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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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 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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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翻阅史书时,他止不住地经常想,未来的历史学家会用什么样华丽的辞藻来描绘自己取得的这些成绩?
  十八
  杨广怎么知道,后世在书写他的历史时,几乎没有提及这些治绩。有的史书甚至故意把大业五年的统计数字提前到大业二年,意即说明这些数字乃杨坚所创造,与他无关。
  历代史家几乎把所有的笔墨都用来描写他在位期间的一些“花边新闻”:
  他们说,皇帝喜欢排场,爱好新奇,他命令用羽毛给自己三万六千人的仪仗队装饰帽子。为了满足皇帝的要求,人们拔光了全国几乎所有鸟类的羽毛。乌程县有一棵巨树,高达百尺,顶有鹤巢。人们为了取老鹤的羽毛,要伐倒这棵巨树。老鹤恐怕树倒子死,乃自拔羽毛投于地。
  他们热衷于渲染杨广举行的游乐活动的奢侈壮观。说什么隋炀帝召集天下杂技演员“大集东京,阅之于芳华苑积翠池侧。有舍利兽先来跳跃,激水满衢,鼋鼍、龟鳖、水人、虫鱼,遍覆于地。又有鲸鱼喷雾翳日,倏忽化成黄龙,长七八丈。……”
  他们一再强调隋炀帝给天下人民带来的痛苦:“东京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
  相对于生命的短暂,中国人更重视的是声名的久远。以何种姿态进入历史是每个大人物最为关心的事。从这个角度看,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也许不是帝王,而是史官。史官们坐在书房里,稍稍偏偏笔头,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或者化神奇为腐朽。所以,唐代宰相韦安石说:“世人不知史官权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圣君贤臣所以畏惧者也。”(《新唐书·列传第四十》)
  史家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是因为中国史学的主要目的不是“求真”而是“惩恶扬善”,“以史为鉴”,“使乱臣贼子惧”。目的决定手段,为了有效地“扬善”和“惩恶”,让人“感动”或者“恐惧”,就必须采用“典型写作”的方法,使善恶对比分明、忠奸一目了然,便使人知道爱什么,恨什么,学习什么、批判什么。“典型写作”的秘诀非常简单,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向读者提供单方面的信息,令读者“偏听则暗”,误以为历史人物或者是毫无缺点的高大全式人物,或者是从头坏到底的十恶不赦之徒。这些技巧在隋炀帝神话的写作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国人更重视历史,从有文字开始,中国历代都设有史官,中国史书的浩繁,为世界所仅见。然而,也从来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在历史中肆无忌惮地造假:与其说中国古代历史是一个记录的过程,不如说主要是一个抽毁、遗漏、修改、涂饰和虚构的过程。
  十九
  如果明白自己与主流文化气质上的相克,杨广也许就不会有征服高丽的冲动。如果杨广把自己的脚步中止于大业五年,那么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形象一定迥然不同。因为如果这样,“宣付史馆”的史料就可以由他自己或者他的后代来选定。
  可惜历史是不可逆的,未来的评价当然不会影响杨广此时的心情。此时的杨广无疑沉醉在自己的成功中:这一切似乎可以称得上奇迹,毕竟他登上皇位才仅仅五年。除了古往今来最卓越的天才,以及上天如同对独生子那样慷慨的眷顾,没法解释这样的奇迹。
  换了任何其他帝王,都会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停下来歇歇。如果就此罢手,安享自己的统治成果,也足以让自己留名千古。可是杨广却并不这样想。一系列成功带来的兴奋让他的胸口鼓胀得要爆炸,体内的精力被更加充分地点燃。与秦皇汉武比肩并不是他的最终目标,他要马不停蹄地向前奔去,以把他们远远甩在后面。他一刻不停地奔向功业金字塔的顶部:征服高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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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被大业压垮(16)
二十
  从即位起,征服高丽就是杨广的一个梦想。这个边疆小国一直是个不安分的捣乱分子,经常侵略周围各国。杨坚统治时期,它就曾入侵辽西。隋朝的统一对它来说显然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在隋朝平陈之后,它“驱逼靺鞨,固禁契丹”,积极联络突厥,试图与突厥等族联合起来对抗隋朝。(《隋书·列传第四十六》)如果不能制止高丽的地方霸权行为,其他国家也会起而效尤,帝国的安全就不能得到保障。
  其实,在杨坚时代,征高丽即已经成为既定国策,取得了朝野共识。“开皇之末,国家殷盛,朝野皆以辽东为意。”(《隋书·列传第四十》)
  杨坚对高丽的征讨因为准备不充分而失败了。完成父亲这个遗愿是杨广乐于做的事情,虽然对隋帝国来说,这件事其实并不那么迫在眉睫。在文学家、诗人杨广的政治蓝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追求完美、热爱形式的艺术家特征。迁都与开河是他政治规划中的基础性工程,实行科举制、发展经济、安抚突厥、击败吐谷浑,是他建筑在这个坚固基础上的几间华丽殿宇。而征服高丽,则将成为他“大业金字塔”的塔顶。在所有的隋朝人看来,高丽是箕子所建的“礼仪教化之邦”,晋末才逐渐从中国分裂出去,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杨坚征服陈朝,并不意味着中国真正获得了统一,只有高丽回复中国版图,“大一统”才算真正实现。征服高丽,是杨坚留给他的为数不多的建立标志性功业的空白之一。因为对于一个帝王来说,“完成统一”当然是所有勋章中最耀眼的一块。只有得到了这块勋章,他“千古一帝”的地位才会变得不可动摇。
  二十一
  然而大业五年年末,征服高丽的计划在御前会议上一经提出,就遭到了大臣们的坚决反对。杨广即位以来,大臣们从来没有这样异口同声地反对过皇帝。数年以来,他们越来越明显地感到皇帝外表谦恭、内心高己卑人,皇帝认为大臣们的智商、才华与自己不在同一水平线上,对他们的建议多数不予考虑。
  但是他们这一次忍不住要力劝皇帝慎重从事。他们赞同攻打高丽,却反对在此时开始准备。他们已经预感到天下骚动的前奏。因为连年兴建大工程,不断巡游,劳役量惊人,老百姓已经精疲力竭。由于“役使严急,丁夫多死”,已经有人开始逃离家乡,到穷乡僻壤开荒种地,以逃避劳役。有的人甚至自残手脚,以避征发,谓之“福手”、“福脚”。老百姓已经被沉重的负担逼到了墙角。(袁刚《隋炀帝传》)
  与此同时,攻打高丽需要的准备工作太繁重了。高丽与隋朝相接的缓冲带上,全是荒无人烟的森林和沼泽,行军极为困难。运输和储备军粮必将耗费极大的人力物力。另外,要确保收全功,还要建立海军,水陆并进,这就需要兴造大量战船。疲惫不堪的老百姓无疑无法承受这样繁重的劳役。一个明智的帝王正确的选择应该是给百姓三到五年休养生息的时间,然后再图此举。
  然而杨广却根本听不进去大臣们的劝谏。他工作得太兴奋,已经患上了“权力欣快症”或者说是“权力狂躁症”。这是一个精力充沛的独裁者容易患的“权力综合症”的一种。在皇位上,一个统治者很难对自己的力量形成恰当的符合实际的判断。笼罩一切又缺乏制约的中国式权力,就如同一辆速度极高而又没有刹车装置的跑车一样,很容易超速。在顺风顺水地一一实现了几大政治目标后,杨广已经彻底抛弃了即位之初还保存的一丝谨慎,他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困难”,什么叫“不可能”。到现在为止,他的生命一直是一首宏大、亮丽、旋律激昂向上的交响乐。这首乐曲演奏得完美无缺。才华与运气的完美组合,使他觉得自己拥有无限的力量,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他伸手在平地上一指,洛河边上便出现一座新城。他大手一挥,吐谷浑那样强大的国家就被从地图上抹去。他感觉自己变成了无所不能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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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被大业压垮(17)
他不是不知道帝国的百姓已经劳累多年,迫切需要休息。不过,征服高丽这个梦想实在太诱人了。“气可鼓不可泄”,“趁热打铁”是他的一贯主张。前几项大工程的完成,使他对帝国百姓的承受力及官员的动员能力产生了过高的估计。他对大臣们许诺,这是他最后一个重大政治目标。征服高丽之后,他的前期政治梦想全部完成,届时就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让老百姓好好歇歇了。到那时,他会在全国组织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凯旋仪式,庆祝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最安全的盛世的到来。此时,他希望全国官员百姓,再扛最后一把劲儿,和他一起,一鼓作气,完成这个千古伟业。
  二十二
  对于隋王朝的老百姓来说,这最后的任务可不是“扛一把劲儿”那么简单。据史学家考证,攻打高丽的兵役徭役量超过了前几年几项大工程的总和,达到几乎全国就役的程度。(袁刚《隋炀帝传》)老百姓付出的代价过于沉重了:刚刚把大运河修到洛阳,还没有喘口气,他们又接到命令,要把运河从洛阳一直开通到涿郡(今北京),以运送军粮。由于工程浩大,“丁男不供,始役妇人”,也就是说,连妇女都被征发到工地去挥锹抡镐。本已不堪重负,从大业七年攻高丽进入倒计时起,劳役压力又骤然增大。《资治通鉴》载:下诏讨高丽,命人督工在东莱海口造战舰三百艘,民工昼夜立于水中造船,自腰以下都生满蛆,工匠死掉三分之一。又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手三万人,又令河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命江南民夫运米至涿郡。一时间舳舻千里皆满载兵甲器物,路上几十万人填咽道路,昼夜运输战具、粮食,死者相枕,天下骚动。
  大规模的逃亡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人逃奔到山东、河北的深山大泽之中,开荒自给,一二年间,竟达十万人之多。这饥寒交迫、朝不保夕的十万人是一个随时都会爆炸的火药桶。
  不过,虽然怨声载道,在高丽战争开始前,却没有人扯起造反的大旗。全国臣民对高丽战争的胜利从来没有过怀疑。这个精力充沛的皇帝登基以来,所做诸件大事,还没有失手过。所有人都认为,以大隋今日之强盛,平高丽将像平陈战争那样顺利,甚至比平陈还要轻松许多。等到杨广凯旋,他们就会迎来期盼已久的休息。
  杨广对战争结果更为自信。为了迎接他生命交响乐中最华彩的乐章,他做了最充分的准备。高丽战争将是他成为“千古一帝”的加冕礼,他精心设计,务求在历史上留下最绚丽盛大的记录:大业八年正月初一,他亲率一百一十三万大军,号称二百万,浩浩荡荡地从北京出发。全部大军分为二十四路,加上天子六军,每天遣发一路,整整一个月,才完成出发式。从头到尾,队伍长达一千四十里!这支队伍带着鲜明的杨广风格:每百人小队都高举一面色彩鲜艳的大旗,每部都携带军乐队,“大鼓、小鼓及鼙、长鸣、中鸣等各十八具,釭鼓、金钲各二具”,一路旌旗招展,鼓乐齐鸣。(《隋书·礼仪志》)
  为了证明出师的光明正大,他在诏书中甚至公布了大军的具体番号、构成及详细进军计划。为了准备高丽一见大军即望风而降,仗还没有开打,杨广即命每军设专职“受降者一人”。从洛阳动身前,他已经命令官员在金光门前搭建高台,以备举行献俘仪式。
  这次出征看起来更像一场规模盛大的“威慑活动”。这样的战争准备在别人看来无疑有点离奇,不过在杨广看来却理所当然。他虽号称知兵,甚至可谓“身经百战”,其实他所亲身经历的战争中,几乎没有一次硬仗。平陈战争,他是最高统帅,亲眼看到腐败至极的陈朝在大军压境之下,立刻土崩瓦解,隋朝五十万大军几乎是兵不血刃,就取得了胜利。在平定吐谷浑的战争中,也是隋军的浩大声势吓坏了吐谷浑王,几乎没有经过战斗,他们就望风而逃。所以,在杨广的经验里,对待这样实力不对称的对手,最主要的事是做好威慑,军队数量一定要多,军容一定要壮。如此足矣。一个小小的高丽,在他的威名、才华和运气面前当然不会有什么抵抗力。
  

杨广:被大业压垮(18)
然而,高丽战争的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高丽不是陈朝。这是一个上升期的地方小霸权,骨子里有一股长期战争中培养起来的霸悍之气。久经战阵的他们深知数量并不决定一切。面临百万大军,他们居然毫无惧色,趁隋朝大军行军迟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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