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不容易；他终于病倒了。 班长下了命令，我背着山本攀上长长的梯子，把他放到舰桥下边的临时病区。 “混帐东西，把这个没精打采的笨蛋搬那边去！”卫生上等兵朝我大叫大嚷，我朝他鞠了一个大躬，请他照看这病人，又回到我的岗位上。后来，山本一天比一天憔悴，只抓着一个防毒面具，躺在那病区的一角。我无法知道他有没有得到治疗，有时候我给他送点吃的东西，他几乎碰都没碰。 这一仗打败了，我们回到文莱。一个月之后，他们答应把山本送到设在新加坡的101海军医院。我再一次把他背在背上，送上摩托艇。他那时手脚冰凉。我觉得凶多吉少。第二天，班长把我们所有的人集合起来，宣布山本一等兵因病身亡。 我只知道他有一个美貌的太太，但没有孩子。在大和沉没时，我所在的分队全部阵亡，我成了唯一一个知道他死亡经过的人。我之所以能活着回来，是因为大和出击以前三个月，我退役了。 有一次，我想找找他的家人，告诉他们他临终的情景。可又不知道家属了解到实情以后会怎么想，所以，我沉默至今。山本，原谅我吧。 青木干夫 65岁 退休 岐阜县 。。
救护船成了海上靶子
我曾三次应召，前后在日本红十字救护队当了6年护士，其中，从昭和12年起，有4年是在一艘救护船上工作。 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救护船也有可能被击沉了。因为日本船只损失很多，最后用救护船运送武器、弹药和士兵。这是违反日内瓦条约中立条款的。救护船于是变成可以攻击的靶子。我们护理员只有一套服装；灯笼裤配上背心，腰带上挂一个哨子（为了在海里把病人召集到一起），一根绳子、一把对付鲨鱼的折刀。遇有情况，已经当了母亲的护士乘坐救生艇，单身的跳到海里游泳。 从南海的一些岛屿上，我们收容了大量被太阳灼伤、瘦得皮包骨的士兵。我永远忘不了那个精神病房里的少年兵，一张娃娃脸，不停地大喊：“妈，一条鲨鱼！”他的屁股上留着圆洞形的伤疤，那是鲨鱼牙齿的咬痕。 我们曾把许多学生兵运送到菲律宾。他们说上了战场就用不着书了，所以把心爱的书籍都留在了船上。在告别石川啄木和赫尔曼·黑塞时，他们一定觉得也告别了自己的青春。那些书里边留下许多他们重重地划下的道道。他们神气地立正，然后下船离别的样子还历历在目。 还有就是那些穿着白衣服的士兵病号。熟悉了病房环境后，有个人掏出贴身藏着的照片给我看：“这是我的孩子。”“还有我的，还有我的…”其他人也纷纷把他们的照片拿出来。照片上的孩子现在也该有四十多岁了，他们受了重伤的父亲们后来怎么样了呢？死了那么多年轻人，让我这守“望门寡”的人，想起来就心痛。 花田 70岁 县政府职员 青森县
破烂运输帆船
长山串是从朝鲜半岛伸延到黄海的一个海岬的顶端，停战的那一刻，我正在那里的一个海军特别哨所里，海面上有许多船只残骸。自从美国掌握了制海权，日本海上运送量已经缩小，所以，当我看见一批200吨以上的大货船，扬着帆每天朝南行驶的时候，很是奇怪。我们怀疑这些船的来历，于是到其中一艘停泊下来的帆船上去看个究竟。 那艘货船属于陆军，大约12名船员，里边除了日本人之外，还有朝鲜人和中国人，都是劳工。船长是日本人，下边的话就是他告诉我的：“我们运的是满州的大豆和粗盐，从满洲国运到九州的唐津，因为只能靠风力，跑一趟要好几个礼拜。我们听上头的命令，敌人已经发现我们，他们开始袭击货轮，伤亡不少啊。”他因为没有武器感叹不已！ 就在战争结束那天，北朝鲜局势混乱。我们处置了哨所的武器等事宜之后，向镇海进发，但我们乘坐的那艘警备艇出了故障，在海上漂流，碰上了安东丸282号，和上边提到的那般帆船一样。我们上了安东丸。船上共有19人，包括从铫子市外川来的船长铃木，和来自九州的四名水手。他们是乘这条船从海州逃出来的。船上的部件七拚八凑，仓内简直和地狱没有两样。 漂流了大约20天后，我们到了对马海峡。在那里，我们遇到一场台风，这艘货运帆船就在那里沉没了。船上的人不过捡回一条命。 陆军在东条准备进行“百年战争”的命令下建造了750艘这样的破船，并征募船员在上面干活。战后，铃木船长回到外川港，又当起了渔民。他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寂寞地死去。 志村富寿 67岁 武藏野音乐大学教授 朝霞市
丛林生活必需品
战争快要结束时，我在吕宋丛林中转悠了大约四个月——差点把命丢在了那里。 一个人逃脱了敌人的追击，在没有补给的情况下只身跑进大山丛林，怎么保命呢？战争结束后，我常对年轻人说：“在这种情形下，三样东西必不可少。你们说是什么？”他们举出米、罐头、火柴、香烟、纸、鞋子……。不错，这些都是有用的东西，但没有一个人完全答对。这三件东西是盐、火柴和可以用来煮东西的饭盒。米太重了，不好带，也容易发霉，所以要尽快吃掉。罐头食品、香烟、还有纸，都是稀罕之物，一般官兵根本得不到摸不着，也不是维持活命的必需品。至于鞋子，如果你的鞋穿破了，从死人脚上剥下一双就是。 如果一个月没有盐，你就走不动了。野菜如果不用盐煮，那味道就是饿死也咽不下去。 烧水煮野菜必得有火柴。如果你没走出丛林就得了痢疾，你就完了。有的兵没有火柴，但有一片凸透镜，但对付丛林里湿漉漉的草，太难了。 最后一件必需品是饭盒。不论什么锅，平的高的，都太重也太大，比不上饭盒。没有饭盒，不能煮饭也不能烧水。死神就徘徊在缺少这三件东西的士兵的身边。 皇睦夫 70岁 退休 大和市
刺向受伤的朋友
我想写一写我的朋友、现在已经不在人世的K。在太平洋战争结束时，他是菲律宾战场上的一名士兵。在占优势的美国军队的追击之下，他所在的中队跑进吕宋丛林。马尼拉防卫司令部已经撤进深山。在撤往丛林途中，他的中队减员三分之一，还有很多人带伤。 通过丛林的时候，不但大雨瓢泼，还不时遭到美国军队的阻击。他们不得不翻越一座秃山，但带上负伤人员攀登是不可能的。在负伤士兵中，M是K的好朋友。他大腿中弹受伤，整个下身已经变成紫色、失去了知觉。还有很多动不了只能等死的人。那些恳求“把我们带上吧”的人，得到的回答是“回来接你。”接着，中队在夜幕的遮掩下爬上了山。 黎明前，中队终于到达一个有树木的、靠近山顶的地方。在这里，他们建起指挥所。随后，K和其他两名士兵接到了中队长冷酷的命令，要他们下山，把所有受伤的人都杀死——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命令说，如果那些活着的负伤者中的任何一个被俘，日本军队的动向就会走漏。 K和那两个人不愿从命，但长官教训他们说，为了自己的生存，他们别无选择。等到夜幕降临，他们回到原先留下伤兵的地方。有几个人还活着，M就在里边。 “你们到底回来了。”M满心感激，流着眼泪说。因为下不了手，K和M漫无边际地聊了起来。但敌人随时都会过来，K在黑暗中拔出剑，朝M猛地刺了下去。 K说，战争结束了，但无论多少年过去，他都无法将自己心上这沉重的负担卸去。 中山淳太郎 66岁 自由职业 东京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孤立游击，对生与死的看法
“队长，先死的那个比较占便宜，是不是？”这话听起来好生奇怪，我停住了脚步。“我们不一定就会死，”我回答说，“我们还有足够的弹药，身体也不错。”但在我这么说之前，从我脑子里掠过的想法是：“一点不错。”我转过身来看着他，那个士兵正像往常一样笑着。 只要情况允许，我们经常穿越陌生地区，好让自己对这个岛屿的地理和自然环境特征熟悉起来。我们寻找的水源，在一条溪水的源头，看到一具男尸，他一定是在敌人登陆以后死去的。黄昏时节，太阳就要落山了。在山的深处，特别在这个地区，空气非常潮湿，寒气砭人肌骨。这地方不利健康，不仅对人，其他温血动物也一样。 他是在说笑话呢，还是说出真心话？我想可能两者都有。自从这里就剩下我们两个人，已经过去十年。我们几乎不交谈，因为这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关系，特别在我们迁徙或者接近敌人的时候。每天，我们都尽力避免被敌人和当地人看到。只有在紧急的时候，我们才发出让对方听到的声音，以应付战斗。 为什么如今他和我都怀有这种与我们的使命背道而驰的感情？ 自敌人登陆以来，我们没有得到停止行动的命令，也没有得到自己国家战败的消息。催促我们投降的小册子错误百出，看上去十足是个陷阱。卢班岛成了我们的栖身之地，我们在那里坚持了二十多年。 我接受的命令是“万勿玉碎”。当时菲律宾决战的意图已成泡影，本地军队不得不转入持久战，而且预计日本本土将被攻击和部分占领。在这种预想之下，对我们发出了上述命令。 当然了，像我们这样执行特别任务的人，以司令官的意图为行动指南，在接受命令的同时，司令官情报部给我们提供了他们所掌握的所有情报，以后如何行事，就是我们自己的事了。我的伙伴不是我直属的下级，但他完全了解我的责任，一直和我一道活着，不管多久，因为我是接受了“不许死，活下去”命令啊！紧紧握住生命，憎恨死亡，本是人类的天性，一点也不奇怪。可我们为什么在一瞬间产生了那种宁可早死一步的感觉呢？ 20多年孤立无援的游击战，死亡总是象影子一样紧紧地跟在身后。将恐惧挥去唯一的办法是取一种挑战姿态：“躺在榻榻米上也会死人。死完全是由于自己作了错误的判断。” 在战场上，你不杀人，人就杀你。正常的生死观在这种地方是没有地位的。要说疯狂是够疯狂的，但这就是战场上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可能只能在男人身上偶然见到。 可能因为我们越来越对死亡采取一种随随便便的见解，我们丧失了人类正常的知觉。 小野田宽郎 64岁 农场主 巴西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最后一个马尼拉发报站
“这是一份来自马尼拉的绝密电报。”无线电通讯报务员交给我一份电报原稿。我开始借助密码本和随机数码表进行翻译。电报内容让我吃惊。它说的是： “据目前战事进展，此处的密码本必须在今日18时予以烧毁。此后与你处的通讯使用下面的有线联络地址。” 我立即与东京大本营、南方总军指挥部和各方面军指挥部联络，挑选最优秀的电报员，准备继续监听。我作好了不回营房的准备。这是新加坡，第七方面军司令部内的昭南陆军通信所。 时间紧张地过去，整整半个晚上，我们每隔数小时一次监听着，下面就是我们收到的信息： “敌方极其猛烈的轰炸。”“一支坦克部队入城。”“我方司令部转移。”“电报站附近遭目标轰炸。” 午夜时分，我刚把疲惫的身子撂在隔壁一间屋子的帆布床上，一个人跑进来，大喊道：“‘O’处连续呼叫！”我翻身冲进通讯室，戴上耳机，Pi…Pi…Pi，Pi…Pi…Pi……一阵清晰的摩尔斯电码传过来。这封电讯的内容是：“我们将立即毁弃这台通讯设备，并冲入敌阵。”这是我远方的战友送过来的最后一条信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每天交谈。当我结束与所有有关站点的联络之后，觉得一阵轻松。那时天尚未破晓。 通信兵几乎没有作战装备，每人只有一柄匕首，战斗能力极弱。我不知道他们如何去战斗，而他们今天的命运何尝不是我们明天的命运？我们认真地考虑起如何拚杀，如何牺牲的事来。 两个月之后，我们拜领了终战大诏。 斋藤光造 65岁 退休 名取市
马尼拉姑娘的信念
昭和19年5月，我接到命令，作为病员转移到一家设在马尼拉城里的医院。这家医院只接收转院病人，我们都知道，或迟或早，我们会脱掉白色病员服，重返前线。 每间病房都有一名责任护士，是当地人。他们都是忠于职守的人。我是病员中军阶最低的一名士兵，依照吩咐帮着送饭和干点别的杂事。 在到达这所医院大约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