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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参考消息》（2007年4月8日）引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文章，说是今之中国的仿照制造业，被仿造的不止是光盘、手表、手袋、衣服……甚至还有汽车等大型物件，那些专事仿制的人说，除非是您的亲娘，否则他们什么都能仿造。
谋略也有仿造，但无论怎样的善于模仿，也终缺乏原创性，终为小智小慧。蝼蛄不知春秋，夏虫不可语冰。杨度的智略，归根结底一个字：小。格局小，气魄小，心地本不光明，事迹拿不上台面，地狱之设，端为此辈。
杨度本质上属于奸佞巧伪人，梦想跃为国师。筹安会运作所暴露的真相，试图以权谋附属与袁大头，与之实施政治捆绑，但其对大战略完全束手无策。到了一定的临界点，智略逸去，霸王硬上弓，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既乏道德高度，又无认知高度。虽不乏鸿鹄之志，却只有燕雀之智。
杨度在政治上颇像一个饿到慌张战栗的衰汉，饥不择食，乃自荐为厨师。当主家告知可以分一杯羹时，他打下保票，将烹制史上未有的美食佳肴。结果呢？他没有所需的各种原料，他本人也不是那块料，他手忙脚乱，煮出满满一锅烂菜，里面没有他描述和想象的珍馐美味，只有败鼓之皮、牛溲马勃，食之，无法下咽；弃之，万分棘手。这个厨师现形了。
他的病态饥饿又促使他卷起铺盖，寻求下一个主家去了。
唐德刚先生论杨度，可谓鞭辟入里。他说，汪精卫之失足，实由于身边那个才胜于德、做宰相大梦，而生就汉奸胚子的周佛海，联合汪氏泼辣褊狭的老婆陈璧君，而拖其下水，有以致之。袁世凯之失足，则由于他身边那个才德不称，对现代政治知识实无所知而恃才傲物的杨度，联合袁世凯的那个混球太子欺父误国的袁克定，把老头子拖下粪坑，其失足情况，与汪氏如出一辙。“袁家骝教授向我叹息说，实在是怪的大伯父（袁克定）。项城一代枭雄，而败在这么个败类的儿子之手，也真是窝囊之极。杨度此人则自高自大，始共和，中帝制，晚年竟然加入共产国际 。亦见其为人与思想之反复无常，而心比天高，口若悬河，己且不知，何能教人？”（《袁氏当国》228页）
机会主义者的机会（5）
到了1929年，杜月笙以张尧卿之介，邀杨度为外围幕僚。并拨给洋房一幢，另支月俸500大洋。杨氏此时的“思想意识”，居然又是第三国际的教条形态了。杜月笙礼遇之，全从大面上的人际考虑，或可谓一种押宝与投资，并非以为杨氏真会有什么锦囊妙计。
小动作往往缺乏“大实力”。正因为他手里没有“大实力”，所以才需要向社会转达无力的辩解。缺乏“大实力”的“小动作”起不了什么作用。既然没有“大实力”，那就学习文明政争吧。
……
杨度他们倾力操作袁世凯上位之事，四处奔走，大干快上。而另一批人则怒其专制阴损，欲对其做最后之解决，较典型者乃是前述1916年1月袁瑛暗杀袁世凯未遂。
筹安会不能不说他们聪明。但这聪明，他们的观察，事起之际，多靠嗅觉；进行期间，更只有利害商数，没有是非。
章太炎入幕若即若离
当1926年春，国民革命军经汀泗桥血战，致直系部队土崩瓦解。在湖北的吴佩孚，于败落大势中尚有一段回光返照的日子。其时军中幕僚人才济济，极一时之盛。组织讨贼联军总司令部，张其锽（子武）为秘书长，蒋百里为参谋长，总参议是章太炎，军务处长是张福来，秘书帮办杨云史，高级参谋张方严，声势显赫。
章太炎多次试图与军阀推行古礼，“将来没有端绪，著为典章，务使一般社会览而易知，知而易行，使人民知我国尚有此礼制，为四通八达之大路……”（《章太炎学术年谱》384页）
因此1927年4月以后，上海一些民间团体以纪念五四为契机，通过决议，呈请国民政府通缉学阀，即有章太炎、张君劢、黄炎培等十余人，稍后更列章太炎为第一学阀。皆因其出于利禄而与军阀不清不楚的暧昧瓜葛。
1906年，章太炎发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录》，说到为人在世，总不愿以疯癫视之，然而他说：“独有兄弟承认我是疯癫，我是有神经病，而且听见说我疯癫，相反格外高兴。为什么缘故呢？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兄弟看来，不但有精神病，只怕富贵利禄当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章太炎文选》141页）他早年创革命排满之说，其师俞曲园老人大不以为然，和他断绝师生关系，逐出门墙。稍后为《楚学报》主笔，著《排满论》6万言，梁鼎芬急请总督衙门逮捕，师友乃出一计，谓他是个疯子，逐之可也，由是事乃得解。
民国肇建，袁世凯以禄位诱之，先授热河都统，旋返，袁氏阳为厚遇，实则以软禁羈縻之。章老曾跳脚大骂，部院秘书竞观稀奇。帝制告成，太炎知祸将来，佯狂避之。尝于冬日赴宴，宾主未入席，先生已据案大嚼，俟客入座，他已食毕扬长而去，世间又纷传他为疯子。太炎为晚清学术巨子，朴学第一，文章古茂第一，同时亦为同盟会政论第一。其行事风格，动辄走极端，爱则加诸膝，恶则坠诸渊，尝与孙中山数离数合，其间蔡元培愤之，以为当谴责，中山思再三，以为“尊隆之道，在所必讲”。
章公桀骜不驯，同时在看人说话一方面，却又心细若发。1926年，章太炎反对北伐，也对张作霖、吴佩孚、冯玉祥深表不满。
他唯对孙传芳尚加青眼。8月9日，他答应孙传芳的邀请，担任南京修订礼制会会长。孙传芳力促复古，举行投壶古礼，由太炎主持，仪式当日未出席，可知两者之间尚有一定距离。太炎依托实力人物来推行他的思想主张，无可厚非，复古代之礼，在技术上也是可用的，其中包含古时合理的社会生活习俗，属民俗文化范畴，并非纯粹帝王专制那一套。
机会主义者的机会（6）
问题是他的匡时之志，所托非人。这位第一流的大学者，情绪骚动，不甘寂寞，但却缺乏相应的政治智慧。
冯玉祥认为北洋中后期，实属黑暗中的极其黑暗，一切关系极为混乱。张勋复辟时带着康有为，作为外围幕僚和镇山之宝。
成则为殿堂金銮国师，败则为村校国文老师，成为中国文人满腔苦涩的千古情愁。
1921年间，直系吴佩孚笼络于右任，拟给予每月千元的总统府高等顾问衔头及一等文虎章以为笼络。
于右任说，钱我见过，什么文虎章，你妻侄小舅子都给，狗也给，猫也给，我看得不值半文钱（冯玉祥《我的生活》311页），拒不受。
章太炎为这事专门修书一封讽骂于右任，于氏深觉不爽。
章太炎曾作《谢本师》一文，对于俞曲园先生表示脱离；当章太炎在孙传芳那里主持投壶典礼之际，他的弟子周作人就在《语丝》杂志刊发谢本师的文章，也把太炎给“谢”了，以为他的政治活动不高明。他由“谢”师的主角变成被谢的对象，他的感慨可想而知。周作人说：“《民报》时代的先生的文章我都读过无遗，先生讲书时像弥勒佛似的趺坐的姿势，微笑的脸，常带诙谐的口调，我至今也还都记得。先生现在似乎已将四十余年来所主张的光复大义抛诸脑后了。我相信我的师不当这样，这样也就不是我的师。此后先生有何言论，本已与我无复相关，唯本临别赠言之义，敢进忠告，以尽寸心：先生老矣，来日无多，愿善自爱惜令名。”
章太炎谢（拒绝、脱离）俞樾（俞曲园），周作人谢章太炎，更搞笑的是俞平伯后来又把周作人也给谢了。平伯是曲园的曾孙，这真像一个圆周样的循环轨道呢。
圣人欲做超级幕僚
1923年，吴佩孚50岁，在直奉战争中击败张作霖的奉系军队，被委任为直鲁豫三省巡阅副使，驻在洛阳。康有为贺吴佩孚寿联云：
牧野鹰扬，百世功名才半纪；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
那个气势是饱满拔节地烘托起来了，沧海横流，豪杰出世，雄才大略，鹰扬虎视，极言宇内大才超尘拔俗的宏大气魄。正因为联语极佳，被人窥破其中阿谀奉承的机关，坊间讥刺为“傍友”，犹今之傍大款的傍，吊膀子式的傍，其惶惶奔走，寻求依傍的心理昭然若揭。
他看中了吴佩孚的赫赫武功，看中了他也是秀才出身，看中了他也有复古思想。他自居文圣，想把武圣的尊号献给吴佩孚。但吴氏对之尊而不亲，使其失望而去。
当时有实力的是曹锟，曹氏的左右，没有一个人喜欢吴佩孚，他在洛阳的计划，外边的传说与他实际的作为并不尽同。对所谓“武力统一全国”，隐然知其不可，当时醉心武力统一的并非吴佩孚本人，反而是反对他或拥护他的人，前者借此对他攻讦加罪，后者借此谋利取势。除了康有为，另有汪兆铭、张謇、章炳麟、徐绍桢、张继等形形色色的知名之士，或者亲到洛阳，或者函电飞驰，目的非常明确，而收获甚少。其间如康有为、章炳麟表现异乎寻常的热诚，康有为讲四维八德，发扬传统文化，以为和吴佩孚主张所吻合，期得采用。吴佩孚大感慨道，横柴入灶，团结无望；勉力从之，则可能产生技术性阻绝，导致未战先输。所以他对他们表面上很尊敬，实际轻视，只是虚与委蛇而已。
康有为行为颟顸。1924年，在西北逗留西安其间，督军刘镇华待为上宾，赠送上等皮袍。他又说冷，要买狐皮袍子，刘也应之。他给刘镇华赠送一联，捧场之病依旧。联曰：华为五岳首，海纳百川流。依然老脸老皮，不顾社会反应，先把实力人物捧到极顶再说。以一并不高明的幕僚之才，而欲栖身教主地位，时势不作美，前途每况愈下的局面之下，其猴急抓狂的心理真是不堪得很。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机会主义者的机会（7）
陕西省收藏家，慕名请其鉴定文物，康氏来者不拒，多据为己有。又有请看古钱的，他便向袖子里面一藏，据为己有。那人再三说是传家之物，情愿送他一枚，请把其余退还，康氏顾左右而言他，装作没有听见走了。他又顺手牵羊拿走卧龙寺所藏经卷，被绅士李汉青等告上法庭，将经卷截回。康氏恼羞成怒，向刘镇华要求赔偿100万元，并以家藏图书要求西北大学购买，索钱；甚至要求刘镇华私人投资做其办《不忍》杂志的股本，聘请其门人张某为西北大学教授做交换……（高拜石《古春风楼琐记》二卷，86页）
穷途末路时分，他的本色现出原形，简直是不管不顾的撒赖耍赖。
戊戌变法的失败，与改良派失策有关，康梁作为光绪帝事实上的幕僚，想当教主，而性格一根筋，操作更是笨伯，一意孤行，那就有好看的了。他们的失败，既非因为慈禧的观念守旧，也和所谓国民素质低下无涉。近代以前，日本社会也和中国大同小异，人治社会，谈不上什么宪政素养，但是东瀛的明治维新就顺利达成了。
变法期间被光绪帝倚为股肱之臣和智囊核心的康有为，成为变法运动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作为戊戌变法的灵魂人物和不可替代者，康有为的一言一行，对戊戌变法都有关乎成败的影响。
当时的慈禧太后，乃是清廷的最高权力的拥有者，权欲极强，说一不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染指，康有为要搞君主立宪，首当其冲的乃是与慈禧关系的调理，要么不顾一切以非常手段置之死地，要么变更路径低首下心曲线抵达，但康氏不作此之图，反自肇端就触犯实权派的大忌，等于将改良派急需之最高权力，猛然推到了改良运动的对立面，胶柱鼓瑟若是，戊戌变法焉有不败之理？
他早先反对、或者瞧不起辛亥志士的铁血手段，所以在变法危急关头，首先想到的是袁世凯，“乃属谭复生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挟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康南海自编年谱》）。殊不知袁世凯是个势利小人，比他更鬼，光绪皇帝在得到康有为的暗示之后，嘱托袁世凯：朝廷一旦有“意外之变”，他就即刻带兵进京。
唐德刚说，其实戊戌变法的中心人物还是光绪帝。康有为只是他看中的一个变法顾问而已。但是康派之毕其功于一役的过激作风，却颇能说服那急于求治的年轻皇帝。皇帝既有过激倾向，乃激起保守派和投机派的联合阵线的反击。而康派的教条主义和过激作风，也拒斥了开明而强大的中间派。开明派和中间派靠边站，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