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还是陡峭的太行山
昭和16年5月，我初次上阵，参加中原作战，在攻击部队作一名山炮兵，拉着一匹驮着弹药箱的马，翻越太行山脉。那年春天，我22岁，是一名二等兵。正如报上说的，“陡峭的太行，山连着山，昨天是山，今天是山，明天还是山”，战斗就是翻山。我咬着牙，翻了一道又一道。我的军靴磨破了。下雨天，我披着一块雨布，拉着马朝前赶。 不论走多远，也碰不上敌情。我一个小兵，不可能了解大战役的整体形势，但也感觉到日本军队正一点一点地地收紧包围圈。因为翻山行动如此紧急，我们的供应跟不上。部队越来越饥饿，每顿只用一小捧米熬点粥，里边掺点碎豆豉。军马驮着沉重的大炮零件，因为缺盐而四脚打颤，站都站不住了。 我们那时脑子一根筋，什么都不想，心里燃烧着的只有一个字：祖国。在逼近前线的时候，部队的重伤员陆陆续续用担架送下来，阵亡的人则用防水油布盖着，驮在摇摇晃晃的马背上，送到后方去。 我们部队最后进入山西腹地，占领了一个——如果没记错的话——叫做西阳村的地方。我们在村里的地下挖出几支枪，枪上雕着的菊花纹饰，正是日本军队的枪支。看来，一支部队在我们前边来到山西这个偏远地带，遭到了全歼。没有谁知道这场战斗，这支小部队上不了战史。他们与他们的枪一道给埋入黄土。抬头望天，我们为这些不幸战友的灵魂祈祷。 成田武夫 69岁 公司雇员 川岐市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濒死伤兵的摄人气势
昭和15年5月末，向长江支流汉水东岸集结的日军，冒着对岸中国军队的炮火，强行渡河，直指目的地宜昌。先头部队走得太快，其中一些居然遭到了我方飞机误炸。 在准备渡河的三、四天里，我突然发现一名中国逃兵，面朝上躺在一条田间小路上。一个走在我后边的步兵叫道，“嘿，这家伙还活着哪！”我转过身去，他还在说，“帮他一把，让他脱离苦海。”说着用他装在枪上的刺刀朝这名中国兵心脏部位刺去。就在这时，那中国兵抓住指着他自己的心脏的刀刃，鼓起他最后一点力气，不让它这么刺下来。那名步兵既不能朝前刺也不能朝后拉。在这名垂死的中国士兵意志的力量下，那步兵失去了再朝他刺去的意志。 那中国兵一只手抓着刀刃，松开另一只手不停地摇，呻吟着恳求留他一命。我们当时正在追赶敌军，不允许延误，就把他原样扔在那里，赶上了前面的特遣队。 经过一场激烈搏斗，我们在6月12日攻下了宜昌。没过多久，令人震惊的长江大洪水就来了。从上游无比雄壮的天险大宜昌峡［应为三峡——译注］，漂下无数被残杀的尸体，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随着湍急的河水顺流而下，发出令人窒息的恶臭。那边不是日本军队占领的地方，我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本多弘太郎 70岁 商店店主 东京 。 想看书来
竟然姓名都无法确定
一个中年人来看我。他在一本书里读到了我在战争期间写下的从军记录，他说他想知道更详细的情况。他父亲是中国中部派遣军桧部队日本的军事单位常常使用代号或将官的名字来加以鉴别。比如桧部队，或以他们长官的名字命名的如山本部队。（英译者注）的，也被送到中国前线，最后因营养不良死在湖南省易俗河附近的基地医院。 作为一名卫生下士官，我参加了开始于昭和19年5月的湘桂战役。在7月间的衡阳战斗中，我担任桧、广、岚部队伤员和病号的接收工作，将他们送往设在衡阳郊区杨家坳的野战医院。惨剧就是在那里发生的。来自后方的补给被切断，最基本的粮食供应也没有了。在医院功能无法施展的情况下，霍乱病爆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大部分病人死去。数目没人说得清，据估计是四千甚至五千人。在这极端的情形下，逃跑和自杀也发生了，死了的人也得不到确认。 我所在的诊疗所，不过是一间民房匆匆改成的收容室。泥土地上铺上草垫，收了大约600个病人。他们在霍乱发生后一周内无一幸免。负责照料这六百名病人的六名看护，自己也因为营养不良而病倒，哪里也去不了。人死之后就放在那里，任其腐烂。我不记得我作过死亡将士名册和应送交先遣队司令部的死亡报告书。其他战地救护站一定也是一样。每个士兵都有姓名身份签，但是在那样极端的情形下，也都没有派上用场。 我的客人说，他父亲就是桧部队的一名下士官。四十年了，他依然期待着，期待能知道一点自己父亲临终的情形。我为他的心愿而黯然神伤。 飞田俊夫 67岁 公司主管京都府 txt小说上传分享
未经确认就开枪
事情发生在昭和14年1月，我在华中战场汉江一带担任警戒期间。前一天晚上就有部队渡河，怀疑是敌人正在发动攻击。我们竭尽全力与中队联络，请求支援，不料答复是“没有可能”，并命令我们坚守阵地到第二天清晨。 小队长对哨位上的人说，考虑到从正面过来的只可能是敌人，开枪和刺杀之前不必示警，一定寸土不让。在这样的严厉命令下，每小分队各派两人，在前方100米处的大堤上设了流动哨。 那是个漆黑的夜晚，远处的狗吠声让人心悸。村镇之间声光交错，好象在互相打信号。对岸传来吓人的炮声。凌晨，雾气笼罩在堤岸前边草地上，一阵悉悉索索的响声传来，像是有一支大部队正逼近。我怎么使劲看都看不清。砰！砰！我放了两枪，对面的兵喊道“会津！”，我立刻回答“白虎！”，只听对方痛苦地喊：“我中弹了！我中弹了！”来人是我们中队长，还有他的两个兵。 “你是新兵吧？”“是，长官。”“为什么你不示警就开枪？”“有命令说紧急情况下可以不示警。”“笨蛋，你从哪儿听来的这规矩？” 我们回到阵地继续守卫。我很惊讶，开了两枪，居然打伤了三个人！如果我按照命令开枪打的是敌人，那就是英雄了；但击中的竟是自己人，那就得进军事法庭了。我懊悔不已，觉得与其蒙羞活在世上，不如自我了断。就在我把枪口对准我的喉咙的时候，我们小队的伙伴跑了过来，他们早就防着要出事。他们夺下了我的枪，把我关到一间屋子里，等着我从兴奋状态中恢复过来。他们严密地看着我，对我说：中队长过来也不先联系，命令又是小队长下的，你要死我们也不活着。 一个礼拜之后，在我得到允许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老乡。我告诉了他我的经历，他安慰我说：“连打黑枪的事都有。如果为了你这点事就如此打算，那你再多几条命也不够用。”他的话帮我缓了过来。 丹野美登理 70岁 农业 二本松市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加害者与受害者
从昭和17年春，作为一名士兵，我参加###中###队，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那是在中国的山东省一带。我们常规行动中的一个，就是“确保劳工行动”。 我们往往在黎明时分包围一个村庄，把所有的农民一网打尽。将妇女、老人、孩子搁到一边，把所有男人一个不留地交到我们的司令部。我直到复员以后，才知道这些人后来成了中国劳工，在各地矿山过着极度悲惨的日子。 当时的行动残忍可怕。我们的兜捕密不透风，一只蚂蚁都别想溜走。士兵们十米一人，有人举着亮（用蜡烛火把长颈玻璃瓶底烧去，然后把它倒过来，在瓶颈处插上蜡烛），有人使劲敲空油桶或脸盆，一步步缩小包围。不过在那时候，我们认为真实的战争就是这样。后来，我自己也被拘禁在西伯利亚，渡过四年劳工生涯。在那里，我想，这真是我战争期间作孽的报应呀。我们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呀。 山田一郎 67岁 染坊主 东京
列兵罢工
按照“长官之命即朕之命”这一条例，命令一下，士兵须拚死执行。但有一次，军阶最低的列兵们罢了工。 第14师医疗队摩托运输中队是由几乎没受过任何训练的士兵组成的。当我们给送到前线的时候，我们当中的一些人连怎么给自己准备个盒饭都不会。摩托运输中队分成三个小队，每个小队的一分队是担架班，二分队是马车班。担架分两层装在车上。那时是昭和12年，日中事变刚刚开始。 中队长是一个品质恶劣的酒鬼，对士兵举止粗野。当我们按照队列行进时，他为了超过前面的部队，总让我们绕远，从傍边绕着走赶上去。士兵们肩上扛着分量很重的器械徒步行军，苦不堪言。这时中队长“傻瓜”、“混蛋”的骂声从队尾频频传来，大家只装做听不见。 一天，我们疲惫不堪，正躺在地上待命。就在这时，中队长骑在马上，命令我们去帮工兵队搭桥。没有一个人站起来。没有比下了命令没人服从的长官更惨的了。果然，部队长官骑马过来，叭地一声，坐在鞍子上给了中队长一鞭子，接着就离开了。 步兵担架中队的中队长策马过来：“步兵正在前线打仗。我们必须尽快把桥架起来上去增援。大家都很劳累，可是还得请你们帮忙。”一个接一个，士兵们站了起来，走进河里。这个中队长是一个尝过辛苦、通情达理的人。即使对我们其他中队的人，早上也会招呼说“吃过了吗？”。他在部队人缘很好。 丸山孝四郎 72岁 农民 长野市
坦克摇晃像一条小船
昭和17年6月，以第4骑兵旅团为主力的日军采取侧翼包围行动，意图消灭在河南北部的中国第28集团军。我驾驶的是旅团指挥官所乘的坦克。我们在半夜开始行动，投入所有的激烈战斗，包围了敌方司令部所在的镇。坦克部队配置于该镇西门附近。 第72连队的步兵进行了几次大胆的攻击，没有成功。在高树勋将军指挥下，敌人集结了他们最好的部队。这是一个难于对付的对手。最后太阳下山了。我们改变战术，撤下东门的包围，从西门攻入。在步兵的簇拥下，坦克冲破城门，一路碾过去，与预备部队一致行动，城镇被攻陷。敌人最后失败，他们急忙通过东门撤退。 坦克部队接到立即追击的命令，我们立刻调整路线。当到达东门附近地区时，前面全是左突右冲尽力逃命的步兵和骑兵。前面的路上，倒着中国士兵的尸体。我们尽量绕着这些尸体走，但不能一具都不压。要想前行，只有从这些战死的人身上驶过。我们决心碾过去。我抓着操作杆，闭上了眼睛。下边软软的，坦克缓缓碾过去，摇摇晃晃地就像一条小船在波浪里上下。我在心里向佛祖念着“南无阿弥陀佛”，硬着心肠朝前开。 追击了一阵子，我们发现一名衣衫褴褛的中国兵正双手合十跪在当道。我们的坦克停了下来。司令官命令道：把枪挂在坦克的无线电天线上。他照做之后，司令官说，“走吧，你没事了。”他站起来，立正、敬礼、向右转，飞快地跑了。这事发生在我们碾着尸体前行的15至20分钟之后。 在战场特殊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心情也没有时间顾及人类的感情。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执行命令。 须原清一 68岁 退休公务员 稻泽市 。 想看书来
中国的玛塔哈莉，系着发结的姑娘
参加过杭州登陆的四中队长吉田中尉，是一名身经百战的军官，以干练著称。我那时是二中队的一个小队长，常和他并肩作战，也多次模仿他的战术。在第一次长沙战役的转折点，比我们强大数十倍的敌军在后面赶击。吉田中尉的中队志愿担任断后，最后展开与中国敢死队的肉搏战。他臀部被敌军的手榴弹炸开了花，给送进汉口陆军医院。 这所医院雇佣了许多年轻的中国姑娘帮忙照顾行动不便的伤员。照顾吉田中尉的，是一名操流利英语的高中毕业女郎，她聪明、善良，在我们当兵的看来，简直美如天仙。她的衣服是简朴的，但他说她老是戴着一个精美的发结。大约三个月后，身体复原了，吉田中尉从医院返回，继续担任四中队长。女郎舍不得和他分离，从陆军医院退职，跟着他回到部队，真让我们年轻人嫉妒死了。 她就住在我们的阵地上，不论麻烦她做什么，她都立即回答“明白”，然后飞快地做好。我们于是都称呼她为“明白”。在这里，“明白”也老是戴着她的发结，做事勤快利索，弄得大家都觉得离不开她了。 16年12月，长沙第二战役开始打起来。吉田中尉和我一同朝长沙进发，“明白”却突然间失踪了，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这次战役从一开始就打得艰苦异常。虽然我们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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