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成问题。玛格丽特是一位可爱的单身姑娘，虔诚的天主教徒，工作勤奋，很少交际。我们曾先后三次派人引诱她，均未打动她的铁石心肠。罗兰比她还硬，居然撬开了这块石头，拉她一起去了趟维也纳。在艺术历史博物馆里，他向这位羞涩的姑娘介绍里面陈列的意大利画家画的极为性感的裸体像，陪她到西班牙马术学校学骑马，最后把她带到昂贵的德默尔咖啡馆品尝美味糕点和维也纳咖啡，完全是一位殷勤的追求者。不用说，这一切费用都记在了我们的账上。主管此事的官员有时觉得，即便是为争取像玛格丽特这样重要的对象，罗兰的开销未免也太高了点。不过，此人很明智，他清楚地知道，间谍工作使罗兰有相当程度的个人自由，还有一大笔钱可以用来享受在清苦的东德所享受不到的奢华生活。
一天，罗兰和玛格丽特在维也纳国家剧院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之后，玛格丽特回报给他一个热吻。“你是第一个让我这么开心的人。”她说。当夜两人同床共枕。第二天早上，罗兰向玛格丽特倾吐衷肠，多少也有点真话在里头。他自称是丹麦军事情报部门的一名军官，并解释说，像丹麦这样的小国常有被北约冷落之感，因而需要有自己的情报来源。
玛格丽特相信了他。他告诉她，因为工作关系他会常到巴黎去，以后可以经常在巴黎见面。玛格丽特欣喜万分，答应向他提供北约的秘密。俩人隔段时间就在一家小旅馆幽会。玛格丽特详细告诉他最近参加的会议情况，尤其是有关北约军事演习的部署和评估方面。这使我们对北约如何评价自身的长处和短处有了极好的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对于华沙条约组织制定自己的计划至关重要。玛格丽特还提供从负责海军和地面部队的部门得到的后勤方面的情报。她经常去这两个部门做口译。
可是这些情报仍不能满足苏联人的胃口。不消说，我们把情报都转给了他们。他们梦寐以求的情报是：北约军队的部署计划和对东德实施第一次核打击的时间和目标。苏军驻东德部队总司令科舍沃伊元帅有时想用激将法从我这里套出北约的核战计划。
“你们（指东德人）这些人如此神通广大，难道不能再搞到几组坐标吗？”他问我。他是指北约基地在地图上的准确位置。一旦发生冲突，苏联首先要摧毁这些基地。“我们不需要你们提供什么文件。有这些坐标就够了。在基地上扔上一颗原子弹，我们就能长驱直入打到西德。”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一直引以为豪的是，我的部门能够提供深入的分析性质的情报，而不仅仅是一张标出位置的地图。尽管我们竭力帮助莫斯科搞到所有位于欧洲的战略要地位置图，但始终未能掌握全部情况。很有可能五角大楼明智地对这类核心机密严加保密，没让他们的西德盟友知道。美国人觉得西德方面极易泄密。他们这样想确实不无道理。 与此同时，玛格丽特和歌德故事里与她同名的姑娘一样，开始受到良心的谴责。恰如这位伟大的德国戏剧家描写的那样，她坐卧不安，良知啃噬着她的心。当初说服她为我们提供情报花了不少功夫，虽然是给她所爱的人，而且是一名无害的丹麦情报部门军官。此外，继续与罗兰保持这种未婚同居的关系也使她这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感到十分不自在。
我们的间谍与流行间谍小说中的主人公有一点是共同的，都喜欢妙龄女郎，喜欢去昂贵的地方游山玩水。于是这一对去了瑞士风光秀丽的度假胜地阿罗萨，在那里度过了1962年的圣诞节及1963年的新年。度假期间，玛格丽特告诉罗兰，她必须向一位神父忏悔自己的行为才有可能继续为他干下去。而且她也不愿意继续这种关系，除非他答应结婚。罗兰说，结婚根本不可能，他为丹麦情报部门工作意味着随时可能被长期派驻外地。
至于玛格丽特想要仔悔的事，罗兰知道罗马天主教会规定对仟悔人的仟侮绝对保密，但他懂得一个优秀的间谍决不能抱有侥幸心理。他于是请玛格丽特耐心等几天，好为她找一个可靠的丹麦神父。当然，他不会去丹麦找，而是找到我们在马克思城的分局总部。分局总部的人立刻忙作一团。平时应急的招数是不少，可没有一条能马上变出一个会说丹麦语的神父。那头儿罗兰已经答应了玛格丽特。一个情报机构就像一位绅士，为了不让它手下的人失信总是竭尽全力。
我们于是演出了一场真戏假做的把戏，派一名特工装扮成军队里的牧师，事先教会他如何主持忏悔。可他对丹麦语一窍不通，于是又赶紧突击学习丹麦语，掌握一些送往迎来的词汇，以蒙混过关。最要紧的是得去掉他浓重的德国萨克森口音，代之以北欧口音。我们在丹麦的日德兰半岛上物色了一个小村庄，这里有座清静的小教堂。趁月明星稀之时，这位特工潜入岛上，溜进教堂，坐在忏悔室里神父那一侧。罗兰随后把玛格丽特带了进来，在神父面前袒露灵魂。毋庸赘言，我们的这位神父对她的行为表示出非凡的理解，并鼓励她在主的祝福下继续干下去。
我本来担心，整个安排可能以闹剧结尾，弄得不可收拾。没想到，这一招居然成功了。干间谍这一行，有时稀奇古怪的花招倒能奏效，简单易行的办法却行不通。至于道德方面，今天常有人问我，是否为这种手法感到内疚或羞愧。总的来说，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回首往事，有些做法确实过于出格。但在当时，我们认为，为达目的是可以不择手段的。
罗兰被撤回东德之后，玛格丽特断绝了和我们的联系。撤回罗兰是因为我们怀疑他已受到西德的注意和监视。玛格丽特曾跟新派去的罗密欧合作了一段时间，但两人的关系终未能持久。她答应当间谍只是为了罗兰。他走了，她也再无心干下去。
另一位超级罗密欧和罗兰不同，属于另一种人。谁也不会想到他会对女人有魅力。他叫赫伯特·施勒特尔，在德语里是个俗气的名字，人长得恰如其名，又粗又壮，宽肩膀扛个大脑袋，嗓门粗。我至今仍百思不得其解，他身上究竟有什么东西让女人着迷。反正他总有迷人之处，因为他成功地说服了两位在要害部门工作的聪慧过人的女秘书为我们提供情报。不幸的是，对于爱上他的女人来说，他是个灾星。两位女秘书均遭逮捕下场，而他每次都化险为夷。他的故事表明，利用罗密欧勾引女人做间谍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结局：或真心相爱，白头偕老；或以悲剧告终。
60年代初，我们派赫伯特去巴黎的法语协会。这个组织号称是秘书的摇篮。因为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多被送到这里学法语。赫伯特在这儿认识了19岁的格尔达，一个苗条、聪明的姑娘。两人堕入情网后不久，赫伯特向她吐露了真实身份。她于是同意想办法调到外交部，为我们通风报信。以后她积极地为我们搜集情报，成绩卓着。1966年起，她开始在泰尔科工作。这里是波恩外交部译码中心。西德所有驻外使馆发回的电报均在这里解译。赫伯特在波恩的掩护身份是商人。
泰尔科的内部制度说得轻点也是管理不严。那时使馆发回的报告都在收报机纸带上。格尔达常常把成卷的纸带塞进她那极能装的手提包里，带出大楼而无需经过任何安全检查。1968年，她被派到华盛顿工作三个月，接替休假的同事，在西德驻美大使馆里当译码员。这段时间，她向我们提供的情报最多，比如波恩与华盛顿之间的关系现状以及西德大使对美国国内和外交政策的评价等。同年，她回到波恩后，继续和赫伯特一块儿干。5年后，她被调到华沙。两地分居后，她和赫伯特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并开始酗酒。由于担心赫伯特去华沙会引起怀疑，我们仍让他留在西德。
不幸的是，她交了一位男朋友，是西德的一个记者。后来证明他其实是波恩的一名特工。她把一切告诉了这位男友。他劝她投案自首。所幸的是她仍念与赫伯特的旧情，及时打电话通知了他。她发出的信号是“去找咱们的朋友，有要紧事儿！”这是预先商定好的警报。赫伯特因此得以在对方收网前逃到东柏林。
后来发生的事颇具戏剧性。间谍小说里常有这类描写，实际情报工作中却极为罕见。赫伯特侥幸逃脱，回到我们这边。格尔达被藏在西德大使在华沙的别墅里，防止她与前东德官员发生任何联系。我们得到消息，两名西德情报官员已抵达华沙，准备提审格尔达。
那天晚上，我的紧急电话线铃声不断。我仍抱一线希望，也许格尔达会回心转意，回到我们这边来。我同波兰外国情报机构的同事取得了联系。他们答应将尽全力阻止她离开波兰。这次行动并不简单。每当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被卷入到两个德国的间谍战之中，我都感到不自在。尤其是波兰人。他们出于民族自尊心不能容忍我们监视他们与西德的关系。早在团结工会出现之前，东柏林与华沙之间的关系就十分紧张。我猜想，如果这次营救行动失败，我的波兰同事，波兰情报局局长米列夫斯基肯定会教训我一通。他是个激烈的民族主义者，后来担任波兰内政部长。
我们设置了最后一条“营救防线”。当西德驻波兰使团副团长亲自护送我们的目标来到机场，即将通过最后一道边防关卡时，一位波兰特工走到格尔达面前，告诉她波兰可以给她政治庇护。格尔达一瞬间犹豫了一下。陪同她的西德外交官吓呆了，以为自己马上就要因为眼睁睁让一个自首的间谍逃到共产党一边而成为外交史上遭人耻笑的话柄。但格尔达最终摇了摇头，上了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
格尔达一回到杜塞尔多夫的家，就因“特别严重的间谍案”受到审判，并被判3年徒刑，但由于她详细交待了过去为我们搜集过什么情报而受到从轻发落。我们尝试了一次大胆的营救，但失败了。这使我极为恼火。我觉得，在处理格尔达和赫伯特的爱情问题上，我们过于掉以轻心，以致酿成大错。此外，如何安置赫伯特也是一大难题。他这个人根本不适合在总部工作。再说格尔达一返回西德，他就完全暴露了身份。为了有时间想一想，我送他到保加利亚的黑海旅游胜地度假。
几周后，他回来见我。“我恐怕又给你找了个有用的女朋友！”他兴高采烈地说。我不禁大吃一惊。
度假期间，他在海边结识了一位美丽的金发女郎，叫达格玛。他用了另一个假名做了自我介绍（许多年里，他换了不知多少名字，恐怕连他自己也不记得了）。这次他又摇身变成里希特。达格玛告诉他，这次来度假是为了弥合一次痛苦的离婚给她带来的心灵创伤。赫伯特马上说，他也是离了婚的人，完全理解离婚给人带来的痛苦。随后，两人堕入情网。一天下午，他在她的房间浏览那一周的新闻杂志，忽然看到一篇报道格尔达受审的长文，还有一张他与格尔达的合照，一看就是他。他不由得大惊失色。文章绘声绘色地把他描写成一个邪恶的化身，一个毁灭女人生活的恶棍。他别无选择，只有向新交的女友说了实话。
所幸的是赫伯特的真诚感动了她，他们继续相爱。由于赫伯特在西德是不受欢迎的人，我们只好在周末请达格玛到东柏林来。她当时给慕尼黑的一位新闻记者当助手，对我们来说，并没有多大价值。过了一段时间，她对我们的周末款待深表谢意，并表示愿意为我们做点事。我们建议她学法语和速写，并为她付了学费，甚至还送她的幼女上一家瑞士私立学校。
达格玛应我们的要求搬到了波恩。但学习结束之后仍无法找到一份政府部门的工作。我们没有就此罢手。所有情报机构中，我们大概属于最耐心的。达格玛先给一位大学教授当助手。一年后，1975年秋天，靠了这位教授的关系，在施密特总理办公室找到了一份工作。
她受雇的最初几周，我们在东柏林极为紧张。每逢我们的人混到这一步都是如此，新工作单位的安全防范更严了。试用期的10周内，新雇员的履历和社会关系受到审查。达格玛很顺利地通过了检查。不用说，我们无法再邀请她来东柏林，但安排她去维也纳，日内瓦或因斯布鲁克与赫伯特会面。
她化名英奇，连续几年向我们递送了反映施密特班子内部的运转情况以及波恩政府成员的情绪的文件。其中一份报告很有意思。它透露了施密特首次会见吉米·卡特，讨论欧洲安全问题时气氛极为紧张。达格玛工作勤奋。同事们都知道她常常主动加班。谁因家中有事无法上晚班，或假日不能值班时，她都乐于相助。趁办公室人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