雌鹚呤橹缚乇桓嫒说淖镄腥サ袅�7条，使特别法庭的判决书对被告人罪行的认定，较之起诉书更为准确。（3）说明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认罪态度，有助于特别法庭正确量刑。辩护律师在为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江腾蛟等被告人辩护时，对他们的认罪悔罪、交待罪行的态度均作了有利辩护；对吴法宪、江腾蛟揭发同案犯罪行的有利情节更特别加以说明。上述辩护的事实，特别法庭在判决书中都一一行文确认。可以看出：律师辩护的这些情节在法庭对被告人的量刑上都有所体现。
（三）表明我国司法正在前进中
美国《纽约时报》1980年11月23日文章（记者，巴特菲尔德发自北京），题为：《审讯“四人帮”可能说明中国司法上的进步……》一文中写道：“……在中国同日本一样，人们认为，凡最后受审的人大概都是有罪的。孔杰荣教授（哈佛大学法学院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认为，在这些表面现象下面，有了重要的进步。现在培训的律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进步。”①尽管文章中对律师辩护作了不符合实际的估价，但还是承认对“四人帮”的审讯说明了中国司法的进步，其中当然包括律师作为被告人的辩护人参与诉讼在内。律师参与诉讼，是现代司法文明的表现，也是现代司法制度保障人权的要求。就刑事案件而言，“律师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人员，较之其他人员充当辩护人有其优势。它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和辩护经验，有较多的诉讼权利和有利条件，熟悉刑事诉讼程序，因而由律师担任辩护人，可以更加有效地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协助司法机关全面查明案情，正确适用法律，作出公正的裁判，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②可是，如前所述，我国1954年建立律师制度不久，1957年它就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律师一直销声匿迹，刑事案件长期没有律师出庭为之辩护。这种情况与现代司法理念完全背道而驰。1980年国家不仅将林、江反革命集团案交付法庭审判，而且让被告人委托或经法庭指定律师出庭为之辩护。这是二十年来所没有的举措。从律师制度来说，它成为律师事业发展的里程碑，就整个司法而言，它使我国刑事诉讼符合现代司法理念，并开始同国际接轨，无疑显示出我国司法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