程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那么，如何才能在这一渐进的过程中，抓住主要矛盾，使更多的农民工早日成为城里人呢？
这里的关键在于让农民工有收入不断提高的就业条件。应该说，进城了的农民工都已经有了一个工作。但他们的初始就业岗位技术含量低，收入不足以维持城市的正常生活。因此，要建立一个对已进城的农民工的不断培训机制，使他们的技术水平能不断提高，就业岗位能逐步升级，工资不断上涨。经过几轮这样的培训，几次这样收入升级，他们才有可能在城市中留下来，真正成为城市居民。
近年来，对进城务工农民的培训已经成为中国各级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据自2003年实行”阳光工程“以来，已有上千万转移就业的农民得到了培训。然而，当前的培训主要集中在对第一次进城农民的初级培训上，集中在“先培训后就业”的模式上。而对已经进城后农民的培训关注还不够。
最近，由茅于轼教授牵头，笔者也参与的北京富平职业培训学校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新的尝试。富平学校成立于2002年，是一所把贫困地区中青年妇女培养成为家政服务员的非营利职业培训学校。我们与国家扶贫办以及安徽省、甘肃省、河南省、湖南省扶贫办合作，为贫困地区妇女提供培训、就业，督导、以及维权等一条龙式的服务。在短短的几年中，富平已经为北京市输送了近万名家政服务员。她们每年拿到的工资就将近有一亿人民币。为解决她们家庭贫困问题，为他们自身的成长，也为北京有家政服务需求的市民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从工作的实践中我们发现，很多农民工有进一步学习提高的强烈愿望。他们不甘心当一辈子初级服务员，工作了一两年后往往就开始考虑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而社会也有对高级家政服务员的巨大需求。一些生活较富裕的家庭，或是有重病老人，有初生婴儿的家庭，他们需要的是更高水平、更专业的服务。这些家庭也愿意为之付出更高一些的报酬。
于是，从去年起，富平学校在继续开展初级培训项目之外，还开始了对已进城农民工的再培训工作。我们挑选出一些有一两年工作经验，表现较好又热爱家政服务工作的学员，对她们进行老人，婴幼儿护理等专业重点培训。经过一个月左右的再培训，这些学员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工资一般能提高6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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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城里人（2）
加强对农民工的再培训，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近年来劳动力市场的规范，也随着农村务农收入的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成本不断上涨。最近，笔者通过到珠江三角洲调研中了解到，由于劳动力短缺的压力越来越大，近两年来工人的基本工资都有两位数的增长。这种趋势还会继续下去。随着人民币不断升值，中国在低端产品上的竞争力在下降。而周边国家，如越南，孟加拉，印度等国的竞争力却在不断地上升。如果不能较快地向具有更高附加值的产品与产业转移，这些企业会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当年许多东南亚国家陷入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能及时升级换代，竞争力下降，利润率下滑，最终引起资金外逃，国家陷入金融危机。产业升级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劳动者技能的提高。农民工已经成为工业与服务业的一线生产的主力军。因此，建立一个对农民工的不断再培训的教育体系，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任务了。
我们建议对农民工的再培训应该以民办的职业培训为主。与对农民工初期培训需要政府的强力介入不同，对农民工的再培训，应该更多地利用市场的力量。进城工作几年的农民工已经有了一定的培训支付能力，不需要政府过多的补助。政府的直接办学有可能反而会约束了市场的发展。
当然，在这一问题上政府也并不是无所作为的。政府可以进一步放宽对农民工培训学校的准入门坎。有关部门也可以对新办农民工再培训学校给与税收优惠。政府还可以通过招标的方式，支持一些民办示范学校，帮助这些学校摸索出一条适合于农民工再培训的模式来。当然，政府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逐步使这类学校规范化，防止出现一些欺诈行为，把一个好端端的市场搅乱。
总之，中国的农民转移就业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农民工的培训也应该有一个新的模式。在大力继续推动对进城农民工的基本培训之外，还应该关注对进城后的农民工的再培训。配合其它的配套改革措施，特别是户籍改革和农民工子女享受公平教育机会的改革，来帮助更多的农民工成为真正的城市人，从而加快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本文特约作者：汤敏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曾任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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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我们都来自农村（1）
“我不是农民工，但我来自农村。”听完我这次中国之行的采访题目之后，他首先向我声明。
他叫严仁杰，我采访他时，他还是上海华东理工大学本科四年级的学生，这篇文章发表时，他可能已经开始工作了，而且是地道的“白领”工作──当时他就告诉我，上海张江高科技工业园区的一个企业已经与他签了聘用合同。
但我还是决定要采访他。就是因为他来自农村，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
城市化，不仅仅是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也包括农家子弟进城读书、留城工作。中国恢复高考至今已经30年，通过上大学这条路实现自身城市化的农家子弟肯定数以百万计，然而，人们一谈起城市化，就联想到农民工，很少有人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这些在大学读书的农家子弟，似乎自从他们踏入大学校门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已经与“农”字无缘了。
但严仁杰毫不避讳他的农村出身。他说，他上大学的部分费用，就是靠两个姐姐出外打工赚的钱资助的。谈起家乡，他的语调中、眼神里，显然带着一种眷恋、一种神往、甚至一种惆怅。
他的家乡在安徽，地理位置非常奇特，位于长江中心的一个江心岛上。“岛上有一个乡镇，七个村子，原来居民有一万三千多人，98年发大水，差点儿把岛冲垮了，很多人都移民，搬走了，搬到岸上去了，现在岛上居民只有八、九千人。”在华东理工大学的学生食堂里，严仁杰对我如此描述着他的故乡。
“我们村里生活提高的节奏蛮快的。”他的安徽口音很重，而且语速极快，“我小的时候，衣食不保，现在基本上是衣食无忧，生活达到小康了。”
“那主要是靠农业，还是靠其它副业？”我很好奇。
“农业占的比例很小，主要是靠孩子在外面打工挣的钱。”
严仁杰回忆说，上高三时，他开始意识到要努力学习：“我那时有很多想法，我想，即使我考不上大学，我也要做一个农民工，去城市里去谋生。那时我对科研比较感兴趣，决心考上一个全国重点大学，所以那时我学习很刻苦。”
但严仁杰很爱他的故乡，因为他童年的许多回忆都与这个江心岛联系在一起。他不无伤感地说，他梦牵魂绕的故乡，今后可能会消失，因为小岛经常受到长江洪水的威胁，政府打算把岛上所有居民都迁到岸上去。
“村里老人都不愿意走，他们祖祖辈辈住在岛上，已经有两百年的历史了。但即使政府不强迫搬迁，岛上最终也会没人的。村里的年轻人基本走光了：他们都到外面打工去了。有的人在外面成了家。”严仁杰长得很秀气，瘦瘦的，带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光看长相，猜不出他是农家子弟。
“你也会在外面成家吗？”话说出口，我又有些后悔。
他笑了笑，没有回答。
最近，我在伦敦远郊家里的电视出了故障，我便打电话让人来修。
预约上门维修的时间到了，两位操着蹩脚英语的技工敲开了我家的门。维修工作结束后，我们随便聊了起来。两位技工来自波兰，年龄大的大概30来岁，已经在英国工作了四年，年龄小的只有20岁出头，刚来英国一个月，是赶着波兰加入欧盟后兴起的新一波出国打工潮来到伦敦的。
“你们在波兰时就认识吗？”我好奇地问。
“他差点儿成了我的brother…in…law（中文“妹夫”之意），”年龄大的那一位笑着说，然后朝年轻的那位做了个鬼脸，“但他不喜欢我，所以我们没有成为亲戚。”
我告诉他们，我刚去了一趟波兰首都华沙，玩得很高兴。
“是吗？我还没有去过华沙呢。”年长的那一位一边拆卸电视顶端的数码调台盒，一边心不在焉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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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我们都来自农村（2）
“那你们二位来自哪个城市？”我有些诧异。
“我们都来自农村，一个村的。”那个小伙子用波兰口音很重的英语说。
波兰加入欧盟之后，来英国打工的波兰人越来越多，街头上、火车里、商店中、吧台前，你随处都能听到波兰式英语，这些波兰打工者不仅有“波兰乡下人”，也有许多受过很好教育的“波兰城里人”。全球化模糊了移民输出国的城乡界限，穷国整体成为世界的“农村”，富国则成为我们这个因全球化而急剧缩小的星球上的“城市”。
我又想起了我最近的德国、波兰之旅。在柏林至华沙的夜行火车上，我遇到一位英语颇为流利的华沙青年，他在德国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但选择留在德国工作，只是每个星期五晚上，他会乘坐这趟夜行的列车，回家与父母共度周末。
“如果我在华沙工作，我父母在柏林，我就花不起这个钱，每周与父母团聚。”我们在卧铺车厢的走廊里聊天时，他对我这么说，他戴的近视眼镜的镜片，反射着火车所途径的一座德国城市闪烁的灯火。
他告诉我，波兰加入欧盟后，大批青年跑到西欧国家打工，波兰劳工短缺，许多波兰公司甚至不得不去印度等南亚国家招工。他还说，历史上，波兰一直是移民输出国，著名的波兰人大多流亡海外，如音乐家肖邦、化学家居里夫人、电影导演波兰斯基等等。说这些话时，他的口气中带着一丝无奈。
我也向他讲述了今年五月份我的中国之行。听到我采访过的形形色色农民工的遭遇，他很感兴趣，提了许多问题，我还很费劲儿地用英语给他解释“农民工”这个中文词儿的确切含义。
“我也是一个国际农民工。”他突然来了这么一句。
其实，在地球上穿梭的这支日益膨胀的“国际农民工”大军中，也有不少中国人的身影。他们也许是广东、福建的农民，也许是东三省的下岗工人，也许是学成之后留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工作的北京、上海的前留学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也是“国际农民工”大军中的一员。
然而，由于国界的存在，寻找更好生活的中国人，还是更多地被限制在中国境内流动。尽管如此，全球化的影响在中国依然无处不在。因缘际会，中国赶上了全球产业转移的千载难逢的机遇，顺势成为“世界加工厂”；里应外合，原来就在寻找更好生路的中国农民，冲破种种制度的阻碍，进厂打工，进城谋生，天、地、人三大元素，共同在中国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
如果有人问，中国自1840年以来最重大的变迁是什么，过去我也许会选择辛亥革命或共产主义革命等政治变迁，但如今我会选择发生在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城市化进程，虽然这一进程未曾经历改朝换代，也未曾闪现刀光剑影，但其意义却极为深远，因为只有生活方式和文明形态的变化，才是最为深刻、最为实质的变化。
我这次中国之行所采访的许多学者，也高度地评价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深远意义──
曾经主编过六卷本研究专著《中国移民史》的上海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