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代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与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代主任蒋鼎文等会谈，并将会谈情况报告中共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经同意后复电转告何应钦呈报在庐山的蒋介石。
经过多次谈判和斗争，蒋介石在全国人民压力下，终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宣称如日本继续进攻，就只有奋起抗战。
一、初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和谈判斗争，达成国共合作协议
8月初，蒋介石准备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邀请中共代表参加。
中央经过研究，决定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出席。
会议期间，他们多次发言，并接触各方人士，广泛宣传中共的团结抗战主张，积极推动发展抗战的大业。
叶剑英在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何应钦主持的讨论会上，作了关于抗日“政略与战略”问题的长篇发言。
他对中日战争中的敌我力量、国际因素以及战争的发展进程做了分析。
指出，我之战略重点若放在上海，即使取得胜利也不能扭转全战局，如果将重点放在平绥线，则可转移战局，并能破坏敌人的整个计划。
战争将是持久的，我们不仅要动员国内力量，而且要大力争取国际援助。
他对战略战术问题表示了明确的观点：“我们虽然主张战略上持久，但是战术上仍然应采取攻势，以求速战速决。
战略上虽然采取内线作战，但战术仍然应取外线作战，随时包围敌人。
所以，我们要打集团防御战争、广大游击战争和广大民众的运动战。”
叶剑英在发言中，还谈到武装民众、政治工作、粮食补给等问题。
他强调，进行宣传鼓足干劲，做好动员后的巩固工作。
发动妇女鼓励亲人上前线……叶剑英的发言博得一片掌声，得到许多与会者的赞同，对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会议上公开亮相，进行统战工作。
共产党在南京逐渐取得了合法的地位。
在会议期间，叶剑英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同南京党政军各界要人以及冯玉祥、刘湘、白崇禧、龙云、张发奎、黄琪翔、黄绍等各地将领，一一会晤交谈，积极促进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
从接触中，他深切感到，南京主战空气越来越浓，主和者不得人心。
对于蒋介石的抗战态度和军事部署，作了进一步了解，心中有了数。
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
这一天，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就同国民党谈判条件向中共中央提出四点建议：努力抗战，以巩固蒋介石的抗战决心；红军立即改编，争取开动；力争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催促南京发表红军改编后正副指挥的任命。
朱德离开南京去西安后，叶剑英继续协助周恩来奔走于国民党军政要员之间，积极开展团结抗战工作，多次同何应钦、蒋鼎文等会谈。
一天，何应钦举行家宴，邀请周恩来、叶剑英赴宴。
大家正在用餐，电话铃突然响起来。
何应钦接完电话后回到桌旁，高兴地说：“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委员长说要坚决抗战啦！”周、叶当即说道：“如果蒋先生真能坚决抗战，那当然是一件大好事。”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五篇（2）
何应钦接着说：“敌人在上海都打我们了嘛，我们还不抵抗？”叶剑英补充说：“如果不抵抗，大家都要当亡国奴了！”国共双方经过多次谈判，终于达成协议，实现了第二次合作。
中共中央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22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洛川会议，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的11人的中央军委，叶剑英为军委委员。
随后，中央军委发布第八路军命令，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
八路军总部正式委派参谋长叶剑英为八路军驻南京的代表，李克农为驻南京办事处主任。
办事处就设在南京中央路傅后岗66号（现为青云巷11号）。
在这座二层楼房里，叶剑英以公开合法的身份进行活动，坚持贯彻中共中央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既坚持原则性，又掌握灵活性，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这一时期，叶剑英还广泛接触国民党上层和社会各界人士，就陕甘宁边区、海南游击区的发展、太原失守后的战略部署以及在南京创办《新华日报》等问题，多次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巩固和扩大了统一战线。
根据党中央指示，叶剑英就南方游击队改编问题，同国民党进行了多次谈判。
9月下旬，叶剑英和博古与国民党代表经过谈判，商定将南方八省区我游击队的主力编为一个军。
项英到南京找叶剑英等商议南方各省游击队及改编意见。
叶剑英和叶挺具体商谈成立新四军事宜。
11月21日，他俩面见蒋介石提出有关新四军的编制、经费和武器配备等问题。
二、多方奔走交涉，解救国民党监狱中的大批难友
当时，在南京“首都反省院”关押着一大批中###员和革命同志。
“七七”事变之后，国民党政府迫于全国各阶层民众一致要求释放###的压力，释放了一批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的刑期较短的###，但对一些“重要的###”却不予释放。
“八一三”之后，日军飞机轰炸南京，“释放###”的呼声越来越高，监狱难友强烈要求出狱。
斗争也越来越激烈。
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和叶剑英想方设法了解监狱难友情况，多次进行交涉，营救被关押在南京几个监狱里的难友。
8月18日，他们驱车来到“首都反省院”。
叶剑英翻看“犯人”花名册，发现曾在莫斯科劳动大学同学的夏之栩和比较熟悉的熊天荆、王根英三位女同志的名字，立即向院长提出要先见她们。
三位女战友披头散发走出来了。
周恩来、叶剑英望着久别的受难同志，强作笑容说：“你们还认识我们吧！”夏之栩见到久别的亲人，激动得流下热泪，连忙说：“认识，认识，我们怎能忘记周副主席、叶参座呢！”叶剑英走过去，和夏之栩亲切握手，说：“小夏，你受苦了！”寒暄一阵之后，周恩来，叶剑英问她们：“这里有多少人？男同志多少？女同志多少？”她们略算了一下大概关有100多人，男的多，女的少，很多人改了名字。
周恩来、叶剑英转身向陪同在一旁的反省院院长说，先保她们三人出狱。
随后提出要去看其他难友，在监狱的大礼堂里，同大家见了面，向难友们表示关心和问候，简要地讲了讲国际形势和国共合作的问题。
叶剑英告诉大家，很快接大家出去，参加抗日。
难友们热烈鼓掌，高兴地跳起来。
夏之栩等三位战友出狱后，又详细汇报了其他一些同志关押的地点，列出名单向国民党当局要人。
经过狱外强有力的营救和狱中斗争相呼应，一批又一批的“###”终于相继出狱了，总共500多名难友从国民党监狱中被救出。
其中有共产党员钱瑛、刘宁一、帅孟奇、彭镜秋、黄文杰、王鹤寿、刘顺元、郑绍文、曹瑛、赵希愚、谭天度、萧桂昌、顾玉良、周云德、陈曾固、喻屏、陈春林、熊有清、陈霖、何洛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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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五篇（3）
这批人出狱后，大部分经西安转送到延安，一部分送衡阳八路军办事处办的训练班学习，少数就地分配了工作。
后来，这批同志中的少数人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大多数在建国以后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为党和人民做出了贡献。
三、转战武汉，为民族解放而苦斗
抗战的形势急剧发展变化着。
历时三个月的淞沪大战结束，1937年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直逼南京。
1937年11月下旬，叶剑英奉中共中央之命，同办事处人员一起撤离南京，抵达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
当时这里已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中心。
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设在汉口旧日租界中街89号大石洋行。
办事处虽然只是共产党在国统区的一个小小的政治机构，但却像大海中的一盏灯塔，在黑夜里放射着光芒。
当时国民党办的《抗战》杂志曾有一篇署名“实甫”的文章这样写道：“八路军驻汉办事处会客室是一间小房子，陈设简朴，没有沙发和椅子，仅当中有一茶几，四周放着几把小圆形凳子。
进门的右边墙上，挂着两幅五彩的国耻表：一是关于不平等条约的，一是关于丧失国土的，显示着这里是一些为民族解放而苦斗的战士居住的环境。
叶剑英很忙。
他沉着练达，态度和蔼，谁都看不出他是运筹帷幄、勇敢善战的人民解放的斗士。”
叶剑英就在这样的艰苦环境里，紧张地工作着。
12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驻武汉，继续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协商国共两党合作事宜，推动统一战线工作。
21日，国共双方就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问题达成协议，叶剑英为委员会成员。
随后，出席中共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举行的联席会议。
会后，叶剑英与周恩来、叶挺、项英等商谈，新四军办事处于25日在汉口正式成立。
这一段时间，叶剑英常到新四军军部和叶挺家中，与叶挺交谈抗战形势和任务。
有一次，在叶挺家中，看到年轻的廖似光在座，叶挺忙拉着她介绍说：“这是我的外甥女。”
叶剑英风趣地说：“以前为什么没听说过，难道还要保密吗？”大家都笑了。
接着谈起家常和往事，一直谈到深夜，恋恋不舍离去。
后来，新四军军部迁往南昌，叶挺仍留在武汉，以配合周恩来、叶剑英等继续与国民党当局周旋。
抗日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随着战争形势日趋复杂，叶剑英在武汉的工作更加紧张繁忙。
他身处危局，站在同国民党谈判交涉的第一线，既要出席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联席会议，商议有关军事和其他各方面的问题，又要出席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会议，谈判解决有关共同的政治纲领以及团结抗战、边区地域、政府组织、军队扩编、财政供给等一系列问题。
与此同时，还要同各方面爱国民主人士商谈救国救民的大事。
按照党内分工，他还要向党中央随时报告战事进展情况，并提出各种建议，同时，参与领导中南、华南地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
广州失陷前，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尹林平请示长江局，要求加强农村工作，建立农村小块游击区，组织和扩大工农武装，准备打游击战。
负责军事工作的叶剑英立即复电同意，并作了具体指示。
叶剑英在国民党军界尤其是在上层高级将领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一些真心抗日、即将奔赴前线的将领们都十分愿意找他交谈，听取这位十八集团军参谋长的意见。
3月上旬，桂系将领白崇禧奉命去徐州协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临行前特意邀请周恩来和叶剑英到自己的住处，商谈五战区对日作战方略等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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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五篇（4）
白崇禧走后不久，周恩来、叶剑英又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名义去见李宗仁，劝他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抵抗日军，同日军打一仗。
这些建议为白、李两人欣然采纳，客观上促成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
周恩来、叶剑英还会见白崇禧的机要秘书、中共秘密党员谢和赓，对谢在广西的工作作了明确的指示。
他们还派张友渔等到湖南加强同程潜的联系。
对叶剑英这一段的工作情形，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回忆说：“在武汉，叶剑英工作比较忙，同各方面的接触很多，派干部到新四军，动员一些青年学生去解放区，利用各种机会做国民党军队的工作，不但桂系的，其他各系的工作都做。
当时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除周恩来以外，有声望的是叶剑英。
与他相识熟悉的人很多，这一有利条件使他在统战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
那个时候的工作方法，是在一起吃顿饭，在一起谈谈，说说情况就把事办了。
还有海外华侨的工作，叶剑英做得很多。
抗战中，海外华侨捐献了大批钱物。
叶剑英同宋庆龄、何香凝他们的关系也是很亲密的。”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