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她的故事后，他胸中更多了爱怜。她偎在他怀里像一只被收留的流浪狗，常常没来由地抖动或低沉的呜咽一声。而且，她总是做噩梦，总是叫喊着救命把自己吓醒。她的室友对她颇有微词，常有人建议她去吃些治忧郁症的非处方药，实在排斥药物的话就多吃甜食：水果、巧克力、牛奶什么的。他从不相信她是不正常的，她只是缺少爱护而已。于是他在校外找了房子，每晚抱着她睡，她受到惊吓时，他把手掌摊开到最大，紧紧贴着她的背，告诉她有他在，不怕。那时他还只是学生，房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他利用所有的休息时间，同时带了三份家教。后来他甚至觉得，他们的结合中，怜比爱更多一些。她永远是需要他照顾的对象。
他永远都忘不了第一次做爱的时候――那是他的第一次，也是她的第一次，卸去所有的包装，赤裸的他趴在赤裸的她身上，手盖着她的手，脚覆着她的脚，肚子压着她的腰。从此，他们是完全咬合的一对齿轮。却突然有那么一天，她偏离了他们共同的轨道，说她爱上一个谋面一次的网友，然后，她不辞而别。
循着她的通话记录，他很容易地发现了那个“上海网友”就是他的上司陈优。她并没有刻意隐瞒自己的行迹，上海网友的故事，只是他们对外一致使用的“官方口径”。他甚至有些感谢她编的这个貌似离奇的故事，不然他那颗连呼吸都会疼的心，怎么有能力去应付熟人们的好奇。
接到杜蔻电话的那天晚上，他像被一把钢刀插进心脏，刺过脊梁，死死地钉在床上不能动弹。正好有朋友给他打电话，他说，我女朋友跟别人跑了。朋友说，好事嘛！还没结婚嘛！这时候发现她是这样的女人，真及时！他忍着疼痛，像对方的回音壁一样喃喃地说，是啊，好事，没结婚，及时。朋友又说，你也不爱她嘛，表现得这么平静！过来，一块喝酒吧！他答应着，要翻身下床，却一脚踩空，结结实实地摔到地上。
可是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再去找她。像她这样的女人，离开了就是离开了，不爱了就是不爱了，所有问题的答案都只有两个面，不是正就是反，没有任何余地。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锁起了他们一起住过的房子，尘封了他们爱过的痕迹。还有，他爱上了唐沁甜公司附近的那个绿茵阁。坐在那里靠窗口的位置，运气好的时候就能看到，曾经的女友从门前走过去――她新租的房子就在这附近。
如果能看见她，就是那天绿茵阁为他上了免费的甜点。
他知道她过得不好。
因为爱上陈优的女人，没有一个能活得漂亮。
找了两个民工，花了四十元钱才把箱子弄到九楼。杜蔻不想那两个穿着肮脏衣服不刮胡子的民工踏进自己的小窝，在门口就付清了钱。
家里刚刚打扫过，简直可以用一尘不染来形容。杜蔻想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去李遇柳那里取回这么一大箱沾满灰尘的东西。这只是一箱她想要丢掉的过去。李遇柳现在的那个女朋友好像……不管怎样，她比自己更爱他。她已经不配再对他提这个“爱”字了。
轻轻地打开箱子，一股灰尘扑面而来。她取出那个长长的盒子，那只成了肉干的手狰狞地抓在那里……来呀！她心里说，你不是总在梦里捏我的脖子吗，你不是说饶不了我吗？我活着，而你，只是一个死人。你对我没有办法了！她找来一只铁盆，将它扔进去，连着那些旧衣服。我要送你走了，她说。
她实在没办法向任何一个人诉说，这只胳膊不是教研室偷来的标本。那是她父亲的手。那只将她母亲往死里打的手，那只临死前恶狠狠地抓过来的手，那只挥舞在她每个噩梦里的手。
她永远不想回忆那被人指指点点的童年。父亲甚至在医院割痔疮时，都能利用短短的两天住院时间勾引上女人。他游手好闲，暴戾无常，可是他长着一副讨女人喜欢的面孔和讨女人喜欢的嘴。他将外婆给母亲的唯一嫁妆――两块银元偷了出去，给情人打了一条银项链。母亲的哭骂只是使得他将母亲一头按到满满的水缸里。要不是她大哭大叫喊来邻人，母亲那一次一定呛死了。从小到大，她见识了各种各样的殴打，她看见他将母亲扯着头发拖到猪圈里，她看见他嫌菜太咸了抓起碗就朝母亲砸过去……有人说，世上是有神灵的，那时她总是跑到村里的祠堂去（那里摆着所有人家的祖宗牌位），求神灵保佑他死，让他以最痛苦的方式死去。
后来他开始在外面做水果生意。她以为新的日子要开始了，因为常常可以整月整月地不用见他了。而他也给了母亲一些钱，让母亲张罗盖房子。房子快盖好的时候他回来了，带回一个流里流气的女人。母亲迟迟疑疑的不知道该用什么态度对付，到了睡觉的时候终于爆发了：那个女人爬到大床上，跟父亲母亲睡在一起！当然，母亲的反抗引来的又是一顿暴打。
她躲在隔壁的房间里听着软塑料鞋底抽打在皮肉上的声音，还有母亲的呜咽。那些日子里，母亲白天青紫着眼睛进进出出，晚上家里就开始上演着最无耻的戏。她在黑暗里抠着自己的大腿，强迫自己不要哭出声音。那年她十四岁，读初二。
新房子的地基下有一窝很肥的老鼠。她奉母亲之命买了一大包老鼠药。只一夜工夫，第二天洗脸架下、水缸脚下、床底下，到处躺着硕大无比的老鼠。
这剧毒的老鼠药，她不止买了一包。她甚至知道，十六周岁以下杀人不会负刑事责任。她犹豫着要不要下手。她从来都是聪明的、优秀的，年年成绩都名列前茅，这也是父亲乖张成性却从未动她一根手指的原因。曾听说他在外面夸耀自己娶了一个愚蠢的老婆但女儿还是只遗传了他的聪明。虽然他将女儿像狗一样养大，不抱她不背她不说一句柔软一点的话，但也从不打骂她。
直到突然有一天，母亲歇斯底里喊着“我不活了，我跟她拼了”，把那个女人的所有东西堆到门口一把火烧了。当然傍晚又是一阵哭闹，两个女人一个喊着“你这个骚货”，一个喊着“你这个烂货”扭成一团。然后父亲回来了，那个女人越发得势，哭闹着“不离婚别来找我”冲了出去。
那晚她以为母亲要死了。门上，墙上，地上，到处都是母亲的血。派出所的人对于她家的武装斗争，早就习以为常了。从前也有几次母亲在娘家人的帮助下将父亲扭到派出所的经历，结果只是回家后被父亲更凶狠地殴打。提出离婚也要打。反抗更要打。更糟糕的是，她们家的新房因为按父亲的要求“离公路近”，所以远离了村庄，喊不来人劝和、帮忙。不过就算是从前处于村庄中央，也不会再有人来劝阻了。十几年了，别人都被闹烦了。
杜蔻站在饭桌的后面，漠然地看着做着大幅度武打动作的男人投在墙上夸张的影子，那个魔鬼，像踢打一条狗一样，嘴里念念有词。她表情冷漠地站了一会儿，然后，拉开饭桌抽屉，当着他的面（当然他没空看），将两大包老鼠药拌进绿豆粥里。
打累了，他开始补充体力。他第一个捧起的就是那碗因为毒药太多颜色都变了的绿豆粥，但他没在意。他从来没想过他这种风流的人物会在这一刻死，以这种方式死。他原来的设想是死在某个细腰的女人身上，死于马上风。他三两口喝掉整碗粥，然后将筷子伸向炒鸡蛋，唯一的一碟菜。他把鸡蛋全吃完，脸色就开始变白，大滴大滴的汗掉下来。可以说，他其实还算条汉子的，他是个孤儿，九岁就开始上山背石头养活自己，手指头被轧石机砸断半根都没掉一粒眼泪，因为他早就习惯了伤痛和哭喊都没有人关心。他用残缺的手指指着躺在地上哭的那个女人“你……”然后，他倒了下去，眼睛终于转向了站在桌边那个冷漠的孩子。
“是你……”他很快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快……送我去医院！快！”他这个时候还带着命令。
母亲从地上爬进来，惊愕地望着用手臂紧紧抵压肚子、疼得龇牙咧嘴的男人。她一坐起来，鼻血马上就像簇拥而出的血蚂蟥，噼里啪啦地一条条掉到地上。
他用手抠住喉咙，想让自己将吃的东西全部吐出来，可是无效。然后他又开始了哀求：“你们要抢救啊，要救我啊！”可是母女俩神情木然地站着，木然地看着他，像看着一只毒发的老鼠。
终于明白求救无效后，他开始向门爬去。门外四百米是公路，虽然天色已晚，又不是主干线，但偶尔会有车经过。然而爬了几步，他放弃了，他转过身来，瞪着自己的女儿，伸出右手恶狠狠地向她抓过来：“我饶不了你……”他睁得圆圆的眼睛流出血来，鼻孔流出血来，嘴巴也流出血来，混合着肮脏的呕吐物和白沫。他的手就那么永远地树在那里，永远地树在她的噩梦里了。
随着年纪的增长，杜蔻开始越来越频繁地梦见这只手。其实当时，她只是与母亲靠着墙壁面对面望着，筋疲力尽地坐在地上，那具面目狰狞的尸体在她们中间一点点冷下去。坐了一整夜，然后又是一整天。她唯一的感觉是累。母亲将所有的装修工人拒绝在门外，说男人又跑了，没钱装修不用再来了。她们在后院挖了一个洞，将这个秘密永远地埋掉了。第三天她就去上学了。那只手埋到土里的时候怎么都没法弄弯，倔强地支在那里，她们不得不将洞挖得深了很多。
考大学时，杜蔻选择了医学。
没人知道瘦弱的杜蔻为何对解剖课情有独钟，其实她只是为了消除恐惧。因为，她总没完没了地做着同样的噩梦，梦见那个死掉的人朝她喊着“我饶不了你”，伸出残缺不全的右手卡住她的脖子。为了破解这个魔咒，大四那年的寒假，她将那只手从它的葬身之地挖了出来。掩埋地点异常干燥，所以尸体并没有完全腐烂，那手依然可怕地张着。杜蔻熟练的拆下它，眼都没眨。她要告诉自己，这只手在这里，已经没有任何力气了，他奈何不了她。可噩梦仍然在继续，母亲还是没完没了地给她打电话“我梦见你死了”，“他昨晚又来了，他说他不会放过你，不会让我们好活”……本来日子就这样过了下去，可是她又遇见了陈优，那个让她神魂颠倒的男人，他的若即若离更加深了她的苦痛。
杜蔻一度也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得了忧郁症？母亲是不是也得了忧郁症？她认识一些有名的心理学教授，还有同学出校门后做起了心理医生，可是，这样的故事，能向谁说呢？
火苗冉冉升起。杜蔻不停地往盆里放着自己的旧衣服作为燃料。空气中开始散发出蛋白质焚烧的臭味。火焰的热气带着烧化后的灰片向天花板飘去。杜蔻抬起头，那个她亲手做的风铃在热气中飘荡起来。那是那些等待陈优的无聊日子，她像所有恋爱中的女人一样，买回一堆闪亮的荧光纸叠成千纸鹤和幸运星。后来干脆再去买了材料来串成风铃。一年多了，风铃有些旧了，再不是从前那么可爱的粉红，而且积满灰尘。这是她这个有洁癖的人不能容忍的。她搬了把椅子来，再在椅子上叠着放了几本厚厚的书，踩上去，小心翼翼地取下来。突然她的手一抖：被风铃挡住的墙角，原来只是她粘上去的一个粘钩，现在旁边有了一个小小的孔。
那是一个针孔摄像头！
杜蔻的房东是那种整天趿拉着拖鞋、蓬着鸡窝发，到处找人打麻将的广东妇人，体态肥沃，说一口超烂的普通话。杜蔻打了她家两天电话才找到她。
“什么？你说什么器？什么器？”说了半天对方才算明白，“监控器？怎么可能！我们家从来没装过这种东西！”好说歹说同意等她再打一圈麻将、买完菜就过来看看。
晚上###点房东才趿着拖鞋跑来：“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很像针孔摄像头。”杜蔻解释说，递上拖鞋要她换了才让进屋，“我怕是你们住的时候装的什么东西，怕认错了没拔。”她搬过一张高凳子，让那个胖女人爬上去，“你自己看看。”
那个房东的胳膊粗得像大腿，大腿粗得像珠江大桥的桥柱，整个身子如果去掉头，就是个正方形。往那里一立正，两条腿中间没缝隙。她呼哧呼哧半天才爬上去：“没有啊，哪有什么摄像器？”
“不会呀。就在那里。”杜蔻等她下来了，自己又爬了上去，“我前两天才看到的……”她愣了一下，果然那里什么都没有，就剩一个手指粗细的洞，“原来就在这个洞里。是真的！要不怎么会有一个洞？”
“气新（神经），”房东白了她一眼，“墙十年没刷了，洞多着呢，要不房租能那么便宜吗？”
“那您知道隔壁谁住着吗？”
“不知道。那不是我的房子。”
“那……你认识房主吗？”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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