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真是卑之无甚高论了。问题是专制乃杀灭生机的一种病毒，怎么以之“求富强”呢？这不是南辕北辙吗？张氏的症结，就在这里。
张之洞要维护旧的道德，其实旧的思想好的一面，也要在*体制下才能完善之，辩证有序融化之，升华之，承继之。旧思想、旧道德中好的一面，在专制中同样备被打压，至晚清，世道跑步进入缺德社会，根源在于清廷的习惯性缺德。
如此一来，张之洞之流要求不变中体之下，来做立宪意义的改良，那就强人所难了，是看似正确，实则永远走不到目的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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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活在幻想中
康有为对皇帝的怀念，执著的念想，在变法失败后狼狈逃窜的年月中，越加的深入骨髓，渐渐地发展为一种相思成疾的精神病倾向。任何其他的人和事，在他眼中，都会显得轻飘无质量；其他的路径和方法，被他以皇帝头号幕僚的身份一比，顿时相形见绌。康有为就活在这样的幻想和幻象中不能自拔。
他自然有他的理由。且看当年他们之间的对话：
二十八日早入朝房……吾入对，上问年岁出身毕，吾即言：四夷交迫，分割至，覆亡无日。
上即言：皆守旧者致之耳。
上言：今日诚非变法不可。
吾言：近岁非不言变法，然而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连类并败，必至无功。譬如一殿，材既坏败，势将颓覆，若小小弥缝补漏，风雨既至，终至倾轧，必须拆而更筑，力可庇托。然更筑新基，则地之广袤，度之高下，砖石楹桷之多寡，窗门楹朽之阔窄，灰钉竹屑之琐细，皆须全局统算，有一小缺，必无成功，是殿终不成，而风雨终不能御也。
上然之。
吾乃曰：臣于变法之事，尝辑考各国变法之故……皇上决意变法，可备采择……
上曰：然，汝条理甚详。
吾乃曰：皇上之圣既见及此，何为久而不举，坐致割弱？
上以目睨帘外，既而叹曰：奈掣肘何？伊（指守旧权贵）等皆不留心办事。
吾曰：大臣等非不欲留心也，奈以资格迁转，至大位时，精力已衰，又多兼差，安无暇晷，无从读书，实无如何，故累奉旨办学堂，办商务，彼等少年所学皆无之，实不知所办也……
上一笑。
吾曰：自割台后，民志已离，非多得皇上哀痛之诏，无以收拾之也。
上曰：然。
吾乃曰：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故虽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湾、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
上曰：然，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故致此。
对曰：上既知八股之害，废之可乎？
上曰：可。
对曰：上既以为可废，请上自下明诏，勿交部议，若交部议，部臣必驳矣。
上曰：可。
……（据康有为《自编年谱》节录）
一个何等开明、锐进，富有超越眼光和远见卓识的光绪帝啊。难怪康有为开口闭口他和皇帝如何如何了；问题是变法烈火焚城一般亡于慈禧的政变，一时间人头落地，杀戒大开……改良派背井离乡，有国难投，皇帝又在软禁的折磨之中，而康有为这个时候仍然沉溺在当年短暂的得意，一概拒绝革命者的善意和帮助，这种固执和不智，对康氏本人，对幽禁中的光绪帝，对改良事业的前途，都是极大的根本的伤害。口能吐玫瑰，也能吐蒺藜。康有为常常口不择言，其言其文，伤人无数。
现今的国人大体上和旧时代不同了。他们不再渴望一个明智的皇帝和一些守正不阿的清官。他们业已懂得，只有西方式的*制度，才可以保证他们想得到的东西：富裕、安全和受到公正的对待。就算得力的强梁或中产以上阶层，也多作此想。这是他们急不可待地将子女玉帛转移到欧美的一个原因。
但那时的康有为却自始至终渴望一个明智的皇帝，而且这个皇帝对他那么赏识。
梁启超念头飘忽
1900年，梁启超想去美国，未及到，而义和团已在北京骚乱，接到多方函电催促回国。回至日本，闻北方失守。抵沪之日，唐才常等人已先后就义。
公私皆不获有所救。于是去国，先往香港，继而渡南洋，游澳洲（《三十自述》）。他1902年春办《新民丛报》。他说，“专欲鼓吹革命”，“如欲导以变法，则不可不骇以民权，欲导之以民权也，则不可不骇以革命”。大概唐才常的血把他刺激了一下。
钱基博说：“梁氏……其间亦为革命排满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
1903年，康有为在香港发表《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章太炎作《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予以痛驳。
这个时候，梁启超将世界政体分为三种，一是*立宪政体，但他说该政体在选举总统时，竞争太烈，施政方略变数太大，不是国家之福；二是君主专制政体，朝廷把人不当人，防民如防备盗贼一样，各种矛盾冲突导致大乱，也可怕得很；三是君主立宪政体，乃是最优良的，它行之有效，又合于中国风俗。
但是他又说，今日中国遂可行君主立宪政体乎？还是不能。立宪政体，必待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中国最速亦须十年或十五年。
这又把话说回去了。既然如此，当年何必紧紧抓住光绪帝变法呢？像愚公移山一样，一代代等下去不好吗？
到了1905年，他撰写《开明专制论》，倡言中国今日万不能实行共和之宪制，也不能实行君主之宪制，当以开明专制为宪制之预备。较之同盟会此时发行的《民报》，梁氏常与之为敌，思想又趋保守逆动。
汪精卫《论革命之趋势》1910年春刊于《民报》。他在此数万言长文的结尾部分指出，立宪派的论点：应使宪法由国会产生，不应是国会由宪法而生。
这是不错的，它是宪政的正途。
问题是，前提是宪法若要由国会产生，就决不能使国会由朝廷的指定而组成。若是这样，那宪法也不可得。现实是什么呢？国会系由朝廷指派而成。
这一点，就连立宪派也绝望了。
所以，汪精卫在文章中呼叫立宪派赶紧醒悟，促他们勘破生死界限，假如他们真的念及人民的疾苦哀号，就应当奋然投袂而起。
作者指出，专制之世，上下都没有法可守。因此人民对于君主，只有以道德高下来判定，有道德就足以服人，无道德则被指为残贼。立宪的世道就不一样，君主和人民的权利义务，都有法条所限，人们看待君主，没有贤愚不肖的问题，仅有违法与否的分别。若要把危险的大权在握的君主控制在笼子里，使他不至于乱咬人，必须造成真正的宪政。若是国会由强权指定，那样的国会就只得名义，宪政呢？自然是晃晃悠悠，无根漂蓬，又必定泡汤了。
在同一年的梁启超的文章《国会期限问题》中，梁氏以为，清朝官吏视宪政为寇仇，所痴迷者，就是金钱，就是权位，没有别的。他们也大呼要立宪要宪政，不过前提是这种宪政必须保证他们对权位、金钱的攫取，否则什么宪政也不要。
梁启超论到，前些年，考察政治大臣曾有结论：立宪政治，上利君，下利民，而独独对中间的各级官僚不利。为什么呢？他们为之迷醉的贪贿之政，肯定不可行了。所以梁氏认为他们才是宪政的大阻碍，即宪政的阻碍并不在居于最高位的皇帝。基于此点，他推求再三，恭维说，皇上对宪政的期待，比任何人都还要急迫。皇上定然对国会爱护有加，就像爱护子女一样。可是，预备立宪一会儿九年，一会儿七年，没个盼头，他也急啊。那怎么向国人和读者解释呢？梁先生说，可能是要求宪政者的哀告还不够，诚心还不足，那么他就要带头，不断地请求，不断地上书，直到那一天的到来……此公也真可谓移宪政之山的愚公了。
章太炎对康、梁辈是很烦躁不耐的，主要就是他们难以沟通、难以疏通、难以交通的心性把他搞冒火了。他决然说：“世有大雄无畏者，必不与竖子聚谈猥贱之事已。”（《四惑论》）
就梁先生的言行看来，游移跳动，忽三忽四，忽天忽地，念头飘荡，殊少定见。谭嗣同的血算是白流了。他曾撰写《日本预备立宪时代与人民》，为当时清廷下预备立宪令合作。后又发起政闻社，其机关杂志《政论》，旋为清政府封禁。
到了1911年，武昌起义后，清廷起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连梁启超一块儿起用，授他为法部副大臣，这时他反而不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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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大笔如椽
1903年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振聋发聩，其文富于思辩、学理和论战性；而康、梁的文章都是血质充沛，感情外露，笔蘸浓墨，哀感顽艳。
章太炎投身论战后，他的文章征引繁博，论据坚实，康、梁逊之。无论掉书袋，还是述见解，章太炎均胜对手一筹。文人学士，转而佩之。“夫以一时之富贵，冒万亿不韪而不辞，舞词弄札，眩惑天下，使贱儒元恶为之则已矣；尊称圣人，自谓教主，而犹为是妄言，在己则脂韦突梯以佞满人已耳，而天下之受其蛊惑者，乃较诸出于贱儒元恶之口为尤甚。岂可无一言以是正之乎”？
“长素又曰：氐、羌、鲜卑等族，以至元魏所改九十六姓，大江以南，骆越、闽、广，今皆与中夏相杂，恐无从检阅姓谱而攘除之。不知骆越、闽、广，皆归化汉人而非陵制汉人者也。五胡代北，始尝宰制中华……日本定法，夙有蕃别，欧、美近制，亦许归化。此皆以己族为主人……今彼满洲者，其为归化汉人乎？其为陵制汉人乎？……徒以尊事孔子，奉行儒术，崇饰观听，斯乃不得已而为之，而即以便其南面之术，愚民之计。”
“况于廷杖虽除，诗案史祸，较诸廷杖，毒螫百倍。康熙以来，名世之狱，嗣庭之狱，景祺之狱，周华之狱，中藻之狱，锡侯之狱，务以摧折汉人，使之噤不发语。虽李绂、孙嘉淦之无过，犹一切被赭贯木，以挫辱之。”
“至于近世，戊戌之变，长素所身受，而犹谓满洲政治为大地万国所未有，呜呼！斯诚大地万国所未有矣！李陵有言，子为汉臣，安得不云尔乎？”
“长素以为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然则立宪可不以兵刃得之耶？既知英、奥、德、意诸国，数经民变，始得自由议政之权。民变者，其徒以口舌变乎？抑将以长戟劲弩飞丸发旍变也？近观日本，立宪之始，虽徒以口舌成之，而攘夷覆幕之师在其前矣。使前日无此血战，则后之立宪亦不能成。故知流血成河，死人如麻，为立宪所无可幸免者。”
“要之，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呜呼哀哉！‘南海圣人’，多方善疗，而梧鼠之技，不过于五，亦有时而穷矣。满人既不可欺，富贵既不可复，而反使炎黄遗胄受其蒙蔽，而缓于自立之图。惜乎！己既自迷，又使他人沦陷，岂直二缶钟惑而已乎！此吾所以不得不为之辨也。”
简言之，在章太炎那里，旧的国粹方面比康、梁还旧还深，新的西方的政体思想比康、梁还新还锐。章太炎的《与吴君遂书》，提倡力行，兼革命与学术于一身，其方法上倾向于以人文阐释与科学实证相结合的治史途径。
1904年，康、梁仍坚守立宪与改良的道路，但已失却从前的影响力。本年，孙中山的《敬告同乡书》，产生更大影响，康、梁之徒为之气沮。“夫康、梁，一以进士，一以举人，而蒙清帝载湉特达之知，非常之宠，千古君臣知遇之隆未有若此者也。百日维新，言听计从，事虽不成，而康、梁从此大名已震动天下。此谁为之？孰令致之？非光绪之恩，易克臻此！今二子之逋逃外国而倡保皇会也，其感恩图报之未遑，岂尚有他哉！”这个剖析，深入到康、梁的骨子里头去。当然，他们感铭于皇帝的知遇，这也没什么错，但他们搞他们自己的一套便也罢了，可是他们偏偏在自己给清廷打得抱头鼠窜之际，还对革命者的搭救毫不领情，并在海外毁坏后者的名声，口舌间所持有的一套还是清廷的语汇，其在海外的行迹，忽上忽下，忽左忽右，上下其手，莫名其妙，所以中山先生直接出马，他继续写道：
“或曰：言借名保皇而行革命者，实明明出诸于梁启超之口，是何谓诬？曰然，然而不然也。梁之言果真诚无伪耶？而何以梁之门人之有革命思想者，皆视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