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 当年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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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那些事儿 当年明月- 第1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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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鳌妥协了,刑部就此递交了处理意见——依律处决。

  然而严嵩万万没有想到,他费尽心机的这份文书竟然还是无法执行,而他也无可奈何——皇帝不批。

  嘉靖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锋锐少年了,他已经做了三十年皇帝,经历了无数风波,斗倒了无数权臣,该吃的吃了,该玩的玩了,该整的夜整了,剩下的唯一愿望就是多活几年。

  所以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修道事业中去,把国事交给手下的大臣。而这位聪明的皇帝之所以敢于放权,是因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所有的大臣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没有人是他的对手,没有人能猜透他的心思。

  一般说来,老板越聪明,员工也就越难受,嘉靖老板是不好伺候的,他不但天资聪慧,而且善于耍诈,你说东,他就偏往西,你让他吃饭,他偏要睡觉,总之是让你摸不着他的谱。

  然而情况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日积月累的折腾中,大明公司的几位顶尖员工终于超越了老板的水平,成为了真正的领导者。

  在这些足以掌控老板的超级员工名单中,有着严嵩和严世蕃的名字,当然,还有徐阶。在此之后不久,两个更为厉害的人也将被列入这个名单,而他们所掌控的,将是天下。

  耍猴的时代即将结束,被猴耍的时代即将开始。

  但至少在杨继盛的问题上,嘉靖暂时还没有被耍弄,他十分清楚此案奥秘,毕竟杨继盛的目标只是严嵩,严嵩想借刀杀人,他却不想被人当枪使。

  杨继盛的案子就这么拖了三年,悬而不决,直到三年后的那起意外事件。

  嘉靖三十四年(1555),杨继盛仍在狱中顽强地坚持着,外面的同僚同事们却忍耐不住了,人关了这么久,吃了这么多苦,连个说法都没有,你当言官们是饭桶不成?

  于是一时之间群臣上书,要求释放杨继盛,声势浩大,甚嚣尘上。

  严嵩沉不住气了,此时,严党的中坚人物,著名贪官鄢懋卿向他进言:

  养虎为患。

  严嵩点了点头。

  恰在此时,严嵩看到了他的干儿子,严党的另一干将赵文华送来的一份论罪奏疏,在这份奏疏上,写着两个人的名字。

  严嵩思索片刻,拿起了笔,在这两个名字的后面,又加上了三个字:杨继盛。

  因为他十分清楚,名列这份奏疏上的人,必死无疑。而皇帝在盛怒之下,是不会注意到这个小小的笔误的。

  严嵩充分地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历时三年,用尽手段,他终于把自己的死敌杨继盛送上了黄泉之路。

  然而他万万不会想到,在他写下杨继盛名字的那一刻,他已犯下了一个最为致命的错误,覆亡之门就此打开。

  在隐忍的日子里,徐阶时刻注意着严嵩的言行,而他迟迟不动手,是因为他一直未能发现严嵩的破绽。

  纵横官场四十余年的严嵩是真正的精英,他虽然贪污受贿,虽然结党营私,却无人能抓住他的把柄,因为他知道哪些钱可以拿,哪些不能拿,哪些人要打,哪些人要拉。

  所以这么多年来,他只受到过一次真正的威胁,然而那位慈悲为怀的夏言先生放过了他,此后他变得更加谨慎小心,狡诈无情。

  然而他终于大意了,杨继盛的死劾激起了他的愤怒,混淆了他的思维判断,于是他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杀死杨继盛。

  杨继盛就是奔着死来的。

  他不受严嵩的收买,不听朋友的劝告,明知毫无胜利的希望,却依然押上自己的一切,以死罪弹劾严嵩,因为他的目的很明确:

  只求一死。

  用死来表达他的愤怒,用死来唤醒胆怯的人们,如同春秋时的铸剑师那样,杨继盛用他的生命铸就了那柄斩杀奸邪的利剑。

  事实证明,杨继盛的死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圈套,而严嵩义无反顾地跳了进去。

  嘉靖三十四年(1555)九月,正如严嵩所预料的那样,愤怒的嘉靖批示了这封奏疏:秋后处决。

  消息传出之后,一个女人在自己简陋的房中,完成了另一封奏疏。

  这个女人是杨继盛的妻子,伟人的老婆自然也不是常人,在上书里,这个弱女子提出了一个公平的交换条件——倘以罪重,必不可赦,愿即斩臣妾首,以代夫诛。

  一命换一命,很公平。

  严嵩看到了这封奏疏,然后扔进了文书堆里。

  杨继盛的妻子文化不高,这封文书是她口述,由王世贞代写的,在临刑前,他再次来到狱中,去向他的同年兼好友告别。

  王世贞是个讲义气的人,之前他曾多次探监,给杨继盛送来汤药,帮助他熬了下来。

  可是事已至此,回天乏术,于是在诏狱中,王世贞和他的朋友见了最后一面。

  眼前的杨继盛已经不成人形了,他没有父母的疼爱,众人的追捧,他很平凡,即使在那支光荣的进士队伍中,他也只是一个为人忽视、沉默寡言的人,辉煌显赫从未属于过他。

  而今的他,只剩下了残肢破衣、遍体鳞伤,还有即将到来的死亡命运。

  杨继盛却只是平静地提出了最后的要求:

  “我的后事,就劳烦你了。”

  杨继盛没有钱,他的妻子也没有钱,对他而言,要想找口棺材入土为安,是比较困难的。

  王世贞用力地点了点头,这已是他唯一能做的事。

  所有的事情都交代完了,杨继盛即将走向他人生的最后舞台——刑场。

  在这最后诀别的时候,王世贞终于不禁放声大哭:

  “椒山,事情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啊!”

  然而此时的杨继盛笑了,他倚着墙壁,用残腿支撑着自己的身体:

  “元美(王世贞字元美),不必如此,”在昏暗的牢房中,他的脸上映射出无比自豪的光芒:

  “死得其所,死又何惧!”

  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月初一日,杨继盛英勇就义。

  在这场实力悬殊的战斗中,手无寸铁的杨继盛,坚持到了最后一刻,只凭借他的信念和勇气。

  临刑前,他赋诗一首:

  〖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
  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

  历经磨难,矢志不移,叫做信念。

  不畏强权,虽死无惧,叫做勇气。

  在这一天,严嵩在他的府邸里欢庆自己的胜利,而嘉靖依然在西苑继续着他的修道事业。

  在这一天,杨继盛用他的死向全天下人揭示了严嵩的真面目,之前威风八面,不可一世的严党就此走上灭亡之路,因为有这样一句古话——众怒难犯。

  也就在这一天,努力营救却终未如愿的徐阶,在他学生血淋淋的尸首前,领悟了政治斗争的最终秘诀:

  对付流氓,要用流氓的方法。


  第十二章 东南的奇才

  严嵩之所以能够肯定那份奏疏上的两个人必死无疑,是因为整治这两人的幕后黑手正是他。

  这两个人分别是闽浙总督张经,和浙江巡抚李天宠。

  而这两位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吏之所以会人头落地,只是因为一个无聊的人,去出了一趟无聊的差。

  嘉靖三十二年(1553)十一月,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正部级官员张经,被任命为总督前往浙江,他肩负着一个特殊的使命——抗倭。

  不久之后,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李天宠,奉旨来到浙江,取代驻守当地的王忬(王世贞的父亲),成为了新的浙江巡抚,张经的下级。

  这两位仁兄都察院出身,合作得也还不错,面对着日益严重的倭寇之乱,尽心竭力,日夜勤勉。

  就在他们埋头苦干的时候,嘉靖三十三年(1554),另一个人也来到了浙江,他就是通政司通政使兼工部右侍郎,副部级官员赵文华,可这位兄台既不是总督,也不是巡抚,之所以千里迢迢跑来这里,除了观光旅游外,倒也背负着一个特殊的使命——祭海。

  让你去祭海,你就老老实实地祭海,完事后带点土特产回京也就行了,可赵侍郎却偏偏是个有抱负的人,他对倭寇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也想掺和一把。

  一般说来,京城的领导要亲临指导,地方官员高兴还来不及,可是张经总督却不买他的帐,对他不理不睬,十分冷淡。

  原因很简单,张经的官比他大。

  在明代,总督不是地方官员,而是中央派驻地方工作的领导,工资、户口都挂在中央,比如张经,原先是都察院右都御史,此次是挂衔下派,而赵文华只是奉命出差,干点临时工作。

  论资历就更没法说了,张经兄十七年前(嘉靖十六年)就已经是副部级兵部侍郎,而那时赵文华却只是一个小小的正处级刑部主事。大家同在京城里混,互相知根知底,高级干部见得多了,眼界自然比地方干部高得多。

  老子是二品正部级、两省总督,你小子不过是个三品副部级侍郎,竟敢在老子面前耍威风,你算哪根葱?

  同理,中央都察院正四品右佥都御史,浙江巡抚李天宠也不愿买赵文华的帐,每天管他三顿饭,就盼他早点滚蛋。

  然而事实证明,赵文华确实算根葱,还是根大葱,你们敢欺负我,我就让我爹来收拾你们!

  他爹就是严嵩,虽然他姓赵,严嵩姓严,但所谓有奶就是娘,有权就是爹,不必奇怪。

  严嵩之所以支持干儿子赵文华,是因为当年他当国子监校长的时候,赵文华是他的学生。而据他观察,这位学生虽然没有什么能力,却很能拍马屁,很听话,于是他安插赵文华去了通政司。

  严嵩是不做慈善事业的,他让赵文华当通政使,其中有着很深的用意。

  通政司是一个副部级部门,最高长官通政使也只是三品,但这个部门对严嵩而言却极为重要,因为它主管全国各地送入京城的公文。

  由于名声太差,全国的众多御史官员经常上书弹劾严党,虽说有严嵩在内阁压阵,但这位仁兄已经七十多岁了,难保有漏网之鱼,万一捅到皇帝那里,事情就麻烦了。

  而赵文华兄的主要工作就是每天在机关蹲守,发现可疑邮件即刻予以删除(销毁或是压住),他兢兢业业,工作完成得很好,也由此成为了严党的第一号骨干。

  接到儿子的告状信,严老爹却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回复,他托人告诉赵文华,张经并不好惹,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之前,最好还是乖乖听话。

  赵文华无计可施,但这位仁兄是个比较执着的人,又从中央要了一个观察敌情的名义,硬是赖着不走。他要留在这里,等待张经的失误。

  而不久之后,他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时的浙江沿海,倭寇气焰已经十分嚣张,有两万余人盘踞于此,根本不把明军放在眼里。张经也并非等闲之辈,他四处调兵,积极部署数月之久,却迟迟不动兵。

  赵文华反复催促,张经依然纹丝不动。

  而张总督之所以有如此举动,和他之前的一段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

  嘉靖十六年(1537),总督两广军务、兵部侍郎张经,奉命去平定广西断藤峡叛乱,在长期艰苦的山区作战中,他养成了稳重进兵的习惯,更重要的是,在这次战争中,他还发现了一个十分可怕而特别的战斗群体——狼土兵。

  狼土兵以少数民族为主,大都不习文化,好勇斗狠,战斗力十分彪悍,当年曾让张经吃尽了苦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而到了浙江之后,张经才发现,那些被朝中大臣轻视,所谓乌合之众的倭寇,却是一帮前所未见的强敌。

  在皇帝同志专心修道,大臣们专心斗争的时候,日本正处于极度混乱的战国时期,全国分成三四十个诸侯国,你打我,我打你,打赢的自然风光,打输的就只能跑路。日本就那么大,土地又不多,还时常喷火山乱地震,实在不是个人呆的地方。于是众多讨生活的倭人就不远万里,为了日本人民的致富事业跑到了中国。

  这帮倭人不请自来,而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故文言有云:

  〖倭人为寇,是为倭寇。〗

  但恶劣的品行并不能否定他们的战斗力,且不说这帮人的武艺和战术水平,单说人家冒着掉进海里喂鱼的危险,跑上千里路来抢劫,就能充分说明他们的犯罪决心和毅力。

  而与倭寇相比,张总督手下的大都是浙江、山东等经济发达地带的兵,他们当兵是为了混碗饭吃,就算不当兵还能种田,犯不着去拼命。

  于是张经决定,调狼土兵进入浙江,抗击倭寇。

  这个决定为他赢得了暂时的胜利,却永远地送了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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