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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到了凌晨拂晓，他却从教堂里逃了出来。他逃跑了，把头上缠着绷带的中士撇下不管了。可这个中士却坚守阵地，尽管他当时就在突破口旁边。中士本可以逃走，但是他没有走，没有后退，没有躲藏，而普鲁日尼科夫当时之所以能够逃往地下室，正是由于中士在教堂里坚守。沃洛吉卡·杰尼什克也是如此，那次夜间冲锋时他在桥上用自己的胸膛掩护了他。再如萨里尼科夫，当普鲁日尼科夫束手待擒，已经不想到反抗，已经吓得打嗝、驯顺地举起了双手的时候，他却扑向了德国兵。还有他曾经答应给送去子弹而没能及时给送到的那些同志，也是如此。
他动也不动地躺在铺板上，盖着自己的军大衣，人们给他吃的，他就吃，人们把缸子送到他的嘴边，他就喝。他不回答人们的问话，只是沉默不语。他甚至什么也不想：只是计算着自己所欠的债。
别人的牺牲换来了他的生存。他把这视为自己的发现，殊不知这是战争的规律。正如死亡——这是一条普通的、必然的规律。你活了下来是因为别人保护了你，替你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普鲁日尼科夫并非抽象地、以推理的方式发现了这条规律：他是以切身的体验而发现它的，对他来说，这不是一个良心问题，而是生命问题。
“该动一动啦，亲爱的中尉，”费奥多尔楚克说道，他不管普鲁日尼科夫是否听见他的话。“呶，下一步怎么办呢？咱们自己也该想想啦，准尉。”
准尉没有吱声，但是费奥多尔楚克已经行动起来了。他的第一件事是，不顾疲劳地用砖头把那个通往地面的够缝死死堵上。他想的是活着，而不是战斗。只是活着而已。活着，只要有东西填肚子，有这样一个僻静的、德国人没有发现的地下室就行。
“他很虚弱，”准尉叹着气。“我们的中尉很虚弱。你一次少给他些吃，雅诺夫娜。”
赫里斯嘉大婶一面由于怜悯而流着泪，一面喂他吃。斯蒂潘·玛特维那维奇虽然对赫里斯嘉大婶那么建议，但是自己也不大相信那会起什么作用，他知道，中尉并不是躯体虚弱，而是受到精神上的折磨，该怎么办——他不知道。
只有米拉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她觉得她应当而且必须使这个人回到生活中来，使他讲话、行动和微笑。为了这一点，她给他取来了早已被大家遗忘的那件军大衣。也是为了这一点，她对谁也不解释，独自耐心地把门拱坍塌下来的一堆砖头一块块地搬开。
“喂，你干吗在那里弄得轰隆隆响？”费奥多尔楚克嘟嚷道，“好久没塌下来什么，你寂寞了吗？应当安安静静地活着。”
她一声不吭地继续干自己的活，终于在第三天满怀喜悦地从一堆破砖头底下拖出一只肮脏的、压扁了的手提箱。她那么顽强和不知疲倦地寻找的正是它。
“瞧！”她把箱子拖到桌前，高兴他说，“我记得它就放在门的旁边嘛。”
“原来你是找的这个，”赫里斯嘉大婶舒了口气，“唉，姑娘啊姑娘，你的那颗多情的心动的不是时候啊。”
“俗话说，心是由不得人的，只是——白搭，”斯蒂潘·玛特维那维奇说，“他最好能及时忘掉一切：就这样脑子里也装得满满的了。”
“多来一件衬衫是不碍事的，”费奥多尔楚克说，“呶，送去吧，站着干吗？也许，他会笑一笑，尽管我对这一点表示怀疑。”
普鲁日尼科夫并没有笑。他慢条斯理地仔细看了看离家前妈妈亲自给他放在手提箱里的东西：一条床单、两套单衣和一些照片。然后盖上了压歪了的、塌陷了的箱盖。
“这是您的东西。您的。”米拉悄声说。
“我记得。” 接着他把脸转向了墙壁。
“完了，”费奥多尔楚克叹了口气，“现在一切都清清楚楚——完了。小伙子不中用了。”
他久久地、逗趣地奚落着，谁也没有制止他。
“呶，我们怎么办呢，准尉？应当决定：是躺在这座坟墓里还是另外哪一座？”
“有什么好决定的？”赫里斯嘉大婶迟疑他说，“已经决定了：我们在这里等着。”
“等什么？”费奥多尔楚克暴跳如雷，“我们等什么？等死？等寒冬？等德国人吗？我问等什么？”
“我们等红军来，”米拉说。
“等红军？……”费奥多尔楚克鄙夷地重复了一句，“傻丫头！瞧见了吧，你的红军：躺在那里不省人事。完啦！红军被打败啦！打败啦，懂吗？”
他声嘶力竭地喊，是为了让大家都听见。大家都听见了，但是都缄默不语。普鲁日尼科夫也听见了，也缄默不语。他已作了周密的考虑，下了决心，此刻正在耐心地等待着大家进入梦乡。他已经学会了等待。
当一切都已沉寂、准尉打起了呼嗜、三盏小油灯在入夜时已被熄灭了两盏的时候，普鲁日尼科夫爬起身来。他坐了良久，倾听入睡的人们的呼吸声和等待着自己头晕能好一点。之后他把手枪塞进了衣兜，踞着脚走到放置准尉做的火把的搁板跟前，拿起了一个，但他并没有把火把点燃，而是摸索着向通往走廊的小洞孔走去。他不大熟悉这些走廊，没有光亮恐怕走不出去。
他什么也没有碰着，一点声音也没有弄出来，他已经善于在黑暗中不出声地移动自己的脚步了，而且相信谁也不会醒，谁也不会妨碍他。他认真地考虑了一切，权衡了一切，把一切作了一番概括，而这一概括使他得出的结论是，他没有完成自己的职责。只有一点他没有考虑到：一个在许多夜晚都微闭着眼睛睡觉的人，也象他今天倾听别人的呼息那样，倾听过他的呼吸。
普鲁日尼科夫终于通过狭窄的洞孔来到了走廊上，并且点燃了火把：火光从这里已透不进人们熟睡的掩蔽室里了。他把火把擎在头上，一面驱赶着硕鼠，一面顺着通道慢慢往前走。奇怪的是，硕鼠至今还使他害怕，因此他没有把火把熄灭，尽管他已经辨别了方向，知道往哪儿走了。
他来到逃脱德国人追逐时跃进的那个死胡同：这里至今还放置着子弹匣。他把火把擎高，照了照，发现洞口已被砖头堵得严严实实。用手摇晃了一下：砖头动也不动。这时他就将火把插在墙缝里，开始用两只手摇晃这些砖头。他只抽出了其中的几块，可其它仍凝然不动：哼，费奥多尔楚克干得可真不错。
普鲁日尼科夫弄明白入口已被彻底堵死了以后，便停止了徒劳无益的试图。他非常不愿意在这里，在地下室里，做他决定了的事情，因为这些人就住在这里。他们有可能误解他的决定，认为这是软弱或者精神错乱所致，这是他所不希望的。他宁愿就那么销声匿迹，不辞而别，那哪儿去都行，但是这种可能性已不存在了。就是说，人们将会对他任意猜想，会指责他的死，无可奈何地去处理他的尸体。事情必然如此，因为出口的被堵死丝毫也没有动摇他对自己的那种公正的判决。
这样想过以后，他摸出了手枪，拉了拉枪栓，犹豫了片刻，不知往哪儿打好，他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胸口：不管怎么说，他不想带着脑浆涂地的头颅倒在这里。他左手摸了摸胸口：心脏跳得较快，但是很有规律，几乎是平稳地。他挪开了自己的手掌，把手枪举起，力图使枪口对准自己的心脏……
“柯里亚！……”
倘若她喊的是任何一个别的词儿，哪怕还是以她适才的那种惊俱的声调喊出来，那他也会扳动枪机的。但她的呼叫是来自和平的世界，而这里，这里不曾有过也不可能有如此惊惧地呼唤他的名字的妇女。他不由得垂下了手，为的是看看谁在呼唤。他的手总共才垂下一秒钟，她已经一破一拐地跑到了他的跟前。
“柯里亚！柯里亚，别这样！柯里奇卡，亲爱的！”
腿支持不住了，她跪了下来，使劲抓住他那握着枪的手。她把自己泪湿的脸紧贴在他的手上，不住地吻他那肮脏的、散发着硝烟味和死亡气息的军装袖子，她把他的手紧紧压在自己的胸脯上，紧紧地压着，忘记了羞涩，本能地感觉到，在那里，在姑娘的富有弹性的肉体上他是不会扳动枪机的。
“扔掉它，扔掉。我不放开你的手。不然你就先打死我。先把我打死。”
浸油的麻屑火把浓烟袅袅，昏黄的光焰照亮了他们。两个蜷曲的身影在向晦暗深处延伸的拱顶上晃动，普鲁日尼科夫听到了她的心跳声。
“你来这里做什么？”他苦恼地问道。
米拉这才抬起了头：火把的亮光在泪水中散成了点点星火。
“你是红军，”她说，“你是我的红军。你怎能这样做呢？你怎能把我抛下呢？为了什么？”
她的这些漂亮的话并没有使他感到窘迫：使他窘迫的是另外的东西。他感到，原来他对别人还有用处，有人还需要他，需要他成为保护人，成为朋友，成为同志。
“放开我的手。”
“先把枪扔下。”
“它已子弹上膛。会走火的。”
普鲁日尼科夫把米拉扶了起来。她站起以后依然紧紧贴在他身上，准备随时抓住他的手。他苦笑了一下，把手枪的保险关上了，松开了枪机，接着把手枪放进了衣兜里。他随即拿起火把。
“我们走吧？” 她走在他的身旁，扯着他的手。走近小洞孔时，她停了下来：
“我对谁也不说。就连对赫里斯嘉大婶也不说。”
他默默地抚摩了一下她的头，就象抚摩着一个小姑娘似的。接着他把火把在沙土里熄灭了。
“晚安！”米拉往小洞孔里钻时悄声对他说。
继她之后，普鲁日尼科夫也钻进了掩蔽室，准尉还是那么鼾声大作，小油灯依然青烟袅袅。他走到自己的铺板，盖上了军大衣，本想考虑一下往后怎么办，但却睡着了。睡得很熟，很平静。
清晨，普鲁日尼科夫跟大家一起起床了。他一面聚神凝思，一面把他躺了许多昼夜的铺位收拾干净。
“完全康复了吗，中尉同志？”准尉问了一句，脸上露出疑惑的笑容。
“能弄到水吗？哪怕只弄三杯。”
“有水，有！”斯蒂潘·玛特维那维奇忙碌了起来。
“帮我倒一下水，沃尔科夫，”普鲁日尼科夫多少天来第一次把贴身穿的汗渍斑斑的军衣脱了下来：汗背心早就被撕成绷带了。他从压瘪了的手提箱里取出了衣服、肥皂和毛巾。
“米拉，帮我把衬领缝在军衣上。”
普鲁日尼科夫钻进了地下通道，认真地洗了好久，一面洗一面老是在想他浪费了水，而且是第一次有意识地浪费。
洗罢回来，他拿出当时不是为了急需而是为了备用，在军校军人服务部里买来的那把新的保险刀，仍然那么默默无语地、仔细地同时也是笨拙地刮起脸来。由于不习惯于刮脸，所以脸刮破了。接着，他用花露水抹了抹他那瘦削的脸，穿上了米拉递给他的军衣，把皮带紧紧地束在腰间。他坐到了桌前——细长的孩子般的脖颈从显得肥大的领口中抻了出来。
“汇报一下吧。”
大家交换了一下眼色。准尉迟疑地间道：“汇报什么？”
“一切，”普鲁日尼科夫说得既生硬又简短：劈头盖脑。“我们的人在哪儿，敌人的位置。”
“这——明摆着……”准尉不知所措了，“都知道，敌人在顶上。而我们的人……我们的人不知在哪里。”
“根据什么说不知在哪里？”
“都知道我们的人在哪里。”费奥多尔楚克板着脸说，“在地底下。德国人在上面，而我们的人在下面。”
普鲁日尼科夫没去理睬费奥多尔楚克的话。他象同自已的副手那样同准尉说话，并且利用一切机会突出这一点。
“为什么不知道我们的人在哪里？”
斯蒂潘·玛特维那维奇负疚地叹了口气：“没有派人出去侦察。”
“我猜到了。我问的是：为什么？”
“这叫我怎么说呢。您生病了。而我们把出口堵死了。”
“谁堵的？”
准尉不吱声了。赫里斯嘉大婶想解释一下，但是米拉拉住了她。
“我问——谁堵的？”
“呶，是我！”费奥多尔楚克大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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