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刻在柱子上
我是前关东军部队一员。我们被装在一辆货车上，从西伯利亚出发，最后给遣送到设在拉达的118俘虏收容所，就在莫斯科东南400公里的坦波夫城附近。那时已是昭和21年1月。在那里，我们住的是半地下式的窝棚，一直住到那一年8月，这些窝棚是几年以前建造的，窝棚里的柱子是整根原木，已经被手垢弄得黑亮黑亮的。 有一间窝棚的柱子上，刻着一些日本字，是在我们来到这个营地很久以前刻的。据说刻字的是想家的日本兵，他们是诺门坎事件诺门坎事件：1939年，日本和苏联军队在诺门坎发生了边境冲突。一名满州和外蒙古交界处的前沿哨兵导致了一场全面战争。这场冲突一直持续到那年的九月。朱可夫将军率领的苏联坦克和配备了机关枪的步兵，几乎摧毁了日本的一个师。（英译者注）的战俘。 我听说，在坦波夫城里还住着一名当时的士兵。诺门坎事件结束后，他放弃回日本，变成了苏联公民，还在那里成了家。好象那场仗以后，有相当多的日本兵被俘，被押解到苏联腹地。 在拉达国际营，除了我们日本人，还有德国战俘，以及被德国人俘虏的荷兰人、匈牙利人、澳大利亚人和别的国家的人。21年初夏，我们还举行了拉达田径奥林匹克。 清水芳夫 64岁 公司管理人员 防府市
在蒙古
战争结束时我是机场大队的一员。从赤峰赶到辽东湾的锦县，住在机场的飞机库里，后来被抓起来送上开往西伯利亚的货车。火车快到贝加尔湖时，又朝南去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对我们日本人说来，这是一个神话中的国家。被蒙古兵用刺刀顶着，我们给装上卡车，押到了这片神奇土地的首都乌兰巴托。 在那里，13000名日本战俘，被迫干各种各样的力气活，度过了两年的时光。有一成多人，也就是1600多人，死在了那里。我干过的主要的活儿是建造乌兰巴托大学。第五收容所对面是原来的毛纺厂，中间隔着中央广场。每天早晚，我们都要列队穿过中央广场。那本来是一块空无所有、凹凸不平的空地，经过日本战俘的劳动，地面平整了，广场中心竖立起年轻革命者斯图巴特尔骑在马上的雕像，四周是大学、中央政府、外交部、歌剧院、电影院、旅馆、百货大楼等。这些建筑物，构成了乌兰巴托的市中心。 我希望人们不要忘记这些日本战犯为提升乌兰巴托的文化而做出的贡献。 江部忠夫 71岁 退休中学教师 鹤冈市 txt小说上传分享
抚摩大腿，回想西伯利亚
听着窗外的雨声、悠悠然地在澡盆热气腾腾的水里泡得满身大汗，无意中摸到自己的大腿。岁月流逝，备尝辛苦，我已经多么衰老了啊。这时，仿佛从头到脚，都回到了40年前在西伯利亚贝加尔湖附近、在老远的伊尔库茨克的日子。 每月我们都有例行的身体检查。我们排成四排，夏天脱得一丝不挂，冬天冷得上牙打下牙，冷得那话儿都缩进肚子里。一名神情严肃的苏联女军医为我们做检查，方法是拉起每个人大腿上的皮。我们个个皮包骨，皮肤就象拨光了毛的鸡似的，粗得像砂纸。由于严重缺乏维他命，我们又瘦又弱，只觉得冷到骨髓。 根据肉的厚薄，我们给分成三等。大家都暗暗祷告，盼望分到第三等，这样就能干轻一点的活，从而能多活一天。肉最厚的给归在一等。对比骨瘦如柴的伙伴，他们可能有点欣慰，但一想到等着他们的是最粗重的活，那得意里又混杂了忧愁。 我能凑合着活着回家，真是不可思议。我想起那些日子里不绝于耳宣传口号，比如：“系紧头盔带，打赢这一仗”，要打赢这场战争，我们的头盔带子可是太短了。还有：“无欲则胜”、“奢侈是我们的敌人”，结果呢，奢侈成了我们的亲人。 我泡在澡盆里，闭着眼睛，只觉得日月如梭啊。在我记忆的深处，隐隐浮现出西伯利亚漫长、天寒地冻的冬天，回想起那澡堂里那一盆热水（每月一次），想着自己怎么小心节省着从头洗到脚。现在，热水就从家中笼头里喷出。活着多好啊，我不由得想。多让人心酸——那么多战时的老伙伴都死了。 我轻抚着自己的大腿，思绪一会儿在北国瑟瑟的寒风，一会儿转到温暖的浴缸。我老了，往昔的“鸡皮”终于被垂老的皱纹替代。 山本善丸 65岁 印制公司老板 别府市 。。
宪兵唱红旗
这事是在西伯利亚第19号收容所发生的，时间是在昭和22年2月前后。红军把我们这万名滞留人员集合起来推行“民主化”教育。 所有的人一门心思想回家。我们充满了恐惧，担忧任何对“民主化”运动的抵抗会推迟我们的遣返，或把我们送到苏联腹地的收容所。 在我们这个营地，有相当一批前宪兵和前特种部队，以及前特种高级警察。也有一些军官，他们曾经在过去的战争中残暴地虐待共产党。显然，他们的处境不妙。 成立了一个“民主化突击队”，他们工作条件格外艰苦，但听说报酬不菲。前宪兵都进了突击队。每天早晚进出营地时，他们高声大嗓地唱起“红旗歌”和“国际歌”。他们里边就有那些依仗“治安维持法”和“国家总动员法”一贯压制反战理论、反战学者和作家的人。现在翻脸一变，让我们目瞪口呆。 一天晚上，开会坦白宪兵队真相。照前宪兵们说，对于外出强暴已婚妇女的军人，如果是军官，惩罚很轻，若是士兵，可能就被监禁了。 平野好郎 61岁 农夫 久留米市 txt小说上传分享
在新加坡
在新加坡那个岛上，有好几个设在不同地方的劳动营。我们在苏门答腊被拘留，送到这里以后，给圈在几间靠近码头的仓库里。我们一共2000人，一个挨一个睡在铺在水泥地的草垫子上。早晨5点就给叫醒，早饭是半罐玉米大米混合粥，六七成是水。 我们什么活都干，每天干的都不一样。在防波堤上，就从船上往下卸货；在城里，就把货物从仓库搬进搬出。如果碰上那货是稻米或岩盐，压在背上的包有100公斤重。盐渗到光着的脊背上，煞得生疼。走向工地时候，坐在吉普车上英国兵的愤怒的叫骂不绝于耳。每天从早晨七点干起，连续12个小时。中饭是两块硬邦邦的、手掌大的饼子。中间有20分钟的休息。 最觉屈辱的是在中国人、印度人、马来人混居的街道淘下水道。我们被迫用手去掏冲下来的死耗子和人粪便，要么就站在齐胸的粪便里把它舀出来。在水泥仓库里，我们被迫在齐膝深的粉尘里跑，肩上扛着两袋水泥。要是有人倒了，谁也不敢去扶他。 我们没有休息日，如果不服从看管，就会挨枪托或皮靴。没人知道何日遣返，有人疯了，有人营养不良死了。我在盟军手里苦苦挣扎了两年，只凭一个信念支撑：活着回祖国。人们一直在谈论日本军人在战争期间的暴行。但暴行不分种族和国籍。我不是说日本人做的事可以就此抵销，而是要说明战争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弄得没了人性。 式町元太郎 65岁 理发师 福冈市 。 最好的txt下载网
“啊”—他太太晕过去了
开往卡尔尼科巴岛的补给舰被击沉了，舰长和13名水兵落海，后来被英军救起，成了战俘。舰长吉成员男大尉是东京商船九十二期毕业，在棒球队是我的前辈。他们先是被送到英军设在斯里兰卡的英国陆军医院治疗，然后，在昭和19年冬天，押到卡拉奇战俘营，这个营建在距离城市300里外的沙漠中，关了将近1000名日本士兵。 战犯队长是一位巴里巴里的现役军官，原来是加藤隼式飞行队的精英，国内对他的“战死”早已吹得神乎其神，他自己却一无所知。在战俘营里有不少高级军官，但只有他是职业军官。于是，英国管理人把他指定为战犯的头儿。 吉成员男大尉到达以后，按军阶，队长就换成吉成大尉了。营地司令是一名英国预备役陆军中校，一位对日本知之甚详的彬彬有礼的绅士，常常邀吉成大尉到他的房间，海阔天空地聊天。吉成大尉庄重文雅，营地司令官对他评价甚高，对我们战俘也悉心照料。在不少场合，他鼓励我们给家里写信，可我们对他的好意一再拒绝——一个英国人很难理解我们俘虏的感受呀！ 在战争结束那年冬天，我们能回家了。吉成大尉的家在盛冈市北边的一个小城市里。难于克制自己澎湃的心潮，他刚下火车就从站上往家里挂电话——多少年了啊！接电话的正是他梦牵魂萦的亲爱的妻子。他没有名字上来就说话，对方在电话里一次次问“谁呀？你是谁呀？”吉成大尉一反他过去的性情，急噪地反问：“我！自己丈夫的声音都忘了？”这时，只听对方一声尖叫，接下来就什么声音都没有了。他太太当场晕过去了——那天正是为吉成大尉举行葬礼的日子。 浅冈泉 80岁 退休 船桥市
缅甸战俘营里的日本清酒
战争结束时，在缅甸的日本军队被安置到不同地方的战俘收容所，在盟军直接管理下干活。我们菊兵团在朗贡的收容所里。所谓营地，就是将灌木丛砍去，四周用带刺的铁丝圈起来。站岗的是英籍尼泊尔士兵，手持上了刺刀的长枪。我们用英国军队提供的材料搭起帐篷，以中队或小队为单位住在一起。对我们的供应相当贫乏，只有米和菜干。香烟是想都别想，日本兵只抽“卷筒”，是用在城里干活时候拣来的烟屁股自己制作的。 一天，我们惊奇地发现，每个中队都发给一饭盒盖的清酒。无论颜色、香味和味道，都与纯正日本清酒一丝不差。我们当兵的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大伙每人嘬一口，一个一个传下去。闻到一次次梦牵魂萦的老家的香味，一些人泪如泉涌。与世隔绝的战俘营里怎么会有清酒呢？ 看上去像是魔术，但实际上，日本清酒出现的秘诀是一个士兵令人惊异的足智多谋和知识。我们是吃大伙。这个兵建议说，他想酿清酒。他过去本是一名专业酿酒师，按照他的指导，我们从每天的饭里挖出一点存起来。应征入伍时，他就带了一个密闭的罐头听，里边装了一些酒NFDB7。他带着这宝贝到缅甸，在前线打仗的时候舍不得丢、撤退时候舍不得丢、到了战俘转运营还带着。这一小点酒NFDB7醇美的香气弥漫在我们中间。这段日子他一定挺不容易的。我真佩服他的坚韧和精神。 日本清酒也送给了英军所长。他非常惊奇，说是不是日本军队里边有个魔术师。自此以后，酿酒师得以小规模地酿清酒了，我们当兵的则每个月都能惬意地品尝好几回。这位酿酒师是田中繁雄兵长，大川市人。可惜几年前他生病故去了。 三浦德平 69岁 退休酒馆老板 福冈市
日本战俘在美国
战争结束时，我正在位于德州南部的肯尼迪战俘收容所。事实上，我是作为翻译人员在美国军中服役，与日本战俘住在一起。战争结束的消息，我立刻就知道了。经过与日本战俘中军阶最高的山科海军大佐讨论，我们决定，为避免消息在战俘中引起骚动，由他在适当的时刻正式宣布。两天之后，他把全体人员集合起来，说请注意听，接着宣布了日本的战败。我们所担心的骚动没有出现，战俘们甚至没有什么反应，看来他们通过自己的经历和听过的新闻报道，已经预见到这一结局。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是军官和下士官，这些人是那年六月间从威斯康辛的马可依集中营转到肯尼迪来的。 在巨大的马可依集中营，下士官和军阶更低的士兵与军官们是分开监禁的。我一开始是和下士官及士兵们在一起的，但后来有传言说，军官营地有些骚动，我于是给派到那里观察局势。在低军阶的士兵营地，过去也不时有麻烦发生，比如企图逃跑之类。在军官营地，在我到达之后，就没再发生过什么了。战争结束两个月之前，所有的人都转移到德州去了，我随队陪同。在马可依集中营，战俘们所受的待遇，更像是行动不甚自由的贵客而非战俘。为他们提供的日本料理比我们美国军队的伙食好得多。我们这些第二代日裔美国人常常受到邀请，到战俘餐厅与他们共餐。他们还有啤酒和香烟，和其他国家的战俘相比，他们的待遇好得不可思议。这一切到了肯尼迪已风光不再。在那里，美国军事当局对俘虏甚为严厉。稍有违规过失，就被剥光衣服锁到禁闭室。 到了终战那年的12月，他们全部登船，送到浦贺，我也跟他们一道去了。 平出胜利 65岁 记者 东京
战争结束时在吕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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