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善于表现主观能动性，他们不喜欢冒险并且对晦暗的、不时射击的地下室明显表现出畏俱。
得出这种结论以后，普鲁尼日科夫不仅兴奋了起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变得狂妄了。他作出的这种推断还需要感官经验的检验，因此普鲁日尼科夫有意识地做了先前任何时候都不会冒昧去做的事情：他故意把靴子跺得橐橐直响，大摇大摆地向出口走去。
他就这样走出了地下室：只是手中的冲锋枪处于待射状态。入口处没有德国人，这又一次证实了他的猜想，使他把敌人的情况看得更简单了。现在应当作一番考虑，应当限准尉合计一下，制订新的斗争策略，制订他们自己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新的策略。
普鲁日尼科夫一边思考着，一边远远绕过了俘虏，这时依然可以听到废墟后面沉闷的脚步声，他走近刚才从另一头进入、随后把沃尔科夫留下的那块地方。普鲁日尼科夫熟悉这些地方，他学会了在废墟上迅速而又准确地辨别方向，他径直向沃尔科夫藏身的那一方倾斜的砖头凝块走去。砖头凝块还在那里，但是它的底下和周围都不见沃尔科夫的踪影。
普鲁日尼科夫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用手摸了摸这方砖块，他爬遍了邻近的地方，检查了每一个掩蔽室，甚至还冒着风险多次呼唤过这个失踪的初出茅庐的、有一双奇异的几乎眨也不眨的眼睛的年轻战士，但哪儿也找不到他。沃尔科夫的失踪很奇特，不可思议：既不见衣服的破片，也不见一滴血迹，既没有喊声也没有叹息声。
第三章
“莫非由于你撂倒了费奥多尔楚克，”斯蒂潘·玛特维耶维奇叹了口气，“小伙子可怜那个家伙。他跑了，中尉同志，这小伙子大概从小没受过那样的惊吓。”
打这以后，沉静的瓦西亚·沃尔科夫，大家还回想过几次，可是关于费奥多尔楚克，却再也没有谈起过。仿佛不曾有过他，仿佛他不曾坐在这张桌前吃过东西，不曾在旁边的一个角落里睡过觉。只是米拉，有一次她跟普鲁日尼科夫单独在一起的时候问起过：“你枪毙了他？……”
她嗫嚅地说出了这句话。“枪毙”这个词对她来说是陌生的，不是她家里的常用语。在家里经常谈论的是关于孩子和面包、工作和疲劳、劈柴和土豆。还有那绵绵缠身的疾病。
“你枪毙了他？”
普鲁日尼科夫点了点头。他明白，她这样问是可怜他，而不是可怜费奥多尔楚克。她可怜他，是担心他为自己的这一举动而背上包袱，尽管普鲁日尼科夫本人丝毫也没感到有任何的包袱，他只是觉得累了。
“我的天哪！”米拉叹了口气，“我的天哪，你的孩子们都要发疯了！”
她以长辈的口吻说话，既痛心又平静。也象长辈似地把普鲁日尼科夫搂向自己，在他额头和两只眼睛上但然地连吻了三次。
“我来承担你的痛苦，我来替你生病，我来忍受你的不幸。”
哪个孩子生病的时候，她的妈妈就是这么说的。可孩子是很多的，当年吃不饱的孩子非常之多，因此妈妈把已身的痛苦、已身的疾病置之不顾，关心的是他人的疾病和他人的痛苦。她教诲自己所有的女儿不要首先想到自己的不幸。对米罗奇卡她也是这样教育的，尽管在这种时刻她总是叹气：
“你一辈子都要想到别人的疾苦，这样你就不会有自己的痛苦了，孩子。”
米拉从小就培养了这种看法，认为自己命里注定去为比她幸福的姐妹们操劳。既然有这种想法，她也就不再感到痛苦了，因为她虽然是一个谁也不会对其倾心的残废姑娘，但是这种特殊情况倒也使她有自己的优越一面，首先是——有自由。
赫里斯嘉大婶老是在地下室里来回走动，把硕鼠啃过的面包干数来数去。她一面清点，一面念叨：“少了两个人。少了两个人。少了两个人。”
近来她行动困难了。地下室里潮湿、阴冷，她的两条腿浮肿了，再加上她本身由于见不到阳光、活动少、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因而变得浑身无力、常常失眠和气喘。她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突然垮了下来，她也清楚自己的健康状况会一天天恶化，因而思忖着离开这里。夜里她常常偷偷哭泣：不是可怜自己，而是可怜米拉姑娘，因为不久她就要一个人留下来。那时，米拉就再也感不到慈母般的爱抚，再也听不到女人对她的安慰话了。
赫里斯嘉大婶自己就曾经是个孤寡女人。她的三个孩子小时候就夭折了；丈夫出外谋生，从此杳无音信，房子被霸去抵债了。为了不致饿死，赫里斯嘉大婶几经周折来到了布列斯特。红军到来之前，她给人当佣仆，勉强度日。正是这红军——愉快的、慷慨的、和善的——给赫里斯嘉大婶生平第一次带来了有保障的工作，使她有了富裕生活，有了同志和集体宿舍。
“那——简直是天兵，”赫里斯嘉大婶对布列斯特市场上那些爱看热闹的人们一本正经地解释说，“你信就析祷吧，当家人。”
她自己早就不祈祷了，这并不是因为她不相信它，而是因为她受了委屈。她对于剥夺了她的孩子和丈夫的这一天大的不公平，感到委屈，从此她再也不祈祷上苍了。即使是现在，当地已感到自己行将就木了的时候，她也竭力控制自己，尽管她非常渴望为红军，也为那个年纪轻轻的中尉，也为那个被自己的犹太上帝如此残酷欺凌的姑娘祈祷。她整个脑海都充塞着这些思绪、内心斗争和对即将到来的生命终点的等待。她仍然按照多年的习惯干着活，把什么都安排得井然有序，不再去谛听地下室里人们的谈话了。
“您认为是不是来了另一种德国人？”
由于持续的寒冷，准尉那受伤的脚疼痛难忍。它肿得厉害，火烧火燎，但是斯蒂潘·玛特维那维奇对谁也没有说起过。他对自己的体质十分自信，认为既然骨头没有伤着，那么伤口必然会自己长好。
“他们为什么没有在我背后追呢？”普鲁日尼科夫思忖着，“他们一向穷迫不放，怎么这次竟然把人放走了。为什么？”
“也许不是换了一批德国人，”准尉想了想说道，“有可能他们是接到了命令，不许往地下室里乱闯。”
“这是有可能的，”普鲁日尼科夫舒了口气，“只是我应当了解。了解他们的一切。”
休息了片刻以后，他又爬到上面去找神秘失踪的沃尔科夫。他又忍受着灰尘、尸体臭气的窒息往前爬，不时悄声呼唤、侧耳谛听。但没有回应。
一个意外的遭遇发生了。两个德国兵若无其事地边聊天边从一堵完整的墙壁后面向他走来。卡宾枪背在他们的肩上，但即使枪握在他们手中，普鲁日尼科夫当时也来得及先发制入。他已经培养自己具有闪电般的迅速反应，正是由于这一点他才至今安然无恙。
一个偶然情况救了第二个德国兵一命，也险些儿使普鲁日尼科夫首先丧生。普鲁日尼科夫的冲锋枪射出了短促的一排子弹，头一个德国兵倒在砖头上，这时普鲁日尼科夫的冲锋枪，子弹卡壳了。当普鲁日尼科夫慌忙拉枪栓的时候，第二个德国兵本可以结果了他或者逃之夭夭，但这个德国兵没有这样做，反而跪在地上。他服服帖帖地等候普鲁日尼科夫打落卡壳的子弹。
太阳早已西沉，但是天还明亮，这两个德国兵今天不知由于什么耽搁了一步，没能及时离开这个死寂的、弹坑累累的要塞大院。走晚了，落得这种下场：一个已经停止了抽搐，另一个耷拉着脑袋跪在普鲁日尼科夫面前，默不作声。
普鲁日尼科夫保持缄默。他知道，他不能把跪着的这个敌人枪杀，但某种东西又妨碍他倏而转身溜走，消遁在废墟里。妨碍他的还是那个问题，它一点也不亚于失踪的战士问题：为什么德国人变成了那种样子，瞧这一个，那么乖乖地跪了下来。他不认为自己的战斗已经结束，因此必须了解敌人的一切。而答案——不是猜测，不是推断，而是准确的、真实的答案！——此时就在眼前，就在等候着处死的这个德国人那里。
“柯姆①，”（注：①“柯姆”，德语音译，意思是“走！”）——普鲁日尼科夫说，用冲锋枪指了指方向。
路上，这个德国兵对普鲁日尼科夫说了些话，并不时回顾，但是普鲁日尼科夫没有时间去回想这些德国话的意思。他驱赶着俘虏抄最近的路向洞口走去，感到随时都可能有枪响、追逐、呐喊。德国兵弓着背，在前头一溜小跑，使劲把脑袋缩进狭窄的普通的肩头里。
他们就这样穿过了大院，终于来到地下，德国兵第一个钻进灯光幽暗的地下室。当他瞧见胡子拉碴的准尉和两个妇女坐在桌前时，不禁为之一征。他们也愣住了，惊奇地打量着这个驼背、惊恐、远不年轻的德国人。
“抓了个‘舌头’，”普鲁日尼科夫说，带着孩子式的得意神情望着米拉。“这下子我们就可以把一切谜底解开了，斯蒂潘·玛特维耶维奇。”
德国兵如哭如诉，呜呜咽咽说不出话来。他把两只颤抖不已的手伸出来，一会儿让准尉、一会儿让普鲁日尼科夫瞧他的手掌。
“我一点也不懂，”普鲁日尼科夫不知所措他说，“他想说什么。”
“他是工人，”准尉领悟道，“您瞧见了吗，他把手伸给我们看？”
“良格扎姆①，”（注：①“良格扎姆”：德语音译，意思是“慢点！”）普鲁日尼科夫说，“比泰②，良格扎姆。”（注：②“比泰，良格扎姆”：德语音译，意思是“请慢点：”）
他努力回想着德语，但只记起个别单词。德国兵连忙点头，并一字一板他说了几个句子，但是突然樱樱啜泣起来，又哇啦哇啦说得很快。
“吓坏了，”赫里斯嘉大婶说，“哆嗦得活也说不清楚。”
“他说他不是士兵，”米拉忽然说道，“他是个守卫。”
“你懂他们的话？”斯蒂潘·玛特维耶维奇惊讶地问。
“多多少少。”
“这么说，他不是士兵？”普鲁日尼科夫皱了皱眉头，“那他在我们要塞里干什么？”
“不失（是）什（士）兵！”德国兵大声说道，“不失什兵，不失（是）国防军。”
“大有文章，”准尉深有所思他说，“莫非他是看守我们被俘人员的？”
米拉把问话翻译了过去。德国兵听着，时而点点头，等米拉话一停，他就说个没完。
“看守俘虏的是另外一些人，”姑娘迟疑地翻译说，“他们奉命守卫的是要塞的出入关口。他们是哨兵。他是真正的德国人，攻打要塞的是四十五军的奥地利人，元首的同乡。他是个工人，四月份被征……”
“我说了嘛，他是工人！”准尉满意他说道。
“既然他是工人，无产阶级，那他为什么来打我们……”普鲁日尼科夫停顿了片刻，挥了一下手，“算了，关于这一点，不必问啦。问问他，要塞里有没有作战部队，是不是已经调走了。”
“‘作战部队’——用德语怎么说？”
“那——我不知道……你就问有没有士兵好了。”
米拉一面寻思字眼，一面开始翻译。德国兵仰着脸聚精会神地听着。好几次他都反复地问问清楚，随后便呱啦呱啦地讲，喋喋不休，时而指指胸前，时而模仿冲锋枪手：“突一突一突！……”
“要塞里镇守着作战部队：工兵、冲锋枪手、火焰喷射器手。一旦发现俄国人，立刻调他们去攻打：有这样的命令。但他不是士兵，他属于巡逻队，他从来没有向人们开过枪。”
德国兵又比比划划、喋喋不休地说了些什么。后来他突然向赫里斯嘉·雅诺夫娜欣然一指，接着从皱巴巴的上衣的口袋里不慌不忙地、严肃地摸出了用汽车内胎的橡皮做的一个黑包。他从包里掏出四张照片，放到了桌子上。
“孩子，”赫里斯嘉大婶叹了口气，“他让我们看看他的孩子。”
“金捷尔（德语：孩子）！”德国人大声说，“厄（我）的金捷尔，德拉伊（德语：三个）！”
于是他骄做地指了指自己那普普通通的狭窄的胸部：他的手已不哆嗦了。
米拉和赫里斯嘉大婶在细看照片，向俘虏婆婆妈妈地询问一些在妇女们看来是属于至关重要的事情：关于孩子、面包、健康、学习成绩、伤风、早点、夹克衫。男人们坐在一旁寻思着，这种和睦友好的谈话结束以后，该怎么处置他。准尉眼睛抬也没抬地说道：“这事只好劳驾您了，中尉同志，我的脚不方便。放走他是很危险的：他知道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