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正明告诉我们，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还同叶家几个孩子讲过：当年党中央和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没有接受你父亲的意见，如果接受了你父亲的意见，革命很有可能还要早胜利几年。你父亲的意见是广州暴动后，部队不在广州市内消耗，而是拉到海陆丰，和彭湃一起搞根据地。那里靠海边，或许还可以接受苏联的援助。叶正明说这些话周总理在中共六大的时候也讲过，原话应该能从有关文件中找着的。
当年决策的军事会议上慷慨反驳叶挺的黄平，在后来的回忆中，也检讨说：当时年轻幼稚，不懂军事，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他承认当年自己和诺依曼的意见是错误的，并痛心地说：“事实证明，叶挺的意见是正确的，如果被采纳，可能要避免很多人的牺牲。”
让我们做点理性的推演：广州起义爆发之际，也正是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初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叶挺提出把起义部队拉到海陆丰，开展农村革命战争的主张，是与毛泽东走“工农武装割据”之途的思想相通的，是外国革命经验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正确选择，这说明叶挺此刻已具备一个革命家和军事家的才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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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这件事应该给叶挺申冤
6、“此次暴动的最高指挥机关完全系知识分子”/申诉信都落到了王明的手中/周恩来说：“这件事应该给叶挺申冤。”/共产国际的代表越飞出面，通知叶挺被开除党籍
叶挺以他卓越的军事才干应对了广州起义的战事，又依据形势及时地提出了把队伍拉往海陆丰的方案，但他的方案没有被采纳，因此他不仅不该是起义失败且损失惨重责任的承担者，而且应该对他的真知灼见给予肯定。
大约在12月20日，中共中央派李立三作为代表，前往香港负责广州起义的善后工作。他召开有关会议，却把叶挺排斥在外，并亲自起草《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广州暴动的决议》，做出“此次暴动的最高指挥机关完全系知识分子，表现极其缺乏指挥的能力，到了紧张的时候，便慌乱起来，动摇起来，不能坚决地执行省委原定以群众为中心的策略，而把此次暴动变成军事投机”的结论。
随后，李立三坐镇的广东省委又做出《省委对于广州暴动决议案》，给予黄平等7人撤消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等不同处置。叶挺也在7人之列，决议中有关他的文字这样写道：“叶挺同志任红军总司令职务，表现消极，应予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
而与此同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却对广州起义做了一个截然相悖的决议，称“广州苏维埃存在的时间虽然很短，可是对于中国现实革命的发展，有非常重大的意义。”1928年2月，中共中央将与中央意见相左的李立三调离广东。3月，周恩来亲赴香港，纠正李立三对广州起义做的错误结论和惩办措施。
叶挺的留党察看处分虽予撤消，但对他在起义中表现消极的指斥却未被更正，这让他难以接受。1928年夏，中共“六大”即将在莫斯科召开，叶挺前往苏联，一次次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出自己的申诉，请求撤消对自己的不实指责。
申诉信落到了王明的手中，他因追随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兼中山大学校长米夫而得势，他本人就是一个“城市中心论”的热衷者，理所当然地抵触叶挺那把城市起义队伍拉到农村的主张。因此回应叶挺一次次申诉的，只能是冷漠、疏远、排挤。
在有米夫参加的中共“六大”上，广州起义又一次被抬到意义“非常伟大”的高度，甚至号召“各级党部要详细研究广州无产阶级英勇斗争的丰富经验”。而起义的功臣之一叶挺，却在会议期间被支到远离莫斯科的黑海岸边疗养。
待叶挺回到莫斯科，“六大”已开完，而且他得知在广州起义备受褒奖的会上，如何纠正对起义领导人不公正处置的问题，居然根本没有列入议程。他又给共产国际写了一封信，要求对广州起义问题做认真的评议，还声明若一个月内得不到答复，就离开苏联。
此信一去杳如黄鹤；米夫、王明又搅了中山大学邀请叶挺的报告会，这使叶挺的革命热情遭受了极大的挫伤，他怀着一种怄气的情绪，离开了苏联。对此，周恩来当年就有过叙述：“广州起义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做报告，共产国际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应该给叶挺申冤。”
叶正明对我们说：“父亲离开以后心境渐渐平静了下来，感到不该这样甩手就走，不管怎样委屈，事情还是应该对党讲清楚。于是他又回到苏联找共产国际，但没有人理他，甚至有些挺熟的人见面就规避，这才促使他前往德国，开始了一段流亡生涯。”
叶正明还告诉我们：“在恩施的时候，我曾问过父亲当年为什么要离开党？父亲对我说‘我没有离开党，是党不要我啊！’父亲的话从60年代周总理的一次讲话中，可以得到印证。总理说：‘叶挺在莫斯科的日子非常不好过，那个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的王明，根本就没有参加广州起义，却写了篇所谓的《广州起义纪实》，向叶挺身上泼污水。叶挺写了篇广州起义的总结报告，却不许他申辩，反而由共产国际的代表越飞出面，通知叶挺被开除党籍。’”
“根据这些材料，有关方面应该出面做一个正式的结论，说明我父亲没有‘自动脱党’。我听说当年共产国际的档案已经解密了，前些时候王若飞的孩子王兴和夫人张鼎丞女儿张九九去俄罗斯，看到了一些有价值的材料。我希望有关研究人员能帮我们查一查，找出有关广州起义和处理我父亲问题的档案，我父亲究竟是被共产国际开除党籍还是他自动脱党，就会大白于天下了。”叶正明在说这些话的时候，透露着由衷的真诚。
叶挺何以“消沉”十年
7、“消沉”十年，在逻辑上是难以说得通/那期间母亲每星期买一斤多肉，让大家过过瘾/“父亲有时就会耍孩子的狡黠伎俩”
另一个叶正明感到难以接受的有关他父亲的说法，就是叶挺在广州暴动失败以后有个“十年消沉”的阶段。
从一个舍生忘死的革命军人，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次武装起义中表现出卓越运筹指挥才干的将领，到突然遭到错误的指责，并被冷酷地关在了共产国际的门外，这对一个满腔热情的革命者无疑打击太沉重了，他随即做出较情绪化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此时的叶挺，毕竟是一个15岁就因倾心革命剪掉辫子而坐过清政府的牢房，戎马生涯16载，在军事战略上已显得相当成熟的将领了，有着这样经历的人，却一“消沉”就是漫长的十年，在逻辑上是难以说得通的。
再揆诸事实，从叶挺在十分艰难的生存环境下，自行研读德国军事方面的著作；从始终关注着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斗争发展的动向和情况；从主动地和他认为是有中国共产党背景或与之可能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员联络来往，如廖承志、阳翰笙、柯麟、梅文鼎等；从拒绝陈诚、陈济棠等拥蒋###者“共事”的邀请，却和愿意与共产党合作、共同反蒋抗日的老关系、老“袍泽”携手，参与擘画军政事务；又从加入由宋庆龄主持的“反帝民族解放大同盟”，且活动积极等等来看，他的人生很难说是消沉的。
叶正明对有些文章和书籍编来编去，说叶挺在和党断了联系期间生活异常困难，靠开饭馆、摆小摊、卖油条等等维持生计的谬传比较反感，说这些都是假的。
“但我们从一些比较严肃的回忆中看到，叶挺在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确比较艰难。身份公开的共产党人虽然没有直接与叶挺接洽，可周恩来好像指示过负责情报工作潘汉年，通过廖承志、柯麟等人辗转接济过叶挺。”我们问。
“那倒是可能的，我们的生活的确不宽裕。家中的孩子也渐渐多起来，不是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我记得那个时期母亲每星期拿一块钱，买一斤多肉，让大家过过瘾。但没到那些文章和书里编的那么惨。”
叶正明告诉我们他后来听父亲讲，他处境比较惨的是南昌起义南下广东失败后那一段。队伍最后被打散的时候，只剩下叶挺和聂荣臻及两个警卫陪伴着周恩来。当时周恩来病得非常厉害，高烧40度，都变得脱了形。直到后来找到了地方党组织，安排好对周恩来的治疗，叶挺和聂荣臻才与其辞别潜往香港，分手时叶挺把只有他携带的一支手枪留给了周恩来，所以他和周恩来的友情是很深的。
“在香港由于忘了与在此的广东省委机关接头的暗号，广东省委不敢贸然接纳他们，害得他们漂流数日。为了节约开销，他们在一家靠近池塘的早茶店吃饭，我父亲一边吃，一边把吃光的盘子悄悄丢进池塘里，因为这里的习惯是吃完了按桌子上的盘子结账。我父亲有时就会耍这种孩子的狡黠伎俩。”叶正明说到这儿自己也笑了起来。
“广州起义失败后父亲的逃亡主要是险。因为国民党盘查得非常严，我父亲早就遭蒋介石通缉，又是一个知名的将领，很容易被发现。在码头登船赴香港时，也是我父亲想出的主意，自己扮成个瞎子，戴着个黑墨镜，一手拄着竹竿，一手拉着我姑姑，这才躲过了盘查。”
结束欧洲的生活回到澳门后，叶挺一家没有收入来源，生活就靠夫人李秀文的嫁妆。“我的外祖父家里还是有些钱财的。当年我父亲向母亲家求婚，外祖父提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必须等你当了团长以后。那时候的人总免不了封建意识的影响，讲究个功成名就。父亲和母亲结婚的时候，已经当了独立团的团长。婚前外祖父提出的第二个条件，是待结婚的时候，要把自己的家产全部卖掉，给母亲当嫁妆，但由父母负责给他们养老送终。所以后来我的外祖父、外祖母和他们的大女儿女婿，也就是我的姨母和姨父，一直和我们家生活在一起。”
“母亲的嫁妆大概还不少，但具体有多少我也不知道，反正保障了一家人那时的食用。我们家在澳门买了一小幢房子，还租了一套房子。我的母亲和外祖父母很长时间都住在澳门。这是因为父亲投身革命后，他不希望家破人亡，就让母亲一大家搬到澳门，这里毕竟有别于国民党统治区，即便有特务也不能那么肆无忌惮，所以相对安全些。父亲还要我姨父照顾家庭，后来哥哥和我也都住在澳门。”
我们问他当年住的那寓所还在否，叶正明说：“那幢房子如今还在，如果你们有机会去澳门，还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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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先向毛泽东提出党籍问题
8、叶挺同周恩来谈话后，向陈诚提出愿意出面组建新四军/蒋介石恼火叶挺当军长不来拜谒自己，却去了延安/ 叶挺先向毛泽东提出党籍问题/ 毛泽东说叶挺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个总司令
1936年5月，潘汉年从苏联兜了一个圈子回国途经香港。中共中央交给他一项任务是到澳门看望叶挺，把根据形势变化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调整了革命方针策略，正在着手促成国共再度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等新情况，跟叶挺通气，争取他的支持参与。党终于又主动与叶挺联系了，这使他很兴奋。
翌年初春，叶挺举家迁往上海。7月初，周恩来应国民党之邀赴庐山谈判，他偕博古、林伯渠到达上海的当夜即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芦沟桥事变”。周恩来等在上海逗留的一周中，向上海的地下党负责人讲解新时局下的统一战线方针和工作方略；秘密会见高层民主人士；安排情报工作，日程很紧，但还是经潘汉年安排和叶挺见了一面。
有著述说，周恩来和叶挺在此次会面时，谈到了中共在江南数省坚持游击战的部队改编的问题，并希望叶挺能参与这方面的工作。叶挺就是在同周恩来进行了这次谈话后，主动向陈诚提出愿意出面组军，改编中共在江南的游击部队，甚至提出新军番号为“新四军”，请陈诚带话给蒋介石。
据我们所知，周恩来等上庐山谈判的中心议题，就是红军的改编问题。虽然在庐山要谈的主要是陕北红军改编问题，但思维缜密的谈判高手周恩来，或许早把在江南数省坚持游击战的红军的改编及如何与国民党就此周旋诸问题，纳入了他的考虑范畴。
蒋介石在对中共领导的江南数省游击部队改编后，由谁出任统帅一事一直颇费心思。他心中的理想人物是陈诚或张发奎，可他们两个都各有所虑，软中带硬地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