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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会社天地会内幕（30）
拜码头交结 梁山高大典交结 三把半香 始祖洪盛殷出身交结 宿店诗 相逢试探 出山 访友交结 出门交接 四十八句总诗交结 赞酒诗 洗面交结 店主回 山岗令 陪堂传令五碑高升 送宝诗 赞刀斩旗 祭旗 祭红旗 洋烟开火 传令开山 相会和同 相逢试探 红旗安位 镇山令 接客安位 奉赠大爷 奉赠当家 奉赠老五 奉赠老六 禀见盟证大爷 叔嫂相认等等
如果同是天地会会众在道路上相遇，他们要相试探：
问：路上有沙三堆或五堆，你怎么办？
答：用左脚踢去中央一堆。（吟诗）
人皇脚下两堆沙，东门头上草生花。
丝线穿针十一口，羊羔美酒是我家。
（隐含“金兰结义”四字）
如果路上有五堆沙，也用脚踢去中央一堆，吟诗一首：
五色沙泥摆五堆，因何摆在路中来。半天有雨难行动，我系洪英脚踢开。见《洪门志》。
许多来自通俗小说和戏曲的长篇隐语更能激发参与者的兴趣，如“奉赠坐堂”条：
你老哥为坐堂，功德高大，好一似刘玄德，一点不差。兄弟们破黄巾，名扬天下，虎牢关战吕布，英勇可夸。我兄弟仰威光，来参大驾。同上。
又若“奉香长”条：
你老哥好比那学究先生，有智有谋识古通今。在山寨为军师人人尊敬，有三韬和六略筹算如神。秉侠心和义胆扶危济困，遗留下英雄名，四海同钦。满园的众哥弟齐来奉敬。同上。
“奉陪堂”：
你老哥为陪堂名扬天下，好一似卢俊义一点不差。在河北为员外声名浩大，曾头市擒文恭可算英豪，我兄弟仰威名来参大驾。同上。
奉赠内外八堂的拜见词大体如此，用词造语、结构语势以及押韵都近似于戏曲或曲艺，可见通俗文艺作品对天地会会众们的影响之深。所有奉赠的内容所用典故都取之于《水浒传》、《三国志演义》中的英雄故事，因此也就要求这些闯香堂、拜码头的会众熟悉这些小说，这样才能运用自如。再举一段拜码头时常用的长篇隐语：
甲：我兄弟来得卤莽，望你哥哥高抬一膀，恕我兄弟的左右。我闻你哥哥有仁义，有能有智，在此拈旗挂帅，招聚天下豪杰。栽下桃李树，结下万年红，将来与你哥随班护卫。初到贵市宝码头，理当先用草字单片，到你哥哥龙虎宝帐，请安投到，禀安挂号。兄弟交接不到，理义不周，子评不熟，钳子（指口齿）不快，衣帽不正，过门不请，长腿不到，短腿方齐，跑腿不称。所有金堂银堂，卫是门堂。上四排哥子，下四排兄弟，上下满园哥弟，兄弟请安不到，拜会不周，金伏称哥子金阶银阶，金副银副。与我兄弟出个满堂上副。
乙：好说，好说。
不知你哥哥到此来，未曾收拾多少安排。未曾接驾你见怪，副奈仁兄莫计怪。仁义胜过刘皇叔，威风胜过瓦岗寨，交接甚过及时雨，讲经上过批法台。好比千年开花，万年结果，老贤才。满园桃花共树开，早知你哥驾到，当三十里铺毡，四十里接你，五里排茶亭，十里摆香案，派三十六大满，七十二小满，摆队迎接你哥哥，才是我兄弟的道理。
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
这只是拜码头主客相见时的开场白，要想真的被对方认可还需要反反复复地盘诘，直到毫无漏洞为止。其中语句，有问有答，环环相扣，意趣盎然，十分戏剧化。这些看似平易俚俗、非常随意的长篇隐语，实际上都有固定的程式，不能随便移易。不懂内情的人们听来只是一番不着边际的胡吹乱捧的奉迎话，会内的兄弟都清楚它的真正含义。如果闯荡江湖、拜码头（或称“拜山”）者对于这些不够理解，或运用得不够熟练，很快就会被识别出来，这样他不仅会寸步难行，达不到此行的目的，甚至有生命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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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会社天地会内幕（31）
能够运用长篇隐语的会众决非一般游民，他们多是经过江湖生活的反复磨练，具有丰富江湖生活经验的闯荡者，或者是有一定的文化、能说会道的游民知识分子。试想这些熟练地操着长篇隐语在香堂上对答如流的“哥们”，会受到多少与会者的欣羡！这又能给那些熟练的掌握者多少自豪感！
又一个典型的游民形象：韦小宝（1）
我们这里必须谈一下《鹿鼎记》的韦小宝的形象。他是自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所塑造的阿Q之后又一个游民的典型。他确实是一个不打折扣的游民，他的妈妈是扬州丽春院的妓女，不知其父为谁，在扬州妓院长大成人，养成一派游民习气。由于偶然机遇被任命为天地会青木堂香主。他是一个福将，一生无往而不通。他打入清宫，受到康熙小皇帝的青睐，被封为一等公；被掳到邪教——神龙教的巢穴，反而被拔擢为地位仅次于教主与第一夫人的白龙使；后来到少林寺出家，又成为辈份最高的长老。这个单枪匹马的小流氓因为没有任何内在的约束和外在的规范，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干，也可以随着机缘而变，因此，他的成功率极高。韦小宝独自办成功过许多大事，仅对老百姓有利的就有：手刃满洲第一勇士鳌拜，参与平定吴三桂的叛乱，打败罗刹入侵者，多次帮助江湖好汉摆脱困境等等。他还为康熙皇帝建立了许多功勋，而那些严谨遵守儒家的价值观念的人们却一事无成，哪怕他们有出众的武功和严密的组织团体。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它说明在皇权专制主义体系内部，和皇权专制对抗不能采取任何有原则的立场与手段。原则与规范只能带来失败。
天地会内的英雄好汉、特别是总舵主陈近南受到许多原则的束缚，既有儒家伦理，也有江湖道义。他有所为，也有所不为，这种戴着镣铐的奋斗最终不免要以失败的命运告终；韦小宝生在妓院，长在皇宫，用作者的话说：
妓院皇宫两处，更是天下最虚伪、最奸诈的所在。韦小宝浸身于两地之中，其机巧狡狯早已远胜寻常大人。
无论是在###中，还是人情世故中，他早已熟悉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什么是应该说的，什么是不应该说的；什么是做了，要加以宣扬的，什么是做了，要加以隐密的；什么是要大肆宣扬而不必去做的，什么是大肆宣扬了而必须去做的。这些界限失之毫厘，是会谬以千里的，而韦小宝却能掌握得恰到好处，应付裕如。金庸还设计了一套只属于韦小宝的武功——“神行百变”，这是逃跑功，也是他的处世术，虽然他还没有学精、学好，这可能是因为他还存在一份良知的缘故。韦小宝在深入了解皇权专制社会与官场黑幕的基础上，还擅长揣摩术，这是处理人际关系——特别是上下关系的一门艺术。
揣摩术是皇权专制专断制度的产物，它是皇权专制主义政治学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韦小宝对此无师自通。他对康熙皇帝、皇太后、洪教主、洪夫人、乃至他的恩师陈近南、九难等人的喜怒好恶，都揣摩得特别到位、特别透彻。根据所揣摩到的心态，韦小宝会采取不同的对策，这往往是十拿九稳，万无一失的。先秦诸子里的韩非子就感慨过说动君主的难度之大，并为此写了《说难》和《难言》。为什么“难”？“难”就难在君主的内心很难揣摩，如其所说：“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不知对方的心，便很难采取恰当的“说”（学理）以应付。那样重视揣摩术的韩非，最终也因对秦始皇和他周围的权臣内心揣摩得不够到家，而惨死在监狱之中。而韦小宝却一路成功，用康熙皇帝的话说，他是“不学有术”的。毫无学问，又没有什么高强武功的小流氓，却懂得借助他人的武功为自己创造一切。这些就是游民朝思暮想的，如功名富贵、娇妻美妾、放纵自恣的生活而又不失江湖道义和朋友们的信任。《鹿鼎记》的结尾有点令人扫兴，韦小宝没有爬上权力的巅峰，而是“一家人同去云南，自此隐姓埋名，在大理城过那逍遥自在的日子”。这种向往离游民太远了，真有点士大夫气了。书中曾写到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劝韦小宝抛开清统治者，自己做皇帝，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韦小宝听了黄、顾等人的劝告之后，大吃一惊说：
我是小流氓出身，拿手的本事只是骂人赌钱，做了将军大官，别人心里已然不服，哪里能做皇帝？这真命天子，是要大福气的。
又一个典型的游民形象：韦小宝（2）
这也许是韦小宝最初听到此议时所引起的心理震动。实际上自汉代以来，每个朝代的开国创业之君多是游民出身。刘邦、朱元璋的出身人所共知，他们都属于带有流氓气的游民。本书的前面已经介绍了，五代十国之间的开国之君十有七八是兵痞、无赖、流浪汉。作者没有以让韦小宝做皇帝为小说的结局，也许是受到历史真实的限制，因为在康熙皇帝之后，很难嵌入一个“韦氏王朝”；也许这也正是韦小宝性格发展的结果。与一般不了解帝王生活而想过一下皇帝瘾的游民不同，他出入皇宫数载，又与皇帝十分接近，一度甚至不分彼此，从生活实践中他感受到“皇上也时时不快活。皇帝虽然威风厉害，当真做上了他也没有什么好玩”。除了没做成皇帝外，韦小宝确实实现了游民的最高理想。物质上的只有皇上才可比拟的享受（如七个老婆之类）。精神上做到显性社会的最高爵位（韦小宝封“鹿鼎公”，在封爵中属于第一级），隐性社会天地会的总舵主；正教——少林寺中辈份极高的长老，邪教——神龙教中地位仅次于教主和教主夫人的白龙使（后来还把教主夫人掳为自己的老婆）。这些许多是做了皇帝也达不到的境界。
韦小宝藉以克敌制胜的不是他有高深的功力，更不是靠江湖英雄的道义，团结了一批生死兄弟，形成了强大的群体势力，可以一呼而百诺。他靠的是诸如欺骗说谎，窃听盗窃，哄骗讹诈，撒泼耍赖，溜须拍马，出尔反尔等等流氓手段。这些看似下流，但是它们也如煌煌典籍一样都是专制制度的产物，是皇权专制社会传统文化中最腐朽的一部分。当然，它们出现时还是顶着各种美名的。只要这种文化背景存在，韦小宝们还会一代代繁殖生长，而且，无往而不通。只要中国还没有全面进入现代社会，韦小宝们还会无往而不胜，甚至成为明星式的人物，受到“追星族们”的爱戴、尊崇。
有人说韦小宝是“中国人的镜子”，见《侠之大者——金庸评传》。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和阿Q反映了中国人的性格的某些本质方面。如果阿Q精神是具有国民性的话，韦小宝精神也是带有国民意识的某些特点的。如缺少原则性和适应环境的能力等。如果说阿Q这个形象所诉说的是中国人失败的一面的话，韦小宝这个形象所诉说的是中国人的成功的一面，虽然这种成功缺少现代性，也不值得今人赞美。
我们还应该看到金庸在塑造这个形象时突出了其“可爱”的一面（如果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这等人，给人的感受更多的可能是“可憎”），这反映了作者也如传统的文人士大夫一样深感所属群体的懦弱，从而看到游民对于主流社会的叛逆乃至于反抗，由钦佩到羡慕，甚至有鼓励他人群起而仿效之意。作者似乎不太介意游民的手段，殊不知手段的进步才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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