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列出的例子包括天花、麻疹、牛皮癣、狼疮、虹膜炎和癫痫，由于发现这个“模仿或仿真的通则”，使他清楚了解梅毒如何以各种方式显现，却与本来的疾病似乎没有关联。富尼耶所描述的梅毒初期感染和末期的症状之间的差异，因为他的发现而得到解释：感染梅毒之后多年的慢性病痛和各种疾病，都是由梅毒引起的。
哈钦森演说之后六年，泰勒（R。 W。 Taylor）出版《性病的病状与治疗》（The Pathology and Treatment of Venereal Diseases），一丝不苟地记载梅毒对于身体每个细胞的影响。眼睛水晶体在最初感染数十年后会受到严重影响，只有这一点泰勒没有提到，但是他提到第二期可能发生白内障，有时候眼囊也会受到影响。
1728年，意大利医生朗西西（Giovanni Maria Lancisi）发现大动脉的动脉瘤和梅毒有关，但是直到1875年，英国陆军外科医生韦尔奇（Francis H。 Welch）发现大动脉瘤破裂的53件案例中，有三分之二的患者以前患过梅毒，这个关系才得到确定。他解剖梅毒病人和非梅毒病人，发现前者的大动脉有显著的改变，这更加证实他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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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照暗毒（3）
哈钦森发现梅毒中期发生的病状和早期症状有关之后，韦尔奇也证实梅毒引起大动脉受损，富尼耶对于第三期梅毒造成瘫痪和疯狂也有完整的了解，可见，医生探究病人一生的病历，对诊断非常有帮助。医生现在可以看出内脏的梅毒、心脏的梅毒、骨头和神经的疾病，以及心理和瘫痪的症状，这些都是梅毒病害的一部分。
不过，医生平常看诊时，往往未能诊断出梅毒。许多医生对于未曾接受治疗的梅毒患者，问诊时没有回溯病人的生活史，否则可能问出在几十年前曾经出现溃疡又消失，或是发高烧却没有什么后遗症。有时梅毒的症状很像其他疾病，比如风湿病、关节炎、痛风＇6＇、湿疹、高血压、癫痫、头痛、胃痛、黄疸病、狂躁、沮丧、痴呆、精神分裂症、耳聋或只是“紧张”，医生经常只是看到这些症状，没想到“伟大的模仿者”正静静潜伏在背后，当然无法对症下药。
病人不断换医生，接受各种奇怪又恐怖的治疗法，最后卑微地接受自己是虑病症患者。由于梅毒在最初几年之后没有传染力（感染之后的前两年，传染力很强，然后递减，很少超过五年，不过哈钦森保守估计传染力要七年后才会消失）＇7＇，甚至有理由相信梅毒已经消失。
19世纪结束时，苍白螺旋体还没有被发现，也没有痊愈的疗法，但是在富尼耶和哈钦森之后，可以看到梅毒几十年的完整发展过程：从下疳与出疹子到身体各部位都损坏，最后瘫痪、发疯以及急性心脏病而死。将梅毒的进程清楚说明，可让聪明的诊断者了解梅毒模仿其他疾病的症状，它没有自己独特的病征。
梅毒是终生复发的疾病，20世纪初的研究人员都接受这个说法。欧洲和美国的科学家致力于发现疗法，但美国在收集和分析资料上领先。研究人员进行许多实验以进一步了解梅毒的许多病征和症候，并且改良治疗方案。这些观察结果和各种表格提供给临床医师作为使用有毒化合物（早期的化学疗法）的准则，这些方法只能控制、降低疾病的影响以减少病人的痛苦，但是无法治愈。
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速梅毒的传播，成为国际问题。由于误以为梅毒是遗传性疾病，因此引起严重关切。富尼耶警告说，人类的未来将受梅毒威胁，这句话也重新引起众人的注意。战后，国联（联合国的前身）协调国际间的梅毒研究，其中有一项计划在美国进行，称之为“合作临床小组”（Cooperating Clinical Group），于1928年至1942年出版许多研究报告，包括早期3244件梅毒案例的检验报告。四所美国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宾州大学、密西根大学和西储大学（Western Reserve），再加上梅奥诊所（Mayo Clinic），全都在公共卫生署的指导下参与这项研究。
1910年，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利用有机砷研发出新药“胂凡钠明”（Salvarsan），病人不但挤满了候诊室，还排队排到街上，都等着注射这种特效药。临床医师仍然继续记录梅毒的细微差别，以及各种治疗方法的成效。信息共享产生大量的资料，教科书满是媒体刊载过的统计资料，引用的研究资料往往涉及数千患者。＇8＇
约翰·斯托克斯（John Stokes）的《现代临床梅毒学》（Modern Clinical Syphilology）1926年出版，图文并茂，厚达1332页，字体很小，是最有用的教科书之一。和之前的哈钦森一样，斯托克斯提供临床医师各种案例研究，每个案例都是特殊的诊断挑战。每个案例先是简短的讨论，然后列出其病征和症候，通常会指出许多医生在诊断上为何错误，而他又是如何确定。斯托克斯是宾州大学皮肤医学和梅毒医学的教授，在国联也很活跃。1944年，他与同事合作出版该书最后的版本，其中涉及青霉素＇9＇这种神奇新药的信息，以及“合作临床小组”等许多研究的资料。
由于患者诊断确定之后立即就医，科学文献迅速增加，反而缺乏对终生未就医患者发病过程的研究。1890年至1910年，有人填上这段空白。挪威奥斯陆大学医院性病诊所的主任西泽·伯洛克（Caesar Broeck）不让2181名早期梅毒患者接受水银治疗，因为他认为以有毒化合物治疗会干扰自身的疗愈能力。胂凡钠明在1910年出现之后，伯洛克测试其药效，就他研究中还能找到的患者给予治疗。
从1925年开始，接任伯洛克职位的布鲁斯嘉（）追踪473位没有回来接受胂凡钠明治疗的患者，并且将他们与接受治疗的患者比较。结果发现未经治疗的患者，得到神经系统梅毒的比例是接受治疗的患者的4倍，骨头和皮肤有溃疡为26倍，证明胂凡钠明虽然无法治愈，但确实能够改善长期的外表病征。1955年，杰特兰（Trygve Gjestland）出版《奥斯陆未治疗的梅毒之研究》（The Oslo Study of Untreated Syphilis），讨论这项研究。由于许多患者在发病中期失去联络，并且重点在于回顾，这项研究没有充分陈述初期感染之后病状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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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照暗毒（4）
因此下一次研究未治疗的梅毒患者时，特别强调这问题。不过，医学界盼望能观察未治疗的梅毒患者长期的自然发病过程，还是无法实现。1932年，公共卫生署开始进行一项计划，研究黑人社区的梅毒。本来只要做六个月，结果持续了40年，是有史以来最长期以人体进行“未治疗”的医学实验。这是官僚政府体系计划不周的擅自行动，如果曝光一定饱受媒体攻击，引起热烈讨论，并促使制定人体实验的新准则。这个计划叫做“男性黑人梅毒患者未接受治疗之塔斯克吉研究”。＇10＇
塔斯克吉梅毒研究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约瑟夫·穆尔，有一本重要著作叫《现代梅毒治疗》（The Modern Treatment of Syphilis）＇11＇，同事斯托克斯说他是“探究领域的巨擘”，他也是塔斯克吉研究的早期顾问。（穆尔是用疟疾疗法为芝加哥黑社会首脑阿尔·卡彭（Al Capone）治疗第三期梅毒的医生。）这项实验追踪亚拉巴马州马康郡贫穷的文盲佃农感染梅毒未接受治疗的状况，该地的梅毒感染率特别高。有6个郡4万人接受梅毒检测，整体感染率估计为25％，而马康郡约为36％。
这项研究的对象，必须是男性，瓦色尔曼梅毒检测（Wassermann test）为阳性反应，且记得最初发生下疳的日期。排除初期感染症状轻微的患者（不记得有下疳），以免发生错误。有些梅毒专家多年来批评说，部分严重的第三期神经系统梅毒患者感染初期症状轻微，也记不得有出现下疳、发烧或长疹子；而有严重感染症状和溃疡的患者，往往病情轻微。只有清楚记得下疳日期的患者才纳入研究中，并排除末期严重神经系统梅毒的人，因此这项研究可能有偏差。最后选择的实验群体399人患有梅毒，控制组则有201位健康男性。根据穆尔的建议，一开始就仔细检查实验对象的病历，包括做胸部Ｘ光和心电图，他列出15项身体检查的项目。
虽然是计划做梅毒患者未接受治疗的研究，但一开始这目标就很不稳定。有些患者从计划开始就涂满水银，比没有纳入计划内的患者接受更多的治疗。公共卫生署的冯德勒医生（）在一封信中要求供应水银和砷，很清楚说明这些人到底是如何“未治疗”。他说，300名患者需要水银治疗，每星期14次，持续18星期；总共需要75000剂，约300磅的油酸脂水银。他还要求600克的砷，以补充现有的不足。许多实验对象多年来偶尔在其他地方接受治疗，这比完全没有治疗更危险。控制组的人如果感染，就换到实验的另一边。此研究进行30年，仍然存活的“未治疗”实验对象，有96％接受其他治疗。
疾病控制中心定期来收集血液样本，这工作倒是做得很好。政府公共卫生部门每年都有一群医师到塔斯克吉，每天收集血液样本，长达数星期。到塔斯克吉出差，他们称为“赶集”，有位医生甚至说是“捕捉”实验对象。后来，到塔斯克吉成为年轻公共卫生官员赚出差外快的门道，这些官员大多缺乏临床经验，对于未治疗梅毒的发展过程所知有限。
塔斯克吉研究并非根据医生和病患的关系，而是基于研究人员和实验对象的模式，其成果是血液样本和实地观察报告。公共卫生署性病部门的医疗主任约翰·赫勒医生（）指出，虽然医生关心的是如何有效获取检查数据，但是有600个检测对象：“他们尽量满足每位患者的个人兴趣，基于时间压力总是无法做到。偶尔会惹恼患者，因为医生无法解决他的特殊问题。”＇12＇语言是另一个问题，医生不容易理解当地的方言。
温格医生（）是这项研究早期的规划者之一，他冷酷无情，对梅毒患者漠不关心。尤妮斯·里弗斯是护士，参与这项计划整整40年。温格医生抱怨里弗斯开车到乡下访问这些患者，根本就是浪费汽油。他对一位同事说：“我认为，除非这些患者死亡，否则我们对他们不会有更进一步的兴趣。”＇13＇
里弗斯没有受过梅毒方面的训练，但她有许多机会观察梅毒患者长年经历的痛苦状况。她受雇时表示自己缺乏梅毒方面的知识，有人告诉她，那是没有必要的。可见塔斯克吉梅毒研究的实验对象，一生承受梅毒的痛苦，没有得到医疗照顾或了解。虽然梅毒发展的所有症状都定期记录下来，梅毒中期更微妙的症状和复发状况却被忽略了。
塔斯克吉研究可能持续到最后一个人过世，但在1966年，旧金山一位公共卫生署的年轻性病访视员彼得·巴敦（Peter Buxtun），午饭时无意间听到有人讨论一位末期梅毒患者接受治疗，其实不应该接受治疗，因为那位患者是一项研究的实验对象。巴敦从疾病控制中心取得有关塔斯克吉计划的一大叠资料，发现这项研究有一些道德上的问题，尤其是青霉素在1940年代后期出现，为什么没有对这些患者实施治疗。第二次大战期间，甚至通知征兵处不要征调这些人服役，以免他们接受治疗。虽然青霉素到目前还是无法根治梅毒患者所受的创伤，但确实能避免进一步恶化。
光照暗毒（5）
1938年，巴敦9个月大时随着家人逃离布拉格，现在他重新审阅纽伦堡军事审判有关人体实验的记录，并且向公共卫生署提出质疑。＇14＇巴敦提出的问题先是遭忽视，被断然拒绝，最后于1972年向美联社举发他的发现。这个问题曝光后，引起大众愤怒与极端不满。1973年3月，实验正式停止，美国参议院开始针对人体实验举行听证会。巴敦在参议院健康、教育和福利委员会前作证，主席是特德·肯尼迪（Ted Kennedy）参议员。
当塔斯克吉的故事被揭露并成为众人讨论的话题后，公共卫生署的官员发现自己被媒体拿来跟纳粹医生比较，感到非常挫折和气馁。大众谴责他们没有告知实验对象并取得同意，还指控他们注射病人梅毒血清（就像19世纪他们的前辈所为），以及进行种族灭绝计划。温格医生在1932年说，这项研究完成之后，他们将惹得满身烂泥巴或是集荣耀于一身。＇15＇结果是满身烂泥巴。
1974年，梅毒学家鲁道夫·坎普迈耶（Rudolph Kampmeier）（1943年出版《梅毒学精义》）发表一篇文章，表达他对这问题的观点。他指出，要求告知并取得同意，在那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