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终于到达了自己人那里。后来他又去那座桥，因为沃洛吉卡·杰尼什克，来自戈麦里、卡尔·马克思大街一百一十二号、门牌九号的那位边防战士，还滞留在那里。而萨里尼科夫又毫毛未损，他后来在掩蔽室里高兴他说道：
“瞧，我又幸运地回来了！有人在为我析祷，伙伴们！大概，是我奶奶去教堂越来越勤了！”
只是这一切都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作出决定把妇女和儿童送去当俘虏之前还是之后呢？一些瘦骨嶙峋的、肮脏不堪的、早就把衣服撕成了绷带而裸露身子的人们，从地缝里爬出，来到阳光融融的院子里。孩子们走不动，妇女们抱着他们，小心地绕过横七竖八的尸体，眼睛却又仔细瞧瞧每一具，因为正是这一具——被弹片杀死以后膨胀得可怕而且无法辨认的尸体——可能就是她们的丈夫、父亲或者兄弟。炮眼哑了，要塞沉寂了下来，没有为泪水而感到羞耻，德国人第一次无所顾忌地、公开站在河岸上。
这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发生在他们突围没有成功之前还是之后呢？之前还是之后？普鲁日尼科夫真想回忆清楚，然而记不起来。怎么也记不清楚。
普鲁日尼科夫指望看到那幽幽的烛光，但在尚未见到它时，尚未走到拐弯的地方，听到了呻吟声。尽管有震耳欲聋的轰炸声以及持续的耳鸣，他的听觉暂时还是良好的，况且那传入耳中的呻吟声是缠绵不绝的、嘶哑的，甚至可以说不是呻吟，而是吼叫，声音很大而且十分清晰。一个被烧伤的战士在喊叫：头天夜里德国人从飞机上扔下了凝固汽油弹，燃烧的液体击中了这个红军战士。普鲁日尼科夫亲自把他移到了地下室，因为当时他就在他的旁边，虽然他自己身上也着了火，但是不太厉害，那位战士当场就叫喊了起来，看来，一直喊到现在。
但是这种喊声不止是一个人的。普鲁日尼科夫愈是走近那容纳重伤号的僻远的地下室，这种呻吟声就愈来愈清晰。这里躺着奄奄一息的人——肠子流出来的。断腿断胳膊的，脑袋开花的，——而唯一的药品就是德国人的烧酒，再加上那个沉默寡言的军医的一双手。由于干渴和饥饿，军医的皮肤早已积成了象皮似的皱折。从这里没有人走着出去——只是抬出去咽了气的人，而近来连咽了气的也不往外抬了，因为没有人，没有力气，也没有时间。
“没带来水吗？”
军医不是为自己要水，因为在这儿，在这个充塞着垂危的和夹杂有已经死了的人的地下室里，咽一口水简直等于犯罪。军医自己宁肯忍受着缓慢渴死的折磨也从未喝过一口水。
“没有，”普鲁日尼科夫撒了个谎，“这是酒。”
他是亲自冒着清晨的飞机轰炸去取来这点水的。一路上爆炸声和弹片打在钢盔上的鸣响震耳欲聋。他终于爬到了岸边，目不旁瞬地舀了一下水，尽量多舀，自己没有从这水壶里喝过一口。他端着水，要把这唯一珍贵的东西给杰尼什克，因此撒了个谎。
“他还活着。”军医说。
军医坐在门口的一个木箱旁，木箱上一支蜡烛冒着青烟。他不紧不慢地撕着肮脏的、带弹洞的破军装布条：还要给活着的人包扎。
普鲁日尼科夫递给他三支德国香烟。军医贪婪地接了过去，但怎么也对不上火，抽不着：手在发抖，整个身子也在左右摇摆，国而感觉不到手在抖动。
在这沉闷的、充满了腐烂、疼痛和痛苦的浓重空气里，蜡烛奄奄一息。它的火焰时而凝滞，露出赤红的焰蕊，时而又突然恢复正常，往上窜去，接着又收缩起来，但却还燃烧着。燃烧着，不想熄灭。普鲁日尼科夫凝视着它，不知为什么却想到了要塞。于是他说：“命令撤退。自想办法。”
“来告别吗？”军医慢悠悠地转过脸来，仿佛每个动作都会带来痛楚，他以呆滞的、没有任何表情的目光瞧了瞧普鲁日尼科夫。
“不必告诉他们。没有必要。”
“我明自。”
“你明白？”军医仰了仰脸，“你什么也不明白。什么也不明白。假如明白了，那你就不会对我说。”
“命令与你也有关。”
“可他们呢？”军医示意了一下沉浸在黑暗里的地下室，“他们怎么办呢，难道用砖头埋上吗？就连射死他们的子弹也没有，没有子弹射死他们，这你懂吗？要知道，他们关系到我。可是命令……命令却与我无关：我自己给自己下达了一道更为可怕的命令，”他停顿了一下，刹那间，只是一眨眼工夫，他的眼睛奇异地闪烁了一下，“唉，假若每个人，每个战士，你懂吗，都能自己给自己下达命令并且保证执行，那么德国人就会完蛋。势必完蛋！就连战争也会完蛋。战争必然结束。瞧吧，那时战争就会结束。”
他沉默了，蟋缩着身子，用那干瘪的嘴唇吸着香烟。普鲁日尼科夫默默地在他身旁站了一会儿，从衣袋里掏出了一块没有啃完的面包干，放在蜡烛旁边，然后穿过那些不停地呻吟和永世沉默了的人们慢慢向地下室的晦暗里走去。
杰尼什克闭着眼睛躺着，随着每一次的呼吸，他那用肮脏的、浸透了血的破布缠着的胸脯在不停地抽搐和抖动。普鲁日尼科夫想坐下来，但是杰尼什克旁边，肩并着肩躺着另一些伤号，于是他只能够蹲下来。当然这很困难，因为他那被砖头砸伤的脊背早就隐隐作痛了。
“把我旁边的人推过去点儿，”杰尼什克眼睛也没有睁开他说道，“他昨天就死了。”
普鲁日尼科夫吃力地向侧面翻了一下僵硬的躯体，那死死攥紧了的手象棍子似的木然地触到石头地上，接着他便坐到了旁边，小心翼翼地（唯恐引起别人的注意）从腰带上解下了水壶。杰尼什克把头探向水壶，随即又移开了：“你自己呢？”
“我没有受伤。”
它，这只水壶，毕竟咕嘟了一声，顷刻间地下室里的人们都蠕动了起来。有人已经向他们爬来，从还活着的和已经死了的人们身上过；有的已经抓住了普鲁日尼科夫的肩膀，往后扯他，摇晃他和拍打他。普鲁日尼科夫弯下腰遮掩着边防战士，慌忙地悄声说：“喝。喝，沃洛佳。喝。”
地下室顿时骚动了起来，呻吟和呼喊声交织一片，从黑暗处伸出几十只枯瘦如柴的、指头弯成钩子似的手臂，向这有水的地方爬。响起了一片嘶哑和可怕的喊声：“水——水！……”
“没有水！”普鲁日尼科夫大声喊道，“没有水，弟兄们，没有水，同志们！”
“水——水！……”焦渴的喉咙嘶哑地喊，有人在哭泣，有人在吵骂，不知是谁的手依然抓着普鲁日尼科夫的肩头、佩带，抓着他那汗渍斑斑的军衣。
“夜里我去弄水来，同声们！”普鲁日尼科夫大声说，“夜里去，现在头抬不起来！你喝呀，沃洛佳，你喝！……”
霎时，地下室里鸦雀无声，在这寂静中所有的人都谛听着边防战士怎样在吃力地咽着。空空的水壶哐当一声落到了地上，又有人哭了起来，有人喊叫，闹腾不已。
“这意味着我明天死，”杰尼什克突然说，他的牙齿在一丝微笑中闪烁了一下。“本以为是今天，而现在看来是明天。战前我曾在奥斯沃达工作。整天呆在水里。我们的那条河，水流湍急，源远流长。有时候你喝上一口……”他稍停了片刻，“这意味着，明天……这会儿是黑夜还是白天？”
“白天，”普鲁日尼科夫说，“德国人又在劝降哩。”
“劝降？”杰尼什克哑着嗓子笑了，“就是说，他们在劝降？打了上百次还总是劝降？死了的人他们劝不劝降！这意味着我们不是白白坚守在这里，对吗？……”他突然用胳膊时微微支起身子，朝黑暗处喊道：“不要为一口水而咒骂，伙伴们！的确只有那么一小口水，没法分。你们听见吗？在劝我们投降呢，又在向我们喊话……”
他艰辛地咳了起来，嘴里喷出了血沫。地下室里平静了下来，唯有那个烧伤的战士依然在扯着嗓子喊叫。黑影里有人说道：“原谅我们吧，兄弟。请原谅。地面上的情况怎么样？”
“地面上？”普鲁日尼科夫重复地问了一句，急忙考虑如何口答，“我们在坚守。弄到了子弹。对了，早晨我们的驱逐机飞来过。九架！绕着我们的上空飞了三圈。这意味着上面知道我们，知道我们！也许是进行侦察，准备突破……”
什么飞机也没有来过，谁也没有准备突进这里，谁也不知道在国家的西部边陲、远在德军的后方，为了古老的要塞人们正在流尽最后的鲜血。但是普鲁日尼科夫虽然是撒了个谎，他却由衷地相信人们知道他们，记得他们，一定会来。迟早会到来。
“我们的人一定会来，”他说，感到泪水噎住了喉咙，并且担心地下室的人们会察觉到他的眼泪和明白真相。“我们的人必定会来，并且会继续前进。必定会打到柏林，把希特勒吊死在最高的绞刑架下。”
“吊死算便宜了他，”有人低声说，“两个星期不给他水喝。”
“把他放在开水里煮……”
“别去想水喝，”刚才请求原谅的那个人说，“要坚持到自己人到来，兄弟。一定要坚持。要活着。还要告诉他们：就说这里小伙子们……”他沉默下来，开始思索通常死者留给活下来的人们的那个唯一的词儿。
“宁死不屈，”一个年轻人声音不高但却清晰他说。
大家都沉默了，在这沉默中蕴藏着一种不为苟且偷生而低下头颅的人们的严峻的骄做。普鲁日尼科夫也同大家一起沉默，没有感觉到泪水顺着他那污秽的、初次长出胡须的脸在流淌。
“柯里亚，”杰尼什克扯住他的衣袖，“我什么也不要求：子弹十分珍贵。只求你带我离开这儿，柯里亚。你不要犹豫，我自己能够走得到，我掂量着，能走得到。我明天才会死去，力气还够。只是稍微帮帮我，好吗？我想见见阳光，柯里亚。”
“不行。外面不停地轰炸。再说你也走不到那里。”
“能够走到，”边防战士细声说，“你应该帮帮我，柯里亚。有件事本不想说，可现在我对你说了吧，那一回敌人的子弹是向你射击的，中尉，是朝你射的，柯里亚，这颗子弹曾是瞄准了你的。因此我请求你把我领到外面去。仅此而已。连水也不要求喝。我的力气够的。力气够的，你别犹豫。我一定能走到那里。我想见见阳光，你明白吗？想看看自己最后的日子。”
普鲁日尼科夫艰辛地扶起了边防战士。杰尼什克勉强抑制住呻吟，两手抓住他，全身倾伏在他身上，透过咬紧的牙缝呼味呼味地喘着气。但是他终于站起来了，自己向出口走去：普鲁日尼科夫只是在他需要从躺卧着的战士们身上迈过去时才扶他一下。
军医还是象原先那样坐着，依然在机械地、有条不素地把死者的衣服撕成布条。蜡烛仍是那么冒着烟亮着，仿佛在这充满了腐烂与死亡的恶臭空气里行将窒息似的，它的旁边还是那么放着一块部队发的红褐色的面包干，动也没有动过。
他们一步一拖地走着，常常停下来休息一会儿。杰尼什克不住地大口喘着气，他那被子弹射穿的胸腔里有什么东西在咯咯作响，不时发出咕咚的声音，因此他时不时用发抖的手迟疑地擦去嘴唇上粉红色的泡沫。中途休息时，普鲁日尼科夫扶他坐下。杰尼什克靠倒在墙上，双眼微闭，一声不吭，为的是保存力气。只是有一次他问道：
“萨里尼科夫活着吗？”
“活着。”
“他是个幸运的人，”边防战士说这句话，并没有忌妒之意：只是指出事实。
“他还是经常去弄水吗？”
“是的，”普鲁日尼科夫停顿了一下，考虑着下面的话该不该说，“你听着，沃洛佳，给我们大家下了命令：分头突围。各自想办法。”
“怎么？”
“分成小股撤出要塞。到森林里去。”
“明白啦，”杰尼什克缓缓地舒了口气，“就是说，别了，老妈妈。呶，这样做是对的：呆在这儿，象是在口袋里。”
“你认为这样是对的吗？”
杰尼什克沉默了许久。一滴细小的泪珠儿徐徐从睫毛底下滚了出来，消失在胡子拉碴的面颊的的一个深坑里。
“跟萨里尼科夫一起走吧，柯里亚。”
普鲁日尼科夫默默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他本想说，如果没有桥上那几挺机枪，那么他一定会跟他，跟沃洛佳·杰尼什克一起走，但想了想，什么也没有说。
他把杰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