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中央情报局如果愿意邀请我去美国，我是会认真考虑的。这不失为一条富于戏剧性的出路，虽然对我来说只是权宜之计。然而我担心的是，假如不经正式邀请就飞到美国，一旦交易谈不成，中央情报局可以说是我自己找上门来的，并以此要挟，逼我按他们提出的条件合作。中央情报局自恃了不起，傲慢地以为我急于投奔他们，不惜置自己于每一个聪明的叛逃者都力图避免的不利境地：在敌手的领土上谈判条件。虽然哈撒韦9月26日就专程来到柏林，我们也备好了行装，但最后一次会谈仍是令人乏味地在原地兜圈子。
无论美国人、俄国人还是西德人都没注意到，还有一个重要的主顾神不知鬼不觉地加入到这场奇特的拍卖中来。此主儿是以色列人，我是犹太人，一个犹太人在苏联阵营的情报机构身居高位是很不寻常的事。准确地说，我只有一半犹太人血统，因为我母亲是基督徒。但根据1936年颁布的种族主义的纽伦堡法，这一半的犹太血统也会使我受到迫害，如果我们全家没有经法国逃到俄国的话。根据我所受到的意识形态教育以及冷战造成的敌对与隔阂，我本来应该是以色列的敌人。可我始终对犹太人的事很感兴趣。受家庭的影响，我觉得自己是犹太人的后代，虽然我并不信犹太教。
我和特拉维夫的接触很晚才开始。1989年11月4日，我出席了一次群众集会并在会上呼吁更换现任东德领导人。在那儿，我认识了一个叫艾琳·龙格的女人。她是一位学者，也是犹太文化协会的负责人。该协会80年代成立于柏林。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由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阿拉伯世界站在一起，东德国内的犹太传统文化受到压制。我接受了艾琳的一次采访，采访内容登在一家以色列报纸上。我还应邀作为来宾参加过她们协会召开的一次会议。除此之外，我并没多想。
1990年夏天，她突然打电话来，说有一位叫魏因曼的犹太教士想结识我，他是耶路撒冷犹太教正统派中的一位高级人士。那天是星期五，也就是说，犹太人的安息日在日落后就开始了，他来不及登门拜访我。但我还是给他打了电话。我俩在电话上互致问候，约定下次他来柏林时再见。时隔不久，他又一次来到柏林，称此行主要是访问犹太人文化协会。我请他到我位于市内的家做客，他准时到达。此人50开外，戴一顶宽边黑礼帽。此外，从穿戴上看不出他是一位正统教派犹太人。魏因曼关切地询问了我的犹太背景，昔日经历过的迫害，以及在德国面临的一场政治官司的情况。对于我过去的职业，他十分谨慎，避而不谈，但问我是否愿意访问以色列。我开始怀疑魏因曼对我的兴趣是否完全出于文化上的原因。不久，我收到以色列《新消息报》的邀请，要我出访以色列。
我打听了一下有关魏因曼的情况。有人悄悄向我透露说，他年轻时曾在摩萨德里干过。魏因曼本人马上对此加以否认，说他曾在以军服过役，但从未搞过情报工作。我俩之间于是电话不断。我期待着对以色列的访问，同时想象着波恩、莫斯科和华盛顿看到我在以色列出现的头条消息时，会是何等的沮丧。我猜想，摩萨德可能想套到我所掌握的有关巴勒斯坦各派别以及他们活动的情报。其实，这方面的情报我知道得很有限，但我决定到达圣地之后再亮底牌。无论如何，访问以色列是一条逃离德国的新途径。对一匹白送的马，就无需掰开嘴看牙口了。
德国统一前两周，我突然接到魏因曼的电话。听上去他情绪低沉，口气尴尬。他告诉我说，访问以色列的事黄了。原因是最近出了一本书，批评摩萨德和它采用的手法，结果引起轩然大波。那家报社为此对我的访问失去了兴趣。这消息来的真不是时候。我顿悟到，以色列人在最后一刻胆怯了，显然是担心我的出访会损害他们与西德之间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无论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帮助也无法弥补这一损失。又一扇敞开的大门砰然关闭，但特拉维夫并没有完全切断和我的联系。魏因曼打过几次电话后，我又接到这家出版社的电话，提出晚些时候给我发签证并提供机票。我让他们在维也纳准备好签证和机票。几周后，我打电话核实是否有我的签证和机票，结果发现没有。如果在此之前确有一张机票的话，它也被人拿走了。
风声鹤唳，形势越来越危急，德国当局迫不及待地想把我送进监狱。天涯何处能栖身？栖身的代价又是什么？我的面前没有一条可走的路。时间在飞逝！
第二章 逃出希特勒的魔掌
我的父亲弗里德里希·沃尔夫于1888年生于莱因省一个虔诚的犹太人家庭。年轻时，父母希望他长大后当一名犹太牧师。他不肯从命，非要学医。1928年时，他已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那年他40岁。他选择这一信仰是曲折一生的结果。他不属于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影响的那批德国知识分子。由于他的小资产阶级兼犹太人的家庭背景……我爷爷是商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深受托尔斯泰、斯特林堡、厄普顿·辛克莱、尼采和克鲁泡特金等人思想的影响，曾在和平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之间徘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曾在德皇的军队里服役，身负重伤。从军期间，德国军官团的冷酷和骄横深深刺伤了他，助长了他的激进倾向和反民族主义情绪。他对1918年试图建立一个正义、平等社会的德国革命者遭受的失败以及魏玛共和国最初几年的状况深感失望，于是接受了马克思和列宁所宣扬的追求社会和经济和谐的理想。
但是，我们家一贯有激进的传统。父亲常对我说，他的政治教育从5岁就开始了。那年，他的父母带他观看德皇出席为19世纪德国统治者弗里德里希·威廉修建的纪念碑落成典礼。四周的群众对皇帝欢呼雀跃，一个个伸长脖子，争相一睹纪念碑。祖母把他举起来，绷着脸说：‘弗里切（弗里德里希的呢称），你看到的这个人根本不是什么英雄，他是个射杀工人的好战王子。”她指的是1848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对德国革命者的血腥镇压。我母亲埃尔泽也有反叛精神。她是莱因省一个金发碧眼的女郎，比我父亲小十岁。她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嫁给一个犹太人。
甚至死后，我父亲仍然是一个极有争议的人物。波恩南边有一个小镇叫新维德，坐落在莱茵河畔。在小镇的中心广场有一块纪念铜牌，上面刻有我父亲的出生日期：1888年12月23日。附近的一条道路也以他的名字命名，以纪念他一百年诞辰。这块铜牌在小镇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波，因为我父亲不仅仅是当地深孚众望的医生和剧作家，还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人。把他这样的人当做家乡英雄来纪念，在生活舒适的西德小镇中并不多见。
东德垮台后，我终于有机会重归故里。漫步在位于自己国家另一半的小镇的街道上，我心中一片迷茫。对于脚下这块土地，我所知颇多，所见却甚少。冷战期间，我从未到过西德。任东德情报首脑的几十年里，只有偶尔几次到过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地方。每次都负有重要的情报使命，通常是与因安全原因无法来东德的间谍见面。
1923年1月19日，我出生在黑兴根，一个位于德国西南部产粮区的小镇。当地居民信奉天主教。我出生时，通货膨胀正如脱缰野马，势不可挡。每次父亲的病人用黄油、鸡蛋支付诊费的时候，父母都会偷偷松口气。我们的家庭气氛活泼快乐。在不苟言笑的当地人看来，也许可以说有点古怪，可我们不在乎，搬到德国南部与瑞士接壤的赫尔施泰格后，依然我行我素。
父亲是个健美狂，还是早期宣扬自然主义的少数人之一。受他的影响，我们的家庭照中有不少父亲、我和比我小3岁的弟弟康拉德赤身裸体地做屈体运动的照片。同学们看了这些照片咯咯直笑，可我和弟弟觉得这很正常。我们的不少裸体照片在父亲的着作《自然康复法》中还被当作人体解剖插图。该书是我们住在赫尔施泰格期间完成的。父亲在书中谈到生活和工作条件对一个人健康的影响。后来这些思想极为流行，今天人们称其为预防医学。但在当时，这些想法被视为旁门左道，医学界对他不以为然。父亲对许多病因的分析引发了人们对社会以及穷人生活境况的广泛关注，而这恰恰是他们不想看到的。
然而这本书在社会上引起轰动，畅销数万册，几乎成为不懂医学的人的医学保健手册。由于它流传甚广，后来竟逃脱了纳粹对犹太人着作的禁令。靠这本书的收入，我们全家搬到了斯图加特一栋舒适的房子里。斯图加特是一座艺术气息浓厚的城市，其历史可追溯到风气自由的宫廷时代。
我母亲性格恬静温柔。然而无论是纳粹粗暴的抄家，还是斯大林时代秘密警察对我们的搜查，她都没有被吓倒，显示出她性格中刚强的一面。有一次，她曾收留一个遭通缉的人住在家里。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是她本人也被逮捕，或者更坏。在莫斯科躲避纳粹迫害期间，我同父异母的妹妹莱娜在伏尔加地区被捕。母亲听说后，马上从莫斯科赶去，把她接回家来。
父亲因为有外遇或政治活动，经常不回家。我们是母亲一手带大的。但父亲常写信给我们，教导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正直的社会主义者。他的信对我影响很大。毫无疑问，少年时代，他是政治上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母亲为他的外遇痛苦万分。他和这些女人生儿育女，给我和弟弟添了好几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他们自己的孩子冷战时期也是有的在西方，有的在社会主义国家。直到今天，由于父亲当年的艳遇，我的亲戚遍及德国、俄罗斯和美国。
人们对父亲的婚外恋议论纷纷，可我和弟弟康尼倒不大在乎。小时候，父亲过上一段时间就会告诉我们，很快就会见到又一位同父异母的弟弟或妹妹。对此，我们早就习以为常。母亲对这些非她生养的孩子十分宽厚，把他们当做家庭一员。父母的婚姻并未因父亲的婚外恋而破裂，一直保持到1953年父亲在东德去世。
父亲在政治上极为活跃。1928年，他退出独立的社会民主党，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并以共产党员的身份竞选斯图加特市议员，赢得了百分之二十的选票。1929年，他写了一个旨在支持人工堕胎的剧本《氰化物》，为此坐了几天牢。他因这一事件成了德国国内激进政治的代表人物。1931年他再一次入狱，被指控施行人工堕胎手术以谋私利。法院撤销了对他和另一位被告的全部指控后，他俩离开德国，前往苏联。同年重返德国。
我和弟弟康尼被送进一所参照当时思想开明的教育改革者的教育方针办的学校。校方鼓励我们接触农村，大胆思考。因为父母那时都是共产党员，我和弟弟早在德国时就加入了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少年先锋队。我们自豪地戴着红领巾，倾听有关“伟大苏联”的革命故事。家庭的影响在我和弟弟的一生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过父母的素食习惯除外。同学们午饭盒里的熏肉和德国香肠令我和康尼馋涎欲滴。弟弟说：“长大了，我非吃整整一头牛不可！”父母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身体健康的重视，当然还有他们激进的政治观点，给我们留下了终身的影响。这反映在西南巡回工人演出团上演的我父亲写的反映农民和工人斗争的剧本里。希特勒上台前后的那些日子里，我整天东跑西颠，或为罢工的金属加工工人募捐，或参加宣传鼓动活动，或挤在成人堆里听他们激烈地辩论政治，俨然觉得自己是一名政治斗士。
作为父母均是共产党员的德国孩子，斯大林给我的最初印象是一个既富于智慧，又可望而不可及的人，好似童话故事里心地善良的魔术师一般。我常想象生活在“伟大的苏联”会是什么样子。很多年里，我一直以为这就是苏联的正式国名。我觉得这个国家一定是白雪皑皑的世界，人民善良，还有魔法师暗中相助。弟弟则更善于形象思维。他常常一连几小时坐在那里，画伟大领袖斯大林的肖像。他笔下的斯大林看上去像是童话里的好汉。
1933年国家社会党人上台后，我们在德国开始度日如年。纳粹焚烧柏林国会大厦后栽赃共产党人，德国各地随后掀起了迫害左翼人士的浪潮。父亲既是犹太人，又是共产党人。为了躲避危险，他逃到奥地利。我家而后多次受到搜查。一次，我没好气地顶撞了一个褐衫冲锋队员。他把我按在墙上，威胁说，要是我不交待父亲藏在哪儿，就把我送进“霍伊贝格”。霍伊贝格是我们这一带第一所集中营，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