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台湾这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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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 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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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常常陷入政治风暴的当局便又特别会操弄这种语言,整个台湾社会就这样好像又对立起来。当时的流行语就是:“乡亲啊!这丢(就)是爱台湾啦!”这一句话常见于电视节目及各种选举场子里。在某些人的思考里,什么都可以上纲到“爱台湾”的层次,有点儿夸张而荒谬,所以这句话反而常常被各种综艺节目拿来模仿搞笑,有些节目索性把纳粹那个卍字旗改成爱的注音符号“ ”(音:爱)来作为讽刺。
幸好那股风潮很快就过去了,就跟台湾人的性格一样爱跟风。基本上省籍情结是有的,但我并不认为族群问题在这20年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除了政治人物善于操弄政治语言外,民众都已经慢慢学会对彼此尊重,可能选举时吵一吵,但是选完之后日子还是照样过,朋友还是照样交。为什么前几年看起来会很严重的样子呢?因为过去看起来好像是以外省人为主的政团在主导政治,本省人长期被压抑,压抑一旦释放之后,能量会爆发一段时间,但又会慢慢回归,这段时间过了,就会好很多。过去,非国民党的常常会说国民党是“外来政权”,但到现在这样说就不对了,因为经过人民投票选举国民党再度得到“政权”,人民意志决定的“政权”怎么能说是“外来政权”呢?
一向善于操纵族群议题的民进党,在2008年的“大选”终于得到教训。所以,过去用这种办法得票或许可以成功,但是将来随着族群意识的淡化,随着台湾越来越民主,用这个方法得票大概就不会成功。一个政党执政与否,看的主要是政绩以及是否有明确的诉求。

正文 2005 卡债风暴(1)
2009…11…12 9:17:33 本章字数:1105

2005 卡债风暴
在2004年前后,台湾掀起一股所谓的“卡债风暴”,产生了大批的卡奴。卡奴即信用卡或现金卡的奴隶。这些人欠下信用卡债务,无法立即缴清,在这种情况下需付出循环利息、违约金、手续费等多出的费用。但是钱已经透支了,哪有钱付呢?所以常常又用“以卡养卡”的方法,从一张卡贷出现金,去填补第二张卡的当期债务,然后再从第二张卡贷出现金,填补下一张卡的债务,如无间地狱般周而复始,造成许多社会问题。
当然,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就是信用卡及现金卡的滥发,以及许多人不衡量自己财力而理财不当的结果。但要说起远因,还必须从亚洲金融风暴开始。
在金融风暴当中,台湾所受到的影响在当时并不明显。但对于银行业来说,逾期放款逐渐增加,而使企业金融逐渐紧缩。此外,经济结构转变,企业筹募资金的方法越来越多,企业向银行融资的需求相对减少,而面对资金需求也相对减少,银行受限政策及金融创新能力不足,未能配合调整。种种因素交互影响下,企业金融业获利日益缩小,因企业金融获利缩减,银行转而发展以前都不太注意的消费性金融业务。
消费性金融业务指的是以一般大众为对象的金融机制,除了信用卡之外,还有现金卡、小额放款、个人信贷、房屋贷款之类。因为银行主力转向这里,因此也有了越来越多的业绩压力。在过去,台湾人总认为能进入银行工作是“铁饭碗”,所以许多父母也会鼓励儿女到银行上班,更有一些老牌的银行有所谓“世袭制”,就是父母以前在银行里上班,子女也可以优先录用,羡煞不少人。但当银行的目光转向消金业务后,银行增加了不少的理财专员,一般在银行工作的人也开始有了业绩压力,所以现在银行工作也不见得是铁饭碗了。
在这些原因下,各银行除了更积极推销信用卡之外,在前几年的台湾,好像在一夜之间流行起了现金卡的申办。电视上突然出现一堆广告,什么“借钱真容易”之类的,不断灌输民众办理现金卡,使用现金卡。这似乎就是种高尚的行为,且好像不使用就是落伍了。不过,广告中也并未很确切地告知民众,现金卡的利率是很高的,而且还有高循环利息,只是一再强调办卡容易,却未将所有详细内容告知。如果真的急需要用钱去办那就算了,结果是一帮人很笨地都去办,花钱花得很快乐,接着而来的却是更大的痛苦。
另一个方面就是信用卡。发行的银行越来越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为推销信用卡,常常附带了一堆红利活动,比如刷卡数次可获积分回赠或年费优待等,吸引人们申请信用卡。并且,额度限制又给的越来越高,持卡人个人无法控制消费欲望,纷纷欠高额卡债并无法按时付清,只能长期背负卡债。

正文 2005 卡债风暴(2)
2009…11…12 9:17:33 本章字数:881

我认识的卡奴几乎都是职业军人,这种现象在台湾的部队里好像很普遍。职业军人似乎都是这些金融放款的好客户,尤其下级军士官,从以前的地下钱庄开始,只要拿个军人身份证就可以很容易地借到钱。职业军人收入稳定,本来就是银行眼中的好客户,加上军队生活相当封闭,不少军官理财观念不佳,社会经验不足,欠下卡债的情况时有所闻。或者是,银行只要派出几个讲话声音嗲一点儿、长相貌美一点儿的理财专员拉业务,这些人就乖乖地签了。所以啦,以前在部队里见到好几个士官开的都是名车,花钱又大方,但搞到最后,无力还钱,只好办一办退伍,退伍金通通拿去还债了。
这些职业军人欠了银行卡债还好……当然啦,欠钱这种事对军士官的考绩一定有影响,不少人就是担心向银行借贷事件曝光遭处分,而不愿向部队长官透露。结果这些思想单纯(其实是蠢)者又跑去向地下钱庄借钱,结果成了地下钱庄眼中的肥羊。地下钱庄讨债的手段就更“高明”了……就算可躲在营区不休假不出去,讨债公司还是会每天到营区门口等,搞得人尽皆知,得不偿失。
卡债问题,也就有了一个个专门的名词叫“卡债风暴”。已经成了风暴,那当然是非同小可了。那几年,不仅许多社会问题是卡债所引起的……比如说卡奴无力还债全家自杀,或者是抢银行、勒索食品厂之类的。更严重的是,影响到后来几年的金融稳定及经济增长率……虽然消金业务只是银行的一部分业务内容,但卡债的影响造成大量的呆账坏账,出现了风险承担不足或高估的问题,影响市场稳定。并且,虽然卡债只是整体授信的一部分,但对金融系统带来的冲击高于市场所占比重。这是因为,卡债通常集中于部分特定放款机构,只要一家不稳,就可能掀起连锁效应,形成系统性风险。同时,个人信用恶化会冲击民间消费意愿,也拖累了经济成长。
有些人成为卡奴,是因为急需用钱而欠下的,但大部分还是因为爱乱花钱。当局后来也发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制定一些债务协商机制,不过效果似乎也不佳,许多卡奴还是只能偿还每月应缴金额而已。说来说去,这跟台湾十几年社会发展养成的虚华风气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正文 2005 高雄捷运“泰劳”示威(1)
2009…11…12 9:17:34 本章字数:1094

2005 高雄捷运“泰劳”示威,牵出无数弊案直指“陈水扁一家”
在台湾,有为数众多的外籍劳工,他们大部分在台湾从事技术、帮佣等工作,到了2006年底,大约有30万的人口,大部分来自东南亚国家,如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地。
外籍劳工皆是透过所谓中介公司来引进。此类介绍所是受劳务输出国法例给予特权经营的,它们收取的外劳介绍费额不是一个小数目,通常是外籍劳工在出国工作的3_6个月的工资。以泰籍劳工来说,他们来台湾之前,要先付给中介公司一笔大约15万元台币的中介费。本来是来赚钱的,但还没赚之前就要先付中介费,许多人只好先跟银行贷款,也就是说,来台湾后的半年都要先做白工补中介费。
目前在台湾的各种工地上,可以看到的几乎都是外籍劳工的身影,承包商为了压低人力成本,引进了许多的外劳。而这种情况在帮佣市场也是一样,只要到医院一看,许多的家庭看护也都是东南亚女性。等于说,台湾的许多低阶层工作市场都被他们占走了。每到放假日,就有许多地方是他们的固定聚集地。比如说台北市中山北路上的多福天主教堂,每到礼拜天早上,就拥入大量在北部的菲佣菲劳,旁边各种菲律宾商品商店也应运而生,让人一时搞不清楚是在台北还是在马尼拉。而泰国或印度尼西亚籍的,就喜欢到桃园中坜车站那边一排的东南亚商店街去,那里号称东南亚国家的“租界”。几乎台湾的每个大城市,在假日时都会有个外劳聚集地。
台湾引进泰籍劳工是在建设台北捷运之时。当时台北车站前的捷运工地就有泰劳宿舍,常常有很多人喜欢站在天桥上看下面的泰劳玩藤球。那些动作是蛮华丽的,在台湾,除了泰劳聚集处,真是很难在其他地方看到。
外籍劳工承担了台湾最底层的工作,他们是生产者、劳动者、贡献者,同时也是稳定社会的重大力量,因为若没有外劳,可能许多低阶层工作没人去做。尽管这些外劳有许多付出与辛劳,里面有许多人都有大学学历,英文可能也讲得比大多数人好,但许多台湾人在他们面前不免还是会有些莫名的优越感存在,好像自己高人一等。比如说,有些人会觉得外劳脏脏的,看起来好像会做坏事一样。这些奇怪的想法造成污名化。其实若不是为了赚更多的钱,谁会愿意离乡背井呢?但另一方面,这些外劳的素质的确又高,比如之前在台湾的论坛上,就有个工程专业的学生到工地实习,大叹自己的识图能力不如外劳,引起一阵热烈的讨论。在许多雇主眼中,外劳工作勤奋,不怕辛苦,配合度也高。当然啦,外劳大多希望加班或夜班越多越好,这样才能更快赚钱,但民众常常也听到因为超过生理极限的超时工作,而造成意外和工伤的新闻。

正文 2005 高雄捷运“泰劳”示威(2)
2009…11…12 9:17:34 本章字数:1122

而所谓“工作勤奋,不怕辛苦,配合度高”,也常常是雇主剥削的理由。外劳在台湾又没有工会,劳资纠纷及法律资讯严重不足,常常会因为被欺负而敢怒不敢言。而某些不良的中介公司,只将这些引进台湾的外劳视同奴隶,以各种名目强加剥削,收取高额的中介费,平白坐享暴利,其他的都不想管。此外,由于外劳的引进存在巨额利益,当然会有各种势力介入,也使得问题更复杂。
2005年的2月,高雄捷运爆发了泰劳集体暴动及火烧宿舍事件,这就是中介商及雇主长期剥削及压迫式管理所导致的结果。因为依照以往经验,外劳会使用集体行动激烈表达心中不满,一定是可以走的路都走不通了,忍无可忍,才会放手一搏。这件事算是上了国际新闻,尤其是泰国的反弹声浪特别大,而此案所调查出来的结果,更成为后来几年当局一连串弊案及政治风暴的导火线。
当时,大约有两千名泰劳参与了这场抗争。这件事的调查结果显示,这些泰劳长期处在管理公司的不当管理及各种剥削之下。各种不合理的对待洋洋洒洒地被列出一大篇,比如吃饭掉饭粒要罚钱,不给现金只发代币卡,将其消费限制于营区内等。而管理者更如狱卒般以高于市面的价格贩卖物品给这些弱势者,残酷地榨取他们剩余的微薄薪资,各种匪夷所思的条款及触目惊心的情形让人以为他们是在对待奴隶,很难想象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认为文明社会的台湾。
所以,当一切都指向中介公司的管理不当时,时任“劳工委员会主委”陈菊(现在的高雄市长)在上电视节目时不小心说漏了嘴,说这些中介里有“有力人士”在操纵。虽然陈菊并没有明说有力人士是谁,但大家也开始把矛头指向前“总统府”的副秘书长陈哲男。
陈哲男在20世纪90年代初国民党政争之时,为“立法院”内主流派团体“集思会”内的一员,算是李登辉的一员大将,但后来因为一些与非主流派的斗争原因,陈遭到牺牲式的开除党籍,以平非主流派之怒。后来陈哲南加入民进党,当时陈水扁担任台北市长时,他也跟着担任台北市民政局长。后来陈水扁当选了,他又跟着得道升天,担任“总统府副秘书长”。但是,这时他开始身陷弊案,且一个牵连一个,等到陈水扁再度连任时,陈哲男未能续任副秘书长。
所以,高雄捷运泰劳暴动的调查结果,意外地扯出了前“总统府副秘书长”陈哲男接受厂商招待离开台湾、图利中介厂商等事情。从这件事开始,又意外扯出更多的弊案,从而使民进党的清廉执政形象崩溃,很多人也因此丢了官。但对弊案的追查仍没有停止,这些弊案一个牵着一个地揭发,直指“总统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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