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唐代佛寺与宫殿》中表达了对唐代建筑的神往，但并不能确信还能否在中国找到唐代遗构。1937年6月，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和纪玉堂一行四人，终于在五台山发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唐代木构—佛光寺东大殿。梁思成于1944年流亡四川李庄时写下《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其“记游”这样回忆道（当时在困难状况下，为节省篇幅，用了文言）：
乘驮骡入山，峻路萦廻，沿倚崖边，崎岖危隘，俯瞰田畴。坞随山转，林木错绮；近山婉婉，远峦环护，势甚壮。旅途僻静，景至幽丽。至暮，得谒佛光真容禅寺于豆村附近，瞻仰大殿，咨嗟惊喜。国内殿宇尚有唐构之信念，一旦于此得一实证。55
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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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梁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他们接下来花了几天实测佛光寺，“工作至苦”，但每每为发现年代证据和精美构造而惊喜。梁的文字也时常透出深深的悲哀。比如，他们惊诧于佛光寺文殊殿中有一根长达十四米的大梁。一小童引他们登后山丛林中，告诉他们该巨材取自那里。他们却看到，“今林无巨木，幼树离离，终未敢置信”。还有，他们登山到佛光寺后坡去看一座“左右萧条，寂寞自如”的墓塔，发现“佛教迹象，如随高僧圆寂。唐代一时之盛，已渺不可追，亦不禁黯然矣”。56
发现佛光寺东大殿这“国内古建筑之第一瑰宝”，成为梁思成及其同仁十几年的田野调查中最辉煌的成就，而此时也恰恰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之一（图10）。正当梁等四人还沉浸在发现唐构的喜悦中，在晋北一路考察寺庙，到了代县，工作了两天后，才知道五天前，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已经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梁等只好匆匆辗转返回北平，于9月流亡西南。在1944年梁写《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时，惘然不知当时佛光寺的命运：
当时访胜所经，均来日敌寇铁蹄所践大好河山。今已不堪回首
今晋省沦陷已七年，豆村曾为敌寇进攻台怀据点。名刹存亡，已在未知之数。吾人对此唐代木建孤例之惴惧忧惶，又宁能自已。57
深具悲剧和讽刺意味的是，1937年抗战的爆发，逼迫梁和营造学社部分会员南迁，经长沙，到昆明，又到四川南溪县李庄，反而给他们开辟了新的田野调查的地域空间—云南、四川、陕西和西康等省诸多市县，也使他们的视野向更多的建筑类型、文化开放。比如，1940年6月，位于昆明的营造学社受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委托，派刘敦桢负责调查西南诸省古建筑和附属艺术。该调查从1940年7月开始，1941年12月结束。1942年4月，刘在他的《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中回顾道，在上路前，他必须得在学术理想中的广阔的“西南”概念与实际可操作性之间权衡。刘的心灵挣扎文字摄人心魄，值得大段
引用：
受事之始，窃以西南诸省之涵义，在地理上，系指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西五省而言位于此面积内之建筑，依其结构式样，大体可别为汉式与藏式二类。其分布情况，则藏式建筑随藏族之繁衍与喇嘛教之传播，约占西康省之大部，与四川、云南二省之西北部。除此之外，凡川、康、滇、黔、桂五省所辖范围，俱隶属于汉式建筑系统之内。然同为此式之建筑，复因地理、气候、材料、风俗及其他背景之殊别，产生各种大同小异之作风。每种作风又随时代之递嬗，而形成若干变化。故吾人欲于短期内完成详尽而系统之调查，殆为事实所难许可。58
我们可以想象，以刘开阔的地理、文化眼界，如有足够条件，在调查实物史料上，一定也会与1928年刚在广州和北京成立史语所的傅斯年一样，有并吞八荒的气概。然而1940年的刘，面对的却是山河沦陷、国将不国的危局。“书生何以报国？”—傅斯年在“九一八事变”后曾激动地向中国知识分子们提问。流落边陲的刘敦桢的回答是，只要还有一丝可能，不管多么艰难，他都要坚持上路，继续他的田野调查：
然语其大要，则四川汉阙、崖墓，与梁以来之摩崖造像，实为我国文化史中重要之遗迹。其中后二者数量尤多，分布亦广，亟待调查研究，以穷真相。川省地势，为崇山峻岭所环障，在交通工具尚未发达时期，外部影响较难输入。惟一旦输入采用，成为定式，则又颇能维持较久时间。故时至今日，其一般建筑犹能保存若干古代做法，供治建筑史者之参考。云南境内，南诏、大理二代之佛教艺术，遗留迄今者为数颇众。其民居结构，为高原气候之支配，转与黄河流域接近，在西南诸省中，可谓独树一帜。惟黔、桂二省遗迹较少，且因地理关系，或受四川之影响，或濡染湘、粤二省之成法，致其现行式样，殊乏显著之特征可言。藏式建筑，在式样与结构上截然自成一系，其有待研求，自不容缓。然以地处边陲，交通阻塞，非今日人力、物力所能遍查。故权衡其间缓急，并斟酌工作上之便利，决先自云南着手，次及四川，而西康与广西、贵州又
次之。59
第18节：
而实际上，在刘刚上路不久，日军入侵越南，一下子把云南从大后方变成了前线。这迫使营造学社于10月随史语所迁往四川李庄，其间延误了三四个月的工作。到1941年12月，刘已走过了云南、四川、西康省四十四个县，重点调查了八十多个建筑和附属艺术单位。他这部分工作，成为营造学社在西南调研的极重要部分。而刘很清楚，这些他足迹踏过的地方，“以各省之市、县总数言，不过占云南十分之一，四川五分之一，西康十九分之一。而已查各市、县内，挂一漏万者在所难免。故对此三省之建筑，尚不能提要钩玄，遽加论断”。60
1944年，因印刷问题无法解决而停顿了七年的《营造学社汇刊》，在李庄克服重重困难，再次复刊。在《复刊词》（第七卷第一期）上，梁思成总结了学社同仁的西南调查成果。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1932—1937年学社在华北、中原的田野调查主要集中在经典官式建筑上，他们1938—1941年在西南的调查，建筑类型丰富了很多，而且也更加重视地方文化特征（图11）。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西南流亡使得营造学社的研究内容溢出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在1930年代初预设好的中国建筑史观念框架：
在抗战期间，我们在物质方面日见困苦，仅在捉襟见肘的情形下，于西南后方做了一点实地调查。但我们所曾调查过的云南昆明至大理间十余县，四川嘉陵江流域，岷江流域，及川陕公路沿线约三十余县，以及西康之雅安芦山二县，其中关于中国建筑工程及艺术特征，亦不乏富于趣味及价值的实物。就建筑类别论：我们所研究的有寺观，衙署，会馆，祠，庙，城堡，桥梁，民居，庭园，碑碣，牌坊，塔，幢，墓阙，崖墓，券墓等。就建筑艺术方面言：西南地偏一隅，每一实物，除其时代特征外，尚有其他地方传统特征，值得注意。此外如雕塑，摩崖造像，壁画等“附艺”，在我们调查范围者，多反映时代及地方艺术之水准及手法，亦颇多有趣味之实例，值得搜集研究。61
汉宝德和夏铸九，以及稍后的赵辰先生都指出营造学社不重视民居研究。62不管客观原因如何，营造学社对民居关注甚少，不能不说是他们研究的一大缺憾。林徽因和梁思成于1935年在《汇刊》第五卷第三期发表的《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其最后部分仅仅简略地描述了一下山西民居特点，恐怕是学社在1930年代唯一的关于民居的文字。但是，如果我们细读他们“在路上”的旅程，也会发现，营造学社被“下放”到西南民间，似乎也促成了这批“精英知识分子”（夏铸九语）的态度转变。刘敦桢在1942年4月写的《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中包括了他对云南和四川民居的观察。刘致平仔细测绘了自己在昆明住的那套三间四耳上下厦式民居63，在1944年复刊的《汇刊》上发表了《云南一颗印》，堪称中国民居研究的第一篇翔实报告
（图12）。64“上穷碧落下黄泉”：如果说营造学社1930年代在华北发现五台山佛光寺是他们“上穷碧落”所取得的最高成就，我们不妨把刘致平1940年代在西南测绘的“一颗印”看作营造学社“下黄泉”所开创的一个新范式。
还有一个特殊例子是，1945年10月（抗战胜利一个月后）出版的《汇刊》最后一期（第七卷第二期）刊登了林徽因的长文《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林在重病中，利用美国寄来的资料，整理出英美国家四个现代实验住宅开发的案例。在文中，她从项目的历史背景、法律政策、住户构成、民意调查、土地来源、资本运作、租赁经营、住房设计、生产和建造等多方面介绍案例经验。在每个案例介绍后面，她还设“参考提示与评论”一栏，直接探讨该案例与中国状况的相关性，以及可能带来的启发。在一向以发表中国古建筑调研报告为主的《汇刊》中，林这篇探讨现代西方住宅的文章可谓绝无仅有。“编辑后语”解释这是因为“战后复员时期，房屋将为民生问题中重要问题之一”。65
从1932—1941年，梁思成和营造学社的会员们，踏勘了十五省二百余县，考察逾两千座建筑物。在这些调研材料基础上，梁在李庄撰写了《中国建筑史》（1944年完成初稿）和英文的《图像中国建筑史》（1946年完成）。这两部史书确实是里程碑式的著作，但并不能囊括营造学社所创造出来的丰厚遗产。我宁可将这两本史书也当作学社十五年旅程中产生出来的各种片段中的两个。我倾向于将《图像中国建筑史》看作是从众多史料中提炼出来的，以“结构理性主义”读解中国建筑演化的一篇论文或图录。虽然《中国建筑史》代表着20世纪上半叶中国建筑史研究的最高成就，但我仍认为它是一个未完成项目。刘敦桢的“尚不能提要钩玄，遽加论断”仍应作为我们读梁这本书时的提醒—即使按照营造学社自己对实物史料的要求，要最后汇集成一部真正系统、全面的中国建筑史，还需多年的继续工作。
梁及其同仁与通常的历史学家不同。他们有时同时扮演学者、教育家和建筑师多重角色，有时因时代的变化从一种角色急剧转向另一种。前面提到的林徽因探讨现代住宅的文章，实际上反映出在临近抗战胜利时，梁和林的建筑思想和事业关注点在发生巨大变化。他们非常关心现代建筑的最新发展状况、现代居住和城市规划问题，以及中国战后的重建工作。1945年3月，梁给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去信，呼吁清华尽快设立建筑系，为中国战后的城市复兴造就人才。梅贻琦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不久便同意成立建筑系，并任命梁为系主任。梁随即于1946年10月赴美考察战后建筑教育，开始了他事业的另一个篇章。营造学社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解散，除了国家政体改变、经费难以为继、人员离散等诸多原因外，也与梁思成自己的关注点转变有关。他当时觉得建筑史研究可以告一段落，等他去清华创办好建筑系，一切进入正轨后，他仍可继续推进他的建筑史写作。
而他们的时代有太多不可预见的巨变。1949年后的梁思成突然发现，要写好一部建筑史，不单还有大量实证材料需要补充，他还面临一个全新问题：他的史观、方法论甚至史料都被新社会所“唾弃”，他必须得学习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用它做指导，“改写”他的建筑史。但是解放后的他，忙于北京的城建工作，陷入各种行政任务，经受一轮又一轮的“思想改造”和政治批判。直到去世，梁思成也没能“改善”他的《中国建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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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第二章 强梁无畏
第二章强梁无畏
（1931—1948年）
梁思成及其同仁开展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初衷，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回应当时一些欧洲学者对中国建筑文化的贬斥态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学者论及中国建筑的著作中，有两部英国史家的论述影响最大：福格森的《印度和东方建筑史》（HistoryofIndianandEasternArchitecture，1876年初版）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