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同时靠着他的计算机经验，在学校的计算机研究室找到了一个系统管理者的工作。当时IBM捐赠了一些网络卡和系统软件给学校，著名的局域网软件提供商Novell也捐赠了一些操作系统，但是没有人知道怎么使用它们。丁健读完使用手册后，在1989年装设完成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第一套局域网络。关于丁健天才的故事很多，其中一个是他在北京大学上学时经常逃课，线性代数课从来没上过，只是考试前三天把教科书上的题目全部做了一遍，期末考试时就拿了满分。田溯宁也对丁健的智商表示叹服：亚信刚刚成立时，由于资金有限而请不起律师，丁健只用了一周时间就把法律的基本知识全部掌握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亚信的法律问题都是由他出面负责。
在1990年加州大学硕士毕业之前，丁健将整个校园网络连接上了Internet。随后，他在位于达拉斯的得州大学担任系统分析师的工作，在这里，他第一次真正见到田溯宁，两个人相见恨晚，很快就讨论关于合伙开设公司的构想。
田溯宁是一个超级鼓动能手，他外表憨厚，面相老实，给人很真诚的感觉，而又口吐莲花，视国家兴亡为己任，这让他很有鼓动力。有一个在坊间流传很广的段子：车子在大路上前进，突然遇到一个大坑，按田溯宁的性格就会鼓动整个车队的斗志，大声喊“没有退路，冲！”而丁健则会停下来，看是否能够绕道或者铺路过去。这样行事截然不同但内心无比接近的两个人联起手来，他们计划开创一番新事业，至少在当时，他们雄心勃勃。
田溯宁从未忘记他要返回中国的目标，虽然他还没有找出跃过这片海洋的方法。他和丁健一起思考对策，“我们要如何将这项科技带回家”。回到得州后，田溯宁和丁健从路伯克市（Lubbock）搬到了达拉斯的明天大道，在那里他们创立了企业发展国际公司（BusinessDevelopmentInternational，简称BDI）。公司的宗旨是：串联全中国。听上去很宏大，但这最后也成为了现实。
这家公司是一个叫刘耀伦的华人投资的，刘耀伦在美国做房地产，是美国最成功的中国商人之一，也是华人圈子里的热心人士之一，他给田溯宁、丁健投资的故事颇为经典：一次三个人一起吃饭，饭后田溯宁和丁健抢着买单，博得刘耀伦的好感，从而获取50万元美元的投资，并约定做非房地产之外的其他业务。 （本文来源：网易商业频道 ）
1996海归归来
1996年的中国充满了激扬文字。这一年5月，一本叫《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的政治评论著作一面市就引发热浪，首版发行5万册，只用了20多天就一售而空，这本书的5位作者张藏藏、宋强、乔边、古清生、汤正宇都是大学毕业没多久，30岁左右的文化青年。该书最重要的观点，是对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提出质疑，并猛烈批判中国国内的崇美思想，进而大胆地为中国的崛起而呐喊。这本书迅速被翻译成多国文字，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也邀请作者进行沟通，这被认为是民族主义情绪高昂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这一年的7月，当时《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胡泳受海南出版社委托挑选外版书。在版权公司密密麻麻的巨大书架前，胡泳不经意间抽出了一本黑白封面的书。这本书是美国未来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数字媒体室的主任尼葛洛庞蒂（NicholasNegroponte）写的《数字化生存》，在美国《纽约时报》的图书排行榜上连续几周都是第一。一翻之下，胡泳立即建议海南出版社出版此书，之后胡泳和妻子范海燕只花了20天的时间就完成了翻译工作，并交给了海南出版社进行出版。这本书在日后也成为年度畅销书。
学习、追赶甚至超越美国，一直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众最重要、最强烈、最质朴的情感，不论官方还是民间。但在互联网之前，我们更多的只是一种徒劳式的呐喊和掩耳式的自欺，理由无他，我们实在不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我们又不愿意因为直视这种现实而丧失一个国家和民族应有的自信。但互联网不同，从这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太平洋彼岸开始落地、开始商业化、开始展现其迷人魅力的时候，对应的，正是中国改革开放进入1992年之后的又一个黄金盛年。进一步打开国门的中国人由于一开始在互联网时代并没有落后太多，因此能以更开放更从容的心态迎接这一场由开放和创新为主要推动力的互联网冲击波。
与此同时，我们曾经在很长时间里期盼的海归归来的希冀成为了事实，这批生在中国、学在美国的人，兼容东西方文化，打通了中国和美国之间竞合的绿色通路。互联网在美国的每一个细小的创新，在太平洋的西岸，都会有人进行学习、借鉴甚至模仿和跟随。这在之后甚至形成一套约定俗成的成功路径：用最快的速度学习美国最成功的商业模式，然后迅速本土化，赢得用户，获取收入，然后再到美国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后再进行发展，甚至形成自己特有的创新。这种立足本土，对接美国式的造富运动由此产生了足够多的阳光富豪和知识英雄，并进而形成良性循环，成为互联网创新中国的内在推动。
海归群体和具有海外视野的本土创业者成为中国互联网早期创业者的生力军，他们所带来的变化和推动还在于，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一开始就接近硅谷模式，靠出售梦想获取风险投资（VC），争取用户，构建收费模式，进而形成正向赢利，进行资本运作。
在这一年中，我们重点讲述了从美国回来的海归张朝阳和中关村标志性人物王志东的故事：这一年，王志东参与创办的四通利方和冯波服务的罗伯森？斯蒂文森公司签订了国际融资服务合同，王志东由此在美国留学生冯波的帮助下开启了新浪成长之路。同是这一年，已经回国一个年头的张朝阳开始拿着他的商业计划书穿梭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寻求那些可能给他钱的人。
这两个人，张朝阳是海归的符号，王志东是具有海外视野的本土创新派代表，他们两人的故事在之后的5年内不断成为媒体报章关注的焦点，虽然之后路径不一，也没能一直站在中国互联网这个大舞台的最中心地位，但在当时，这两个人都是当之无愧的主角，堪称一时瑜亮。
因为陈章良，张朝阳回到中国
走下飞机舷梯，张朝阳感到一阵寒意，他想不到11月初的北京会如此之冷。搓了搓手，张朝阳拎起两个手提箱向机场外大步走去。外面，是他尚未触摸到的中国互联网事业。这一天是1995年11月1日，而前一天就是张朝阳31岁的生日。
尽管想来不大可能，但张朝阳坚持认为，他回国创业的第一天，即1995年11月1日，北京是下着雪的。也许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让张朝阳的回忆如此寒冷。
张朝阳是个文学青年，此时的他仍保留着阅读小说的习惯，他最喜爱的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张承志的《北方的河》类似这样能展示自己纯情一面的小说。张朝阳曾骑着自行车去看后者书中写过的永定河。之后张朝阳的敏感、自省，他的英雄主义情结都能从中找到根源。
正是这份过分的自省让张朝阳在很长时间内是一个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的人。
1981年，17岁的张朝阳考上了清华大学物理系，他的理想是做一个陈景润式的人物，关在只有一盏小煤油灯的屋子里解数学题，一整天只吃一个冷馒头。1986年，22岁的张朝阳考取了李政道奖学金，可以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读物理，但却突然间发现自己没有了目标。东游西荡地混完了在清华的最后一年后，他来到美国。
到美国后，张朝阳变得非常反叛，开始恣意地、甚至有些放肆地享受他的青春。他在银行里从没有存款，但他要买车，而且一定得是敞篷车，开车路过商店时会来个急停调头，进去买一副墨镜戴上。穿衣服一定要穿POLO，甚至他还梳过Ponytail（马尾）。1993年张朝阳在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毕业，留校做博士后，继续狂放不羁。
1995年7月，张朝阳以麻省理工学院亚太地区中国联络负责人的身份出国后第二次回到中国，前一次是陪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务长，这一次则是陪着校长回国的。张朝阳安排了校长与当时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见面，也陪着那位校长去了北大，接待人是陈章良，彼时陈章良刚被提拔为北京大学的副校长，那年陈章良34岁，张朝阳31岁。
陈章良34岁当上北京大学副校长这件事对张朝阳的触动很大。回到美国后，张朝阳就决定三个月后一定要回到中国。回国后亲眼见到国内的景象，再加之访问了许多朋友，张朝阳发现一个在中国生活的人是多么幸福。他们生活在自己的文化里，非常充实。而在美国的华人则是不在主流文化圈子里的一群人，跟社会几乎没有太多关系，只是麻木地生活在另一种意义上的世外桃源里。
这一次，和之前很多次的选择一样，张朝阳同样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他知道的是，他要回中国去。回国做什么，他也并不知道。
张朝阳在1995年回国时选择了做互联网，原因无他，因为在这个时间段里，正好有这样一份能帮助他尽快回到中国的工作而已，当然，这份工作所在的互联网行业对张朝阳也颇有吸引力。
张朝阳在麻省理工学院所加入的实验室的导师虽然是学校的副校长、一名物理学家，但他本科专业是学计算机的，因此他要求他的研究生、博士生对计算机必须要精通，否则他就根本不会让你毕业。对于张朝阳来说，在实验室工作最大的收获就是运用计算机的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所以，因祸得福的是，当别人还在华尔街、咨询公司工作的时候，张朝阳却有这样一种闲情逸致在网上漫游，而这一玩就转眼到了1994年。
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张朝阳于是就想搞一个“ChinaOnline”（中国在线）公司。Ridingthewavesofourtimes，oneistheingofageoftheinformationsuperhighway，anotheristhemergenceofChinaasaglobalpower。（顺应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两个潮流，一是信息高速公路时代的到来，另一个是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崛起。）这两句英文被张朝阳写在了他的第一份商业计划书—“中国在线”的封面上。
那个时候张朝阳并不知道自己的创业能够做什么，并且在中国也没有任何资源。当时张朝阳拿这个商业计划书和系里懂计算机的人进行探讨，由于没有谈出个结果，只好暂时搁置在一边。但张朝阳一位叫GarryMuller的美国朋友，却跟家人要了些钱，成立了一个网络公司。一年后的1995年，他的公司已发展为拥有20多人的公司，并在完成了第一次融资100万美元之后，把这个公司变成了欧洲在线ISI公司。为了专门研究新兴市场的信息，他需要有人帮他在中国工作，张朝阳成了合适的人选。
由于张朝阳当时急于回到中国，虽然那份工作的工资不高，但在没有找到更好的出路之前，张朝阳决定帮Garry做。就这样，张朝阳回到了国内。
靠股东贷款挽救了搜狐
尼葛洛庞蒂的访华让张朝阳一下子获取了注意力，也由此吸纳了诸多人才的加盟。不过，张朝阳面临的具体问题是他所创办的爱特信公司账上现金已经消耗殆尽，需要进行第二轮融资。
如果说第一次融资的股东多少是基于对张朝阳个人的信任以及私交的话，那么第二次融资则再也没有这样的情感因素帮忙。对于张朝阳来讲，这次融资的过程几经起伏，长达半年的融资经历令他刻骨铭心。
在张朝阳的印象中，当时的美国人对中国十分陌生，几乎没有投资人愿意听他的计划。事实上，那个时候能够找到一个愿意接见这个中国创业者的投资人都很困难。
在罗伯特和尼葛洛庞蒂的引荐下，张朝阳自费前去美国加州见那些亿万富豪。他先在加州的一个小旅馆住下，用绿卡租了辆车，然后用了两天时间不停地打电话与几位可能改变他的公司命运的人约定见面时间。
1997年9月11日让张朝阳终生难忘，他至今为自己在这一天表现出来的能力而骄傲—在这一天中他马不停蹄地见了4位风险投资人。
按照事先约好的时间，张朝阳应该在早上9点先去见英特尔投资公司的人，接着是12点与世纪投资的负责人会谈，下午3点是软银，下午5点则是后来给王志东投资的亿万富翁罗伯森？斯蒂文森。前三位投资人都在硅谷附近，而最后一位则在旧金山。
为了充分利用分分秒秒，头一天晚上张朝阳利用雅虎地图已经把路线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