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北方的奉系军阀也在北京逮捕大批共产党员及其他革命者。
4月28日，他们以绞刑杀害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李大钊及其他19名革命者。
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中国的政治风云顿时变色。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从此革命走向低潮，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当时，青年革命将领叶剑英随师北伐，转战武汉、江西，智勇双全，受到蒋介石的赏识和器重，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代理师长，率领部队驻守江西吉安。
他得到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消息，思想上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是跟着蒋介石反革命镇压革命，还是反对蒋介石反革命，跟着共产党继续革命？他坚定地选择了革命的道路。
一、高擎革命大旗，通电反蒋，反戈一击
叶剑英作出反蒋决定，走反蒋的道路，不是偶然的。
从自身的历史进程看，叶剑英从云南讲武堂毕业后走上追随孙中山的革命道路，在黄埔军校受到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影响，就曾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以后经过东征北伐，在新编二师又受到共产党思想的熏陶，进一步提高了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向往靠拢共产党的组织。
从现实的形势发展看，经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叶剑英更加认清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嘴脸，断然与他们彻底决裂。
他回忆说：“宁汉分家以后，蒋介石说汉口反革命，武汉说蒋介石反革命，两下吵。
我对武汉没有多少怀疑。
但蒋介石还是总司令。
究竟跟着谁走？那时没人来，也没电报来。
我就自己看报纸，关上门，想了几天，什么问题都想到了。
我想到自己年轻时立志为国为民做点事，参加革命后当了师长。
那时师长每个月差不多都有二三万元收入。
二三万元不少了，十个月就是二三十万，公公道道，做二三年师长就是个百万富翁……如果只是为了个人，跟蒋介石走，至少可以做大官。
但是，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工人，屠杀群众，变成了十足的反革命！一个革命，一个反革命，阵线已经很分明了。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二篇（2）
参加革命，还是反革命？想了想，只有革命才有出路。
所以我就下了决心，通电全国反蒋。
一边倒，倒到武汉方面。”
当时，武汉方面仍维持着国共合作的局面。
4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左派）发表声明，表示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继续国民革命，同共产党人一道通电声讨“四一二”大屠杀罪行，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并免去其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拿解归案，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江西的局势也在逆转直下之中。
新任的江西省政府主席，原第三军军长朱培德指使国民党右派、特务分子制造###谣言，制造白色恐怖。
吉安县城如法炮制，反动县政府派出大批警察下令全城戒严，查封工会、农会、学生会、报馆等革命机构，押送国民党左派和革命团体负责人，强令出境；同时成立所谓“接管维持委员会”，接管工会组织，取缔工农活动。
以至公开围缴县农协自卫队的武器。
在这股反革命逆流冲击之下，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
叶剑英在新编二师，与左派军官和几位知心朋友商量，决定逆流而上，打出革命的旗帜，反戈一击。
他亲自起草了一份“反蒋”的电文，然后召集全师军官开会，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弟兄们，以前我拥护过蒋介石，他是我们的校长和总司令，主张北伐，联合民众，所以，我们跟着他革命，可是现在他不革命，叛变了，公开反对武汉国民政府，在上海、南京到处屠杀工农群众，枪口对准老百姓，这是不能容忍的！他叛变革命，我们就要反对他。”
他打比方说：“蒋介石和我们是一副锅灶煲饭，现在他不干了，一定分开，分两副锅灶煲饭，那有什么办法？现在一个武汉，一个南京，何去何从？我想了又想，几夜没有睡好觉，想好了，不能与老蒋一锅煮了，决定与老蒋分道扬镳！拥护武汉政府，跟着武汉走！”他当众宣读致武汉国民政府的电文，表示“至诚拥护中央反对蒋介石”，通电全国。
他把电文交给秘书发走后，又向大家说：“弟兄们，从即日起，本师长正式宣布辞职，暂由参谋长代行视事。
至于诸位的前程如何打算？我不敢预卜。
但我希望诸位振作精神，谨遵总理遗嘱，革命到底！人各有志，我决不勉强。
愿意革命的，拥护武汉政府的留下；拥护蒋介石，想去南京的，也请自便好了。”
在场的官兵，多数人表态愿意跟师长干革命，留在二师，听武汉政府的号令。
右派军官团长徐宝鼎、夏楚钟等少数人表示反对，当即退出会场。
叶剑英看到这种情形，颇有感慨地说：“看来我们这个部队是一支正义之师，我们的军官大多数是革命的！”大家热烈鼓掌。
叶剑英的反蒋电文，在当时的政界和军界引起震动。
有人几次报告蒋介石，但蒋犹然不信。
在他心目中，叶剑英是讲交情的人，不会反对他。
那份电文即使真是叶剑英发的，也是共产党背后捣鬼。
他交代侍从室查问明白。
通电反蒋之后，吉安师的右派军官和“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激烈反对叶剑英，并与当地右派势力勾结起来，准备闹事。
叶剑英同魏燮元等左派军官紧急秘密磋商，决定稳住全师官兵，迅速派出可靠人员分头袭击、扣押右派军官，收缴枪械；完成任务后，举行誓师大会，迅速编成四个团，取道赣北，向北进发，投靠武汉革命政府。
队伍开拔之前，左派军官和叶剑英商定借给师长祝贺生日和一位军官结婚的名义，在师部驻地学校的后花园，摆酒###，联络感情，交换情报，议论军机。
大家频频举杯向叶剑英敬酒祝贺。
叶剑英举杯回敬：“谢谢诸位，现在天下未定，大家可不能纸醉金迷，头脑要清醒啊！”叶剑英趁机和进步的军官张克、刘世璋、陈世光等悄悄交换意见，耐心地开导，争取更多的人赞同起义，部署二师暴动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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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二篇（3）
有的团长怕举事不成，说：“师座，还是带我们一起走吧！”叶剑英示之以缓，劝阻说：“事不宜急，等一等，看看再说。”
宴会后，大家留影纪念。
叶剑英当“导演”给大家拍照，有两张珍贵照片至今仍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
数日后，叶剑英一行化装秘密起程北上。
叶剑英走后，二师左派军官成立了“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于5月6日通电讨蒋，电文首载于《汉口民国日报》。
通电发出后，遭到右派激烈反对，双方剑拔弩张，二师陷于分裂状态。
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经过多方面酝酿，紧急磋商，于5月13日举行了武装暴动。
左派军官们逮捕了反动军官，控制了部队。
暴动以后，“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致电武汉国民政府报捷：“全师反动分子暗中猖獗。
（职等）于本月13日夜，协同农工群众将本师反动分子肃清，从此绝对拥护中央，打倒蒋介石。”
20日，在城内中山广场召开军民联欢庆祝大会。
出席大会的有士兵，有工人、农民，也有普通市民数千人，群情激昂，口号声、歌声连成一片，气势很盛。
但是右派军官组织暴徒突然向群众开枪，进行反扑，当场打死兵民十余人，造成极大混乱。
不久，朱培德派杨竹轩、杨如轩两个师包围暴动的新编二师，被缴械改编。
蒋介石得知新编二师暴动的消息，大为恼火，立即让下属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起草了呈文：“前新编第二师代理师长叶剑英，率师驻次吉安，勾结共产分子，阴（谋）叛党，竟于5月13日鼓动该师学生队及师部监护队，勾结当地农民自卫军，将该师忠实部队逼令缴械，并将忠实官佐逮捕监禁。
该师长叶剑英及跨党分子张克等倒行逆施，谋叛党国，即通令各军一体严缉惩办，拟请准该逆等一体开除党籍。”
7月28日，南京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第十七次常务会议，决定将叶剑英等“永远开除”国民党党籍并予以通缉。
蒋介石虽然“开除”了叶剑英，但他一直欣赏并企图拉回这个年轻有为、文武双全的将领，据传他曾向亲信交代，抓住共产党有两个人不要杀，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叶剑英。
二、迎着反革命逆流，加入中国共产党
4月中旬，叶剑英一行，经南昌、九江，登临庐山，转道武汉。
武汉国民政府在共产党的推动下，继续推行三大政策，坚持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成立了以毛泽东、邓演达、谭平山等五人为委员的全国土地委员会和农###动讲习所，在广大农村开展惩治土豪劣绅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
这是好的一面，另一方面，武汉政府成分不纯，内部矛盾重重，外部四面楚歌：一是帝国主义分子和封建军阀势力的阴谋破坏，制造事端；二是蒋介石占据东南诸省，同四川军阀杨森遥相呼应，从东、南、西三面包围武汉。
三是奉系军阀张作霖从北方窥伺，随时准备进攻。
几股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对武汉实行军事压迫和经济封锁，使武汉三镇陷入严重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危机之中。
在这种艰难复杂的境况中，叶剑英在武汉急于寻找共产党，但党已经转到地下，一时又找不到。
进退维谷，迷茫徘徊。
最后为了找个落脚点，他应第四军“铁军”军长张发奎之约，来到第四军军部帮助工作，随后又参加了第二次北伐。
6月1日，国民革命军在河南击退奉军之后，叶剑英随师返回武汉，正式被任命为第四军参谋长。
可喜的是，他在第四军军部有机会结交更多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思想日趋进步。
形势逆转。
武汉国民政府每况愈下。
一些对工农运动怀有刻骨仇恨的将领夏斗寅等，在南京当局的诱使下，开始投降蒋介石，公开发动叛变，进攻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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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二篇（4）
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朱培德在江西大肆屠杀工农群众。
而被武汉国民政府刚刚任命的河南省政府主席冯玉祥，竟与蒋介石称兄道弟，决定###、反苏，致电汪精卫、谭延等，要求宁汉携手，共同北伐。
武汉政府主席汪精卫早已向蒋介石暗送秋波，接到电报后，更加坚定“分共”的决心，投靠蒋介石。
宁汉合流的趋势已定，国共合作的局面破裂。
在革命新危机面前，每个革命战士都面临着新的考验，交出新的答卷。
叶剑英日益感到，汪精卫靠不住，冯玉祥靠不住，最后连“左派”将领张发奎越来越向右转，也靠不住了。
只有共产党真心真意为工农大众谋福利，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把革命进行到底。
因此，他更加坚定了找共产党的决心。
一种渴望投入共产党的怀抱的强烈愿望，一种渴求在共产党领导下重新投入火热斗争的激情冲动，使他浑身热血沸腾。
但是此时此刻，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去投靠共产党，要冒很大风险。
“道路艰险何所惧，只身偏向虎山行。”
尽管前进道路布满荆棘，但动摇不了他救国救民的初衷。
他决心走出逆境，继续寻找共产党。
到哪里去找共产党呢？即使找得到共产党，党能够吸收吗？过去申请入党，不是遭到拒绝了吗？尽管被戴上过“蒋介石嫡系军官”的帽子，被诬为“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但他始终没有放弃找党入党的念头。
当时武汉不少左派革命者想留学苏联，或到其他欧美国家去深造。
叶剑英带着对共产主义的向往，也想到列宁的故乡去。
但是，怎样才能去呢？他想到了与苏联有联系的老相识邓演达。
邓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是国民政府的风云人物。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主持召开武汉30万人的群众大会，声讨蒋介石。
蒋介石派人拉拢不成，就通电解散邓演达为主任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
邓演达对大革命深感失望，又因遭到排挤，也心灰意冷，正在考虑出洋问题。
就在这时，叶剑英找到他，向他倾述了自己的内心矛盾和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