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在他们的同意之下付梓。它们保持大约十年前《朝日新闻》收到时候的原样，作为战争究竟是怎么样的见证——在这里，开口说话的正是生活在那个时期的日本人。 还要感谢《朝日新闻》的编辑和朝日新闻事业开发部所作的安排，特别是在此期间与我一道进行全书结构调整濑恭子女士，以及我在东京TBS部的执行秘书本田雪子女士。最后，让我向Sharp出版公司的道格拉斯·麦尔文以及他的同事，就他们高度的责任心和机敏的处置表示我的感激。 弗兰克·吉伯尼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中 文 版 序
应该说，为《战争》中译本写这篇短序，感到特别不好下笔。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这都是一本不寻常的书。它不是记者或者政府官员的创作，更不是出于专业作家之手。执笔者本是互不相关的个人，出于对一家著名报纸提议的回应，以投书的方式将亲身经历的事件写出来——这是他们心底多年的私藏啊。他们写下的，不是对遥远幸福时光充满温馨的怀旧，事实上，对大部分投书人而言，拿起笔写下自己战时经历，是一件痛苦的事。许多人对他们干下的或者目睹的事表现出深深的自责与懊悔。有些不那么敏感的事物，则被归为“现在”与“当年”时代不同、环境不同。有些信使我感觉到，投书人在努力将散落的小块拼成一幅完整的图，不顾那拼接要诀已然丢失。这一困惑与迷乱所带来的痛苦，没有比处理对华战争这一节更甚的了。日本皇军在1930年代和40年代对中国的侵犯，如果孤立地看，简直就是历史上罕见的恶魔暴行。对其予以宽恕更加可耻，如果不是事实上出于GHQGHQ：General Headquarters（盟军最高司令部）的简称，是占领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在东京设立的政务机构，它的命令日本政府必须执行，实际上是日本战后民主改革时期的太上政府。的指示的话。“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 我们或许会问，“这些人，这些现在生活在和平、民主制度下守法的文明社会公民，怎么会像无法无天的野兽一样行事？”是啊，人们又怎么能将那些聪明、好客、锐意进取、有着丰富想象力的中国人——那些我在过去二十年间开始理解并一直赞美的人们，与“文化革命”中那些麻木的人们、或者那些在早期政治迫害中对同志盯梢构陷的教条主义者联系起来？再看我自己的国家，我自己守法的、总体上可称之为良善之辈的美国同胞，又怎么与那些人——他们轰炸越南村庄、他们在惊惧中残杀朝鲜难民——扯在一起？所有这一切，是特定的民族性和文化必然演化成滥杀？还是罪恶普遍地潜藏在人的灵魂里，尽管宗教信徒一直在祈祷、启蒙教育家一直在期待？ 二十世纪一个绝大的悖论，是两个现象并存：一是人类在认知方面所取得最非凡的进步，一是它渴望施暴这一深不可测的堕落。近代以前，战争大致是士兵间的格斗，统帅不过是君主或讲究繁文缛节的官吏。这样的战争所造成的功业及灾难都有限。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就不同了，事情无论好坏，都轰轰烈烈地全民上阵。大规模地集体作恶，酿成大范围的集体受过。无论那参与者个人天性如何、无论他们熟悉的谋生手段怎样，国家和社会无一例外都被历史大潮所裹胁。正如技术和科学使社会全体受宜，20世纪战争导致的灾难，也是由社会全体承担，无法拆分责任。你今天获胜，明天可能就大祸临头。在信息传播完全为宣传所用的时候，浩荡前行的盲目大众是无所谓动机与道德的。 当我为本书英文版检阅那些来信，并进行翻译的时候，这些想法曾一次次袭上心头。他们本是正正派派的普通人，一时间握起笔，成为思索者，尽力把一些漫长岁月里精心掩藏的记忆碎片重新拼接。在他们给《朝日新闻》写信的时候，已经是年迈的老翁与老妇（其中大部分人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他们努力诠释曾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寻找究竟什么东西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处于支配地位。羞愧的感觉充斥在他们的陈述里，那种在老年间比年轻气盛时更容易感受的羞愧。他们的时代结束了，因为他们干下的事，大多已经由整个民族偿付了。冤冤相报、以血还血。对骇人听闻的南京屠杀和巴丹死亡行军，有人会说，那报应就是硫磺岛和冲绳之役，还有广岛、东京遭受的轰炸。但这依然不能回答，有着足够道德良知的个体，是怎么样和为什么全都落到集体性的狂热和盲从之中。每个民族或国家的人，不妨都这样问问自己。 我在日本住了很久，与日本人长期相处，却依然为上面的问题所困扰。对如此普遍的日本官员与右翼学界的傲慢自大，我依旧感到不解、感到愤怒。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居然还假装战争期间暴行根本没有发生。这是历史健忘症——令人震惊且有意为之。与此同时，我要说，我为那些日本人，那些记住并且写出自己的耻辱与懊悔的日本人骄傲。此外，我钦佩那些日本记者，那些有勇气、有远见把过去罪恶的记忆公诸于世的记者们。 在我们进入新世纪的时候，我们要怀着这样的期待：无论在哪里——每个社会、每个国家，有勇气的人会越来越多。他们将甩开官方钳制与压迫的禁忌，讲出历史真相。这是我热切的期望，因此，也期望更多这样的书面世，在各个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无法掩盖我对推出这本书的中文版编者和译者的赞美。 弗兰克·吉伯尼 2001年4月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 文 译 例
本书译自英文，并参校日文原书作了修正。信件中零星出现的日本历史事件、人物、名物，已分别注释（除注明为英译者注外，为中译者注释）。另外有若干反复出现的辞汇，在此单独提出说明。这些辞汇，富含政治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意义，为日本人通用惯用。而每一个日本人在使用这些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辞汇时，也并不一定总是充分意识到辞汇中的含义。保留这些辞汇的日本用法，并非表示译者同意这种用法，只为保存信件的原貌。所以，以后文中出现此类词语时一律不再做特殊处理，敬请读者注意。同样，由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及看问题的立场不同，书中某些观点肯定会有不当或错误之处，亦不代表中文出版者观点，相信广大读者自会明NFDB4。 昭和：除个别情况使用公元，日本人公私场合均习惯用天皇年号纪年。年号也自然地与历史进程发生联系，引起种种联想。如明治与改革维新相联，大正与自由民权运动相联。一提昭和，就会与战争联系起来。1925年为昭和元年。 ###：辛亥革命以前日本称中国为清国，以后称中国为###，现在对中国正式的称呼是中国。###是china的译音，并无特别含义，也曾为我国早期革命者所用。但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深，###一词附着了越来越多的侮蔑意味。与###有关的词有###事变、北支、中支等。 满州：原为满族的自称，日本用来指称中国东北地区，以表示中国在此地并无合法主权。与满州有关的词有北满、南满、满州事变等。 终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但日本并不承认这代表日本投降，只承认这是“终战”，即终止战争状态，战争结束。如果日本人想明确地表达失败的意思，会另外使用“战败”、“投降”等词汇。与终战有关的词汇有终战日、终战宣言等。 玉碎：牺牲的美称。 玉音：对天皇声音的美称。特指1945年8月15日天皇亲自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诏书。
导 读
二十世纪初，因打赢日俄战争而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入协约国的一方的日本帝国，似乎正成为一个代议制民主国家。不过50年前，年轻的明治维新设计师们清除了最后的德川封建残余，开始了日本令世界瞠目的成功的现代化明治维新：在1853年对日本进行的强制性的“开国”，把现代化和惧外仇外的潮流统统释放出来。1868年，担心日本会像中国一样沦为西方殖民地，一批才能卓著的青年武士打头，推行新政，将年轻的明治天皇推上权力宝座。日本人开始把他们的帝国变成19世纪新兴的民族国家。（英译者注。）。在这批明治维新的精英中，有民粹派，也有民主派——如中江兆民和板垣退助。总的说来，他们希望以西方民主模式重塑日本，把自己的祖国变成具有强###制体系、由全民选举产生的责任内阁领导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人民将受到充分教育，成为对自己的权利了然于心的公民。 当然，对明治维新人物的主流而言，过快、过激的民主化进程并非他们的本意。他们中的有些人，如山县有朋，仍是强硬的独裁主义者；伊藤博文手定的宪法，看上去也是一部非常保守的文本——而正是这位伊藤，作为首相和明治天皇的亲密助手，决定了日本的政治方向。但如果不考虑明治宪政中此类专权意味，建立民主制政府的趋向确实已经开始。在第一位平民出身的首相原敬的主持下（原是明治元勋的继承人，这批元勋后来都被授予爵位），日本政治体制似乎已演变为欧洲模式的两党制议会民主制。确实是这样。到了1925年，在又一名自由派代言人加藤高明首相手里，国会通过法令给予全国男子###权，废除了过去通行的财产资格限制。与此同时，一个规模不算大、但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女权组织也出现了。 以一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运动为后盾，日本工人开始组织起来，成立了工会。到1926年，在日本已经活跃着的两百多个工会，都是在近十年间创立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多数日本工厂的生产条件和西方工业革命初期的血汗工厂一样恶劣，但工人们和一些开明资产者，已经自己着手，对此加以改造。在这样的局势下，政府着手建立劳动标准并制定法令，如1926年的《健康保险法》。 在整个1920～1930年代，贸易和工业都在发展，在财阀——即四个特质各异的家族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领导下，日本力图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获得一席之地。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们都希望成为工程师、企业家，或是进入大公司，比如坐落在东京兜町的某家大金融公司——在众人眼里，兜町简直就是亚洲的华尔街。 电影、轻歌剧和棒球，开始与散打、大相扑一道，成为主要的大众娱乐。东京和大阪的部分地区，看上去简直就像欧洲、美国的热闹的市中心。好莱坞明星如哈罗德和劳埃德、查理·卓别林，变成举国崇拜的偶像，与此同时，一批所谓moga、mabo青年，即“摩登女郎”、“摩登少年”，麋集于东京有数几家交谊舞厅，从跳查尔斯顿舞，到演奏舶来的爵士乐，无所不能。一批风格各异手法娴熟的作家，男性如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女性如林芙美子，继森鸥外和夏目漱石之后，成为富于朝气的大众文学领袖。伴随着大型全国性报纸，如《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等大量期刊涌现出来，公共舆论的每一个空间，几乎都活跃着享受相当大自由度的报纸、广播。 日本是国联的发起国之一，并在该机构草创期的一系列活动中举足轻重。日本政府发言人曾说，即使日本的对华政策，也必须基于“门户开放”的原则。1926年1月，外长币原喜重郎告戒国会，日本不应试图对维持中国东部省份的稳定承担责任。“承担此等事项”，他说，“将以我们民族的尊严和骄傲为代价。”随着皇太子裕仁出访欧洲——这是日本皇室成员第一次走出日本列岛的海滩——新的全球性眼光与思路之思潮，在日本出现。裕仁看上去很想成为一名立宪君主，领导一个强大的代议制政府。 具有本土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左倾的日本知识界，在当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教授们如吉野作造、美浓部达吉，都致力于拓展明治宪政中民主的一面。到了20年代中期，许多人都以为明治维新中自由派改革者的期望，已然开花结果。 不幸的是，明治维新还有其另一面。当那批领导了这场文化革命的年轻武士渐入暮年，其作为已越来越像谨小慎微的官僚。虽然代表政府的官服标志依旧披挂在身，他们实际上已将伊藤博文写进《宪法》的原则踩在脚下——那不过是皇上“昭示”给民众的一纸文书而已。政府公务员认为，自己是天皇的仆从，而不是日本民众的公仆。在国会政治领袖的背后，一批封建官僚不动声色但目标坚定地拼搏着，反对给民众过多的自由。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