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不去算了。”
毛泽东不肯同意，耐心地对妻子说：“这是一个做思想工作的好机会，我怎能不去？”
毛泽东拖着虚弱的身子，骑马到上杭去了。
贺自珍没有一起去，留在苏家坡。
几天以后，毛泽东回来了。贺自珍见他神情不悦，心里明白一定是说服工作又没有效果。原来，前委又接到中央来信，说粤桂的军阀又发生新的冲突，这是打广东的好时机，重申要红四军立即到广东去活动的指示。毛泽东在会上反复劝说，仍然没有得到战友的理解。会议以后，红四军留了一个纵队守根据地，其余三个纵队开到广东去了。
过了些日子，毛泽东身体又好了一点，他就不安于无所事事的休养生活了。从聊天中，他了解到这里的农民大多不识字，就向贺自珍提议说：
“我们办个农民夜校，教这里的群众认字吧！”
贺自珍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非常赞成。经过几天筹备，农民夜校就开学了。这天，太阳落了山，农民回家吃过饭后，就欢欢喜喜来到夜校上课了。毛泽东宣布开学后，便和贺自珍轮流教他们认字，最后，毛泽东还用农民亲身事例，深入浅出地给他们讲革命道理。农民们听得津津有味，直到很晚才下课回家。这个夜校一直办到他们离开。
白天，贺自珍经常陪着毛泽东走家串户，同村干部一起研究土地革命中出现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他常对贺自珍说：
“农民世世代代想的是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我们要巩固苏维埃政权，扩大工农武装，动员农民支援红军，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朱、陈与毛泽东意见分歧（5）
他走到哪里，都要宣传土地革命的意义，要干部们注意，一定要让农民在自己分得的土地上获得第一个好收成，让农民实际看到革命胜利成果。
一个多月过去了。
有一天，陈毅突然来到苏家坡。他一进门，就爽朗地说：
“毛委员，你好。我从上海回来了，还带来了中央的信。这次我们错了，打广东也失败了。”
毛泽东看见战友回来，真是喜出望外。他急忙站起来，拉住陈毅的手，热情地说：“啊，你回来了，很好，很好。”接着，他又急切地问，“我们的队伍现在在哪里，损失有多少？”
“我从上海来，半道上碰到朱德。他带着队伍正往闽西开过来，损失大约有一个团。”陈毅说着，接过贺自珍倒的茶喝了一口，接着说：“我这次去中央，找到了周恩来同志，他代表中央详细听了我的汇报，谈了很多很多的意见，还说，前委书记还是要请毛泽东来当。要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要提高朱德、毛泽东在群众中的威信，红军才能担负好自己的任务。我现在是接你来的。”
毛泽东兴奋地看着自己的战友，仿佛看到了对方那颗赤热的心。
接着，陈毅把朱德给他介绍的打广东的情况告诉了毛泽东。原来，红四军到达广东时，粤桂军阀的斗争已经结束。他们在东江遇到了国民党的十九路军。十九路军派出三个师，紧紧咬住红军不放，使红军受到很大的损失。战斗失利后，军队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泛滥起来，逃兵现象严重，红四军的战斗力削弱了。现在，许多同志都感到，加强军队的思想工作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的重要了，都怀念毛委员。陈毅告诉毛泽东，朱德说这次出击是严重失策，他希望毛泽东重新回到前委的领导岗位上来。
说到这里，陈毅站起身，以极其诚恳的语调说：
“朱德盼望你快些回来领导前委的工作呢！他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这一段时间，他代理前委书记，感到困难重重。他给中央的报告里，也谈到自从你生病以后，各级党组织不健全，政治水平很低，亟待加强。”
毛泽东听了，没有说话，目光中流露出欣慰和感激之情。他感激中央领导对自己的信任，更感激战友对自己的坦诚。
接着，陈毅沉重地说：
“我一生犯过两个错误，一次是1928年没有阻止住红四军的两个团去湘南，二是这次没有支持你的意见，制止军队的冒险行动……”
陈毅这位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好同志，谈到自己的错误，是这样的坦率，迎请毛泽东主持前委的工作，是这样的恳切。毛泽东显然被感动了。他诚恳地说：
“我是做政治工作的，要纠正军队中的错误，也只有靠政治工作，靠各级党组织。”他详细谈了自己关于加强政治工作的一些设想。
两个战友，细细密密地促膝倾谈，从白天谈到深夜。那天晚上，陈毅在苏家坡住下了。
第二天，他们又继续那没有说完的话。贺自珍在屋里进进出出，听他们说的，已经不再是昨天的话题，而是一起研究陈毅带回的中央来信，开始讨论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问题了。
陈毅在苏家坡住了两天。他请毛泽东同他一起回上杭，筹备召开党代会，毛泽东欣然同意了。战友之间分歧的消除，使毛泽东预感到革命形势会发展，他的精神振作起来，病似乎全好了，第二天一早，他与陈毅一起出发，到上杭去了。
贺自珍晚几天才去，等她来到上杭时，毛泽东、朱德和陈毅已离开上杭，到了连城的新泉。在那里红四军进行了紧张的新泉整训。
在随后一段时间，毛泽东很忙。他既要为大会准备文件，又要深入部队调查了解情况，倾听战士们的意见。12月的闽西，雪花纷飞，他迎着风雪，奔走于红四军的驻地之间，从一个红军纵队到另一个红军纵队，召开战士座谈会。他还分批会见红军的各级指挥员，虚心倾听他们的意见，诚恳地同他们交谈，启发他们的觉悟。不仅这样，毛泽东还走访了一些村庄，征求农民对红军的意见，听取他们的批评。
由于事前做了大量思想工作，12月下旬在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红军上下，团结一致。古田会议的决议，为党和军队的建设，确立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然而，贺自珍认为，这还不是最大的收获。她觉得，更值得珍视的，是战友之间思想的更趋一致，达到了一种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忠贞不渝的境界。这种坚不可摧的友谊和信任，在随后的战斗年月中，经受住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先是李立三的左倾路线，接着是“富田事变”，王明的“左”倾路线，还有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等等。历史已经证明，无论出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毛泽东、朱德和陈毅，始终肩并着肩，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由于他们之间的信任和友谊，使我们的党渡过了一个又一个危机，绕过一个又一个暗礁，沿着胜利的航向，不断前进。
弹雨枪林生死情（1）
保管员·情报员·宣传员
从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年底，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红军和红色区域有了比较大的发展。红军在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基础上，成立了红一方面军，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和红一方面军政委。这时，赣南根据地和闽西根据地已粗具规模。
这段时间，毛泽东一直转战在赣南、闽西和广东，为扩大革命根据地奔忙。他对贺自珍说：
“战斗频繁，你不用跟着我转来转去了。现在有了一点条件，你去学习一下吧。”
贺自珍高兴极了。这是她梦寐以求的事情。于是，她进了福建上杭的师范学校。
她在这里读了一年左右，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就开始了。紧接着是第二次、第三次。蒋介石集中的兵力，一次比一次多，十万，二十万，三十万，战斗一次比一次残酷。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是诱敌深入，反围剿的战场在根据地。因此，根据地的军民都动员起来。贺自珍的读书生活中断了，她回到总前委，跟随着毛泽东进行反围剿的战斗。
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敌人，红军粉碎一、二、三次围剿，采取的都是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用战斗部队大幅度的快速调动，出奇制胜，打击敌人。这样，部队差不多天天要行军，有时甚至是连续的强行军，中途休息的时间很短。贺自珍经常只能挨着山边的岩石靠一靠，打一盹，同志们一碰胳膊肘，说声“走了”，便又上路了。
她仍然负责文件的保管工作。总前委秘书长古柏的爱人曾碧漪身体不好，也同贺自珍一起管文件。每次队伍出发，文件箱由雇来的挑夫挑着，她们就跟在后面走。
她们保管的，除了党的文件、中央发来的电报外，还有白区党组织送来的情报。她们不仅负责管理死材料，还主动搜集活情报。
经常的急行军，使贺自珍疲惫不堪。她对曾碧漪说：
“现在要是让我躺下来美美地睡一觉，我能睡它三天三夜呢！”
“是呀，我也想睡觉，要是能睡一会儿，就是一两个钟头，我就知足了。”曾碧漪这样回答。
可是，好容易盼到队伍停下来，她们又忘了那个美好的愿望，顾不上睡觉了。队伍一停下，她们便急急忙忙走进村庄，去找当地老乡了解敌情。在反围剿的斗争中，红军经常同敌军兜着圈子走。敌人到处追踪红军主力，企图进行决战。因此，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昨天敌军在这个村庄驻扎，今天红军开到这里来了。红军有专职的侦察员了解敌人的动向，可是她们两个人觉得光这一条渠道了解敌情还不够，她们是总前委的后勤，负责为总前委领导提供情况，有责任搜集更多新的、活的情报。因此，没有任何人交给她们这个任务，她们却主动承担起来了。
苏区群众对红军比较了解，有深厚的感情。她们来到乡亲中，群众总是详细地告诉她们敌人是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什么番号，有多少人，向哪里走了。她们把了解的情况及时向总前委报告。她们的报告，同侦察员的情报，往往互相印证，互相补充，使总前委对敌情作出正确的判断。后来，总前委的领导很重视她们反映的情况，有时还主动向她们打听敌人有什么新的动向。
她们是文件的保管员，又是宣传员。毛泽东向来重视军队的政治工作，也重视群众的政治工作。在他的倡导下，红军从干部到战士，人人要做群众工作，这已经成为红军的传统了。贺自珍回忆说：
“毛泽东爱用鱼水关系来形容红军同群众的关系。他说过，三国时候的刘备，把诸葛亮比作水，把自己比做鱼，用这个比喻说明诸葛亮重要。我们共产党人是把群众比作水的。只有把根子扎在群众中，我们才能打胜仗，立于不败之地。这个道理，红军上上下下都懂得。所以，即使在古田会议以前，红军中存在一些旧军队的作风，如打骂士兵等，但很少听说有打骂群众的。”
毛泽东还常常教贺自珍做群众工作。他说过，要同群众打成一片，一定要做到三条：同群众生活在一块，劳动在一块，吃苦在一块。
这几点，贺自珍都做到了。她常常是在一边帮助群众干活一边调查了解敌人情况的。贺自珍在了解敌情的同时，还常常调查了解这一带的分田地、建党和群众发动的情况，发现什么问题，及时向当地苏维埃政府反映，帮助解决。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弹雨枪林生死情（2）
贺自珍做群众工作是很有办法的。在一、二、三次反围剿中，一项重要的任务，是动员群众“坚壁清野”。群众开始对“诱敌深入”的方针是有抵触的。群众觉得，战斗在家门口进行，坛坛罐罐肯定要砸烂；敌人凶恶残忍，烧、杀、抢掠都是无法避免的，因此，对于把敌人放进来打，群众想不通。红军每到一处，宣传员都要把附近的老百姓找了来，宣传红军采取这种战略方针的意义。贺自珍自觉担负起做妇女的思想工作，特别是老年妇女的工作。要说群众有抵触情绪，妇女的抵触情绪最大。宣传员召集大家讲解党的政策，她们往往躲在家里，不肯出来，贺自珍就一家一家地去拜访，一个一个地做工作。有一次，贺自珍来到一位老婆婆家。她对老婆婆说：
“假如村里有了疯狗，到处咬人，怎样才能除这个害呢？是拿着大棒，满村四野地追着打呢，还是在屋里扔块骨头，把狗引进屋来，然后关门打狗好呢？”
“还是关门打狗好。你腿快，它是四条腿，比你跑得更快，怎么追得上它？”老婆婆这点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打白鬼子也一样呀。”贺自珍进一步启发她，“他们仗着武器好，人数多，要把根据地消灭掉。红军人数虽然少，但在根据地里，就像在自己的家里，再加上老百姓的支持，就可以关门打狗，消灭白匪军了。”
贺自珍讲得又通俗，又在理，把这位老婆婆说服了。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