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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尽收眼底。
在大楼的计算机中心，所有计算机都有专线直接连接各个国家中央银行的网络，国际金融市场的数据可以实时显示在大厅的屏幕上。18 个交易商不间断地处理着欧洲货币市场上的短期贷款交易。另一层的黄金交易商则几乎就是永远在电话上交割着中央银行间的黄金头寸。
国际清算银行在各种交易中间几乎没有任何风险，因为所有的贷款和黄金交易都有各家中央银行的存款作为抵押，在交易中国际清算银行收取高额的手续费。问题是，为什麽这些中央银行愿意把这些并不复杂的业务呢交给国际清算银行来做，并任由它赚取极高的手续费呢？
答案只有一个：秘密交易。
国际清算银行成立于1930 年，席卷世界的大萧条正处在最严重的时期，而国际银行家们已经开始构思一个美联储的放大版，建立一个中央银行家的银行。根据1930 年的海牙协议，它的运作完全独立于各国政府，无论战争或和平时期完全免于向各国政府缴税。它只接受各国中央银行的存款，并对每一笔交易收取可观的费用。当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和动荡的30 和40 年代，欧洲各国的中央银行纷纷把自己的黄金储备存放在国际清算银行，相应地，各种国际支付和战争赔偿也都经由国际清算银行来进行结算。
整个计划的策划者是德国的雅尔玛&；#8226；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就是这个沙赫特曾于１９２７年与纽约美联储的斯特朗和英格兰银行的诺曼共同密谋策划１９２９年的股市暴跌。他在1930 年开始追随纳粹信仰。他所设计的国际清算银行其目的就是提供一个可供各国中央银行家为了一些秘密的资金调动提供难以追踪的平台。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美国的国际银行家正是通过这个平台为纳粹德国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扶持，以帮助德国将战争尽可能拖得更长一些。
在德国对美国宣战之后，大批美国的战略物资打着中立国的旗号，先运往法西斯的西班牙，再转运德国。其中的金融业务很多都是经由国际清算银行结算的。
国际清算银行的董事会竟然是由交战双方的银行家所组成，美国的托马斯。麦奇立克（Thomas McKittrick）与纳粹德国工业托拉斯的首脑人物赫曼。施密茨（Hermann Shmitz），德国银行家冯。克特。施罗德男爵，德国帝国银行的沃塞。方克（Walther Funk）和埃米尔。普尔（Emil Pauhl）一起担任董事，后两位甚至是希特勒亲自提名的。
1938 年3 月，当德军占领奥地利后，大肆洗劫了维也纳的黄金，这些黄金与后来在捷克和被德国占领的其它欧洲国家所抢劫的黄金一起被存放在国际清算银行的金库之中。纳粹德国的董事禁止在清算银行的董事会上讨论这一议题。其中，捷克的黄金在德国占领之前已经被转移到英格兰银行，纳粹占领军迫使捷克银行向英格兰银行索取这笔黄金，英格兰银行的诺曼立刻照办了，这批黄金被德国用来购买了大批战略物资。
当消息被一名英国记者披露出来，立刻引起了舆论的关注。美国财政部长亨利。麦金萨亲自给英国财政部长约翰。西蒙打电话核实情况，西蒙百般推诿。后来首相张伯伦被问及此事时，张伯伦的回答是，没有的事。原来，张伯伦乃是帝国化学工业公司（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的大股东，而该公司和纳粹德国的是密切的商业伙伴。
美国财政部派到国际清算银行核查情况的科克然（Cochran）是这样描述国际清算银行敌对国家的董事之间的关系的：
“巴塞尔的气氛完全是友好的。大多数中央银行家彼此熟识已经多年，大家的重聚是一件令人愉快和有很高利润的事。他们有人提出应该放弃彼此的相互诘难，大家或许应该和罗斯福总统一起去钓钓鱼，克服大家的骄傲和复杂的情绪，而进入一个良好的状态，这样才能使当前复杂的政治关系简单化。”＇＇
后来英格兰银行被迫承认捷克黄金被转交德国的事实，他们的解释是，那只是技术上的操作，黄金实物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英国。当然，由于国际清算银行的存在，输送黄金给纳粹德国只需要在清算银行的账目上改动几个数字就可以了。人们不得不佩服雅尔玛&；#8226；沙赫特在1930 年就能设计出如此巧妙的金融平台来支持德国未来的战争。
1940 年，美国人麦基垂克（Thomas ）被任命为国际清算银行的总裁，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曾任英美商会主席，精通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与华尔街关系密切，曾对德国进行过大量贷款业务。他上任后不久曾到柏林和德国中央银行和盖世太保举行过秘密会议，讨论一旦美国与德国进入战争状态，银行业务应该如何继续进行。
1941 年5 月27 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在财政部长莫金撒的要求之下，给美国驻英国大使发电，详细调查英国政府和纳粹控制下的国际清算银行之间的关系。调查结果让莫金撒大为光火，英格兰银行的诺曼一直是国际清算银行的董事。其实，美国、英国和法国的银行机构与他们在战场上的死敌德国人在清算银行的董事会里确是友好而亲切的，这种古怪的关系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
1942 年2 月5 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2 个月，美国已经全面进入对德战争，奇怪的是德国中央银行和意大利政府同意由美国人麦基垂克继续担任国际清算银行的总裁直至战争结束，而美联储仍然与国际清算银行保持业务来往。
英国工党一直对英格兰银行与国际清算银行的不清不白的关系持怀疑态度，多次敦促财政部有个说法，财政部解释说：“这个国家在国际清算银行拥有多种权利和利益，这些安排都是基于各国政府之间的协议。切断与该银行的关系不符合我们的最佳利益。”在一个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争时代，连国家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都随时可以废弃的时代，英国财政部却严守各国银行家之间的协议，让人不能不“佩服”英国人对法律的“认真态度”。问题是，在1944 年人们最终发现了德国获得了清算银行绝大部分红利，英国的大方又不禁让人生疑。
1943 年春天，麦基垂克“不顾个人安危”往来于各交战国之间。尽管他既不是意大利公民又不是美国外交官，意大利政府仍然给予他外交签证，并由希姆莱的秘密警察全程护卫着来到交战国首都罗马，然后经由里斯本搭乘瑞典船只回到美国。4 月，他来到纽约与美联储官员进行磋商，然后他手持美国护照前往德国首都柏林向德国中央银行的官员传达机密的金融情报和美国高层的态度。
1943 年3 月26 日，加州众议员杰瑞。沃里斯（Jerry Voorhis）在众议院提出调查国际清算银行的提案，试图搞明白“一个美国公民担任由轴心国设计和运作的银行总裁的原因”，美国国会和财政部都没有兴趣进行调查。
到了1944 年1 月，另一个“好事”的众议员约翰。考斐愤怒地表示：“纳粹政府有8500 万瑞士金法郎存在国际清算银行。大多数董事都是纳粹官员，而我们美国的金钱却在一直流向那里。”＇＇
人们一直不理解为什麽瑞士能在四面战火的环境下保持着“中立”，而同样弱小的比利时、卢森堡、挪威、丹麦即使想保持中立，也难逃纳粹的铁蹄。其实问题就在于国际清算银行位于瑞士，它的实际功能就包括美英的银行家向德国提供战争融资以便使战争打得更长一些。
1944 年7 月20 日，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废除国际清算银行的议题终于摆到了桌面上。凯恩斯和怀特（Harry Dexter White）这两位总设计师考虑到国际清算银行在战争中的种种可疑行为，开始都曾支持废除该银行，但他们的态度很快久发生了变化。当凯恩斯敲开美国财政部长莫金撒的房门时，莫金撒吃惊地看着平素态度和风范都无可挑剔的凯恩斯情绪激动，满脸涨红，他用尽可能平和的口气说他认为国际清算银行应该继续保持运作直到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成立，凯恩斯夫人也在一边游说莫金撒。当觉察到莫金撒承受了要求解散国际清算银行的巨大政治压力时，凯恩斯退一步承认该银行应该关闭，但是关闭的时机也很重要。莫金撒则坚持“越快越好”。
沮丧的凯恩斯回到自己的房间，立刻召集了一个英国代表团的紧急会议，会议开到凌晨2 点，凯恩斯亲笔草拟了一封致莫金撒的信，要求国际清算银行继续运作。
第二天的会议上，莫金撒的代表团令人吃惊地通过了解散国际清算银行的决议。
当得知这一决定时，麦基垂克立即给莫金撒和英国财政大臣写信，强调战争结束后国际清算银行仍然有很大的作用，但是他同时又表示国际清算银行的账目不能公开。事实上它的账目从1930 年到现在的76 年中从未向任何政府公开过。
尽管麦基垂克在战争中的种种可疑行径，他却备受国际银行家们的欣赏，他后来被洛克菲勒任命为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副总裁。而国际清算银行最终也没有被解散。
战后，国际清算银行的活动更加隐秘。它是由一个被称之为“核心俱乐部”的六七个中央银行家组成，其中有美联储、瑞士国家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意大利银行、日本银行、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法国银行和其它国家的中央银行被排除在核心圈子之外。
“核心俱乐部”最重要的理念就是要把各国政府坚决排除在国际货币决策过程之外。瑞士国家银行本来就是私有银行，完全不受政府控制。德意志联邦银行几乎和瑞士银行一样我行我素，在利率变动这样重大的决策上也完全不和政府打招呼，它的总裁普尔甚至不愿坐政府安排的飞机到巴塞尔开会，他宁愿自己座他的豪华轿车到瑞士。美联储虽然受政府一定程序的制约，但是在货币问题决策上白宫和国会完全无缘致啜。意大利银行在理论上必须接受政府控制，但它的总裁从来就是和政府不咬弦，1979 年政府甚至威胁要逮捕意大利银行总裁帕罗。巴非（Paolo Baffi），在国际银行家们的压力之下，政府却没之奈何。日本银行的情况较为特殊，但在80 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崩溃之后，大藏省对日本中央银行的干预被形容成罪魁祸首，日本银行趁此机会挣脱了政府的钳制。英格兰银行被政府看得很紧，但他的总裁都是手眼通天的大人物，所以也被算作核心成员。
法国银行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它被看成是政府的傀儡，被坚决排除在核心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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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世界的精英俱乐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
“他们会说IMF 非常傲慢。他们会说IMF 从来不曾真正倾听它所致力帮助的发展中国家的呼声。他们会说IMF 的决策是秘密的和不民主的。他们会说IMF 的经济‘疗法’经常使问题更加恶化–使（经济发展）缓慢恶化为不景气，从不景气恶化为衰退。他们说的不错。我
从1996 年到（2000 年）9 月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
经济学家，经历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亚洲金融风暴、拉美和俄罗斯金融危机）。我亲眼目睹了IMF 和美国财政部对这次危机的措施，我被惊呆了。”＇＇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斯蒂格利茨作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在世界银行和IMF 的2000 年年会前一周发表了这一针对这两个最大国际金融机构的强烈抨击，他当即被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强制退休”了。其实，开掉斯蒂格利茨的不是沃尔芬森，而是美国财政部部长萨摩斯，而美国财政部拥有世界银行17％的股份，拥有世界银行行长的任免权和一票否决权，在事实上控制着世界银行的运作。萨摩斯对斯蒂格利茨厌倦到了无法忍耐的程度，他甚至不愿强制斯蒂格利茨默默地退休，而一定要动用“赶走”（Removal）的极端形式来羞辱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于2001 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斯蒂格利茨还曾担任克林顿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
问题不是出在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水平不够，而是出在他的“政治立场”有问题，主要是对国际银行家分外热心的“全球化”持消极态度。他对这两家国际金融机构的评价和见解当然是建立在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之上，但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制造和利用这些问题”正是这两家金融机构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