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迁徙(长篇纪实文学)完整版- 第10部分

　8、“跳河无盖，上吊给绳！”　

　马连保最终也没能“漏网”。他在山西打工三个月回家过年时被村干部逮个正着。县、乡干部恨得摩拳擦掌，“你他妈的，什么共青团员？什么党的助手！还带头逃　跑！”　


　“开除你的团籍！”　
　“知不知道，你们开这个头造成了多么恶劣的影响和后果！”　

　影响的确恶劣——据朝邑县1956年底那份“部分移民返朝邑情况”的报告称：该县首批迁宁夏陶乐县移民800人，三天跑了361人，其中途中拦挡回260　人外，101人现无下落；其余439人，“有的情绪不安，时有回朝邑想法……”　

　这种恶劣的影响和后果不仅仅在于先遣队员的逃亡，逃亡对三门峡库区及随后即将开展的大规模迁移产生的“不良影响”也都是不可低估的。　

　1994年初，陕西五大才女之一的作家冷梦，用一个多月的时间驱车几千里，对三门峡库区移民问题进行采访后创作了中篇报告文学《黄河大移民》。她在文中这　样记述了先遣队员从宁夏逃回时的情形：　
　“当逃亡者面容憔悴，衣衫褴褛地出现在亲人面前时，当他们声泪俱下诉说着不得已喝尿、渴死又救活、沿途乞讨等等死里逃生的悲惨经历时，亲人们放声大哭，母　亲抱着儿子跑肿的腿，媳妇抚摩着丈夫磨破的脚掌，唏嘘长叹，潸然泪下。逃亡者最多的朝邑县鲁安村其情形尤为悲凉，46名形容枯槁的人被村民们团团围住，如　同开群众大会，村道上几百名群众不厌其烦地打听着宁夏安置区的种种细节和逃跑的经历，讲的人边讲边哭，听的人边听边哭，泪水淹没了整个村庄，从中午一直持　续到第二天雄鸡啼明。受难的‘英雄们’在接受父老乡亲一遍又一遍抚慰的同时，也把不安和前途多险、晦暗的阴影投在了人们心中……”　

　第二天，几辆大车逶迤出村，去迎接尚在路途上的逃难者。风伯伯及相邻的几个村庄，社干部经不住村民们的哭闹，亲自驾着大车，率领浩浩荡荡的车队，远途跋涉　去接本村移民。　

　情况还不止女作家描述的那么简单。逃亡者归来后的惨况已使库区那好不容易才发动起来的令人欢欣鼓舞的局面毁于瞬间，逃亡者声泪俱下的诉说更是以“一言兴　邦，一言丧邦”般的巨大力量摧毁着干部们当初动员先遣队远迁西北高原时使用的宣传“道具”，空前的信任危机迅速在库区弥漫开了。对干部充满仇视的人们把气　都撒在了当初到宁夏考察后回来“谎报军情”的乡、村干部身上。一群群老太婆老头儿，吵吵嚷嚷，气势汹汹地找到乡、村干部，唾沫四溅地乱骂：　
　“你们考察回来说宁夏这好那好，现在怎么不是那个样了？你们说的那些话是不是放屁？”　

　“你们这些伤天害理的家伙，把人骗到那拉屎不生蛆的地方可怎么活呀？”　
　“骗子，你们坑死咱家娃了……”　

　挨了骂，干部们还满脸堆笑地给老人们赔不是——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内疚者的面部表情，更不是干部们胸怀大度——他们的忍让是有原因的：按照陕西省“从生产出　发，照顾当地人民生产生活习惯，采取省内与省外，集体与分散相结合”的移民方针，库区原计划分两期将28。7万人迁出库区。第一期从1956年至1960　年秋收前，将335米高程以下的村民全部迁移到宁夏，第二期从1960年到1961年底，将335米至338。5米高程内的移民迁移安置在省内。对于基层　的干部们来说，没有什么事比动员这么多人迁往它乡更难了，也没有什么事比说服移民搬迁更伤脑筋了——经从宁夏跑回来的先遣队员们一闹腾，再动员库区村民迁　走就更难了——毕竟，声泪俱下的现身说法比任何漂亮的诺言和空洞的大道理都更有说服力。当初说假话骗人迁宁夏的事既然已经穿帮，后边还得让人家迁走，不对　其客气点行吗？　

　不管干部们如何客气，如何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1957年秋天以后向宁夏移民的情况都仍然急转直下——死活不愿去宁夏的人们以躲藏、逃跑等手段相对抗。　他们躲进山里，藏到亲戚家，即使“押送”上火车，中途又跳车往回跑。很多时候，“押送”移民的干部还未回家，逃跑的人早就回到了库区。　

　严峻的形势使干部们翻脸了——此后的移民，没有了赔着笑脸的说服动员，没有了送行时的欢声笑语，没有了锣鼓喧天的相送场面。宣传口号一下由“迁一家，保万　家”变成了“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不走的就派人把房子拉倒，把户口迁走，把口粮卖掉。政府派出的大批移民干部和民兵如同围猎一般驱赶着村民，民兵挨家　挨户地搜查藏匿不走者，推倒藏匿者的房屋，派人到山里到移民亲戚家“清剿”搜查，派移民干部将移民押送到宁夏后就地对其监视……　

　至今，不少移民都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到处是拆房子的乌烟瘴气，到处是在上演“老鹰抓小鸡”的游戏，到处是移民的号啕痛哭。对那些用哭用骂来对抗迁移的移　民，干部们口气强硬地说，不去，跳井跳河、上吊吃药由你选，不死就得去宁夏！有的干部甚至还幽默地问不愿迁移的移民：跳井跳河没盖盖子，要上吊给绳子！你　需要我们给你提供哪项服务？　

　也真有以死相抗者。《黄河大移民》中记录了这样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情节：　
　一对年轻夫妇跑回去躲藏在宋峪村土崖边茅草棚里，一天，搜索的干部发现了他们。男人无奈地背上了铺盖卷，在干部“押送”下慢慢腾腾挪动着脚步，突然，背后　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女人披头散发纵身一扑跳崖了！干部和男人惊恐地睁大眼睛，等把血肉模糊的女人救上来，女人在痛苦地申吟中还泪流满面苦苦地哀告：　
　“我们不走，我们不走……”　

　女人没有死。土崖下的血迹渐渐淤黑成一片褐土，摔断了一条胳膊和一条腿的女人还是被送上了火车。当然，同她一起的是她那位背着铺盖卷默默无语老实巴交的男　人。　

　在执行搬迁政策和面对移民之间，最难做人的恐怕要数移民干部了。1956至1958年，郭中举在华阴县西阳乡当副乡长，负责移民工作。2008年春节，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74岁的老人说出了当时的感受：“将群众迁移到那么恶劣的环境去，作为老百姓的‘父母官’也真有些于心不忍，但国家的移民政策又不得不执　行，如果对移民动了恻隐之心，就意味着国家的政策难以执行。两难之间，我们这些当干部的只有选择执行国家政策。”　

　郭中举也曾带人把逃亡的移民追得鸡飞狗跳，他也曾带人去拆过移民的房子，他也曾把“顽固不化”者的户口强行迁往宁夏。但1958年春天，当他亲自经历了那　次艰难而漫长的“押送”之旅后，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痛楚使郭中举震撼了。漫长的岁月里，他的心底一直弥漫着一种伤感，一种挥之不去的歉疚……　

　在沙尘蔽日的道路上，郭中举“押解”三车移民昼夜兼程地奔向西北。一路上，因害怕移民逃跑的提心吊胆和寝食不安自不消说，更让他不安的是越向西越荒凉，一　点也没有上级领导宣传的那种“塞外江南，高原鱼米之乡”的迹象：已是春天了，光秃秃的原野没有庄稼树木，没有一点绿意，更没有什么人烟，呼呼作响的大风卷　着沙尘把西北高原搅得昏天黑地……　

　一路上，老头老太婆们一直泪流满面，“郭乡长，你不要把我们送到宁夏嘛，你把我们往那里送等于把我们往坟墓里送呀！”　

　“你发发善心吧，我们给你跪下了！”郭中举手足无措。每次扶起那些比自己父母年龄还大的老人时，他只能机械地重复道：怎么会是坟墓？上级已传达了，那里是　大平原，又有黄河水灌溉，条件好着呢……　

　一听郭中举这样说，车上的男女老少就骂：“好你妈个×，睁着眼说瞎话！”“条件好为什么不把你的爹妈婆姨也迁去？”　

　“条件好你去后就别回去了……”　

　到陶乐马太沟后，眼前的情景使郭中举一下懵了：这就是上级领导讲了无数次“条件比华阴还好”的地方吗？　

　这原本是一个**农场。残垣断壁上，“老实改造，重新做人”之类的标语下那“陶乐监狱宣”的字样还清晰可见，方圆数十公里的沙滩上稀稀蔬蔬地长些野草，沙　滩远处的碉堡、高墙、铁丝网若隐若现，一座土山下，排列着原曾是犯人住过的窑洞……　

　郭中举的脸唰地红了——自己一路向移民宣传安置区条件十分好，现在该怎么给他们讲呢？　

　郭副乡长艰难地转过身，他觉得自己应该给大家讲些什么，但他还没想明白，一群男女老少齐唰唰地跪下了。“郭乡长，你行行好，把我们带回去吧！”　

　“郭乡长，给上级如实反映一下，这里的确种不出庄稼呀！”　

　“郭乡长，我们想活命……”　

　热泪夺眶而出，郭中举两腿一软，“咚”地跪在了地上……　

　同那些因同情移民而引火烧身的移民干部比，郭中举的这段经历也许是非常平常的——熟悉渭南地下党党史的人也许还记得一个叫常绪棠的名字。1938年，常绪　棠和他的结义大哥刘钟谐、二哥杨海潮在朝邑县长备队（属革命武装）担任分队长。1945年，常绪棠和刘钟谐、杨海潮等人在朝邑盐滩集资开办了集盛盐厂，常　担任场长，刘担任会计。同年，常绪棠经刘钟谐介绍加入了中国**党，并在盐厂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该盐场从此成为党的地下交通站，由常绪棠任站长，负责在　朝邑地区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原**渭南地委书记白云峰就是当时的交通员之一。此间，常绪棠冒着生命危险为地下党同志搞到了十多个身份证件。为了支援解放战　争，他用食盐换来了5000多发手枪子弹及大量军需品，为此，人民解放军总政部还给常绪棠颁发了一枚解放大西北纪念章。　

　解放后，刘钟谐担任朝邑县县长，常绪棠先后在该县盐滩乡、平民乡、紫阳乡任乡长。在1956年，修建三门峡水库时，常绪棠负责移民安置工作。当时，有一部　分移民不愿到那遥远而陌生的西北高原，甚至连那些当初热血沸腾的先遣队员也打退堂鼓了。在对移民采取空洞说教、四处追逐和强行拆房卖粮的过程中，移民们的　哭声和眼泪刺痛了常绪棠这个老地下党的良心。他的儿子常荣础对记者回忆说：“那时，我已十来岁了，记得父亲回到家经常愁眉不展。有一次，我听见他对母亲　说，他知道宁夏那边是一个大沙漠，他是真不忍心把移民逼到宁夏那地方去。但移民不走，三门峡电站又无法开工，说到这里，父亲长吁短叹说，难啊！母亲问他怎　么办，父亲同母亲商量说，为了完成移民任务，他准备带移民先遣队去宁夏，希望母亲和我也随他一起去。母亲说，你既然知道那边是大沙漠，干吗还把全家人弄到　那里去？我们不去！”　

　后来，常绪棠还是转走了全家人的户口，带着不愿去宁夏的妻子、儿子和乡里的几十个移民先遣队员去了宁夏惠农县，在那里，同移民一道经历了数年的艰难困苦　后，1962年，死里逃生的常绪棠一家随移民返陕。大荔政府给常绪棠做工作说：“组织安排移民干部有一定困难，目前，组织需要在政府干部中搞支农退职，你　已58岁了，干脆给你一些钱，你随移民一起迁到安置区，也好继续帮政府做一些移民工作……”　

　于是，在领取了1100元的安置费后，常绪棠被迁移到合阳县黑池乡马坊村。从宁夏惠农县返陕时，马坊村的移民卖牲口有一笔余款，后因该村有的移民要被安置　到其他村，常等移民干部申请库区工委领导后，将这笔款给每个移民人均分了30元。1965年10月，合阳县雇用干部张某等人到马坊村清算账务时，以“集体　私分，破坏集体经济”的罪名把常绪棠定为坏分子，并逼分钱的移民退款，常绪棠等人被连续扣掉全年分配款7年。　

　为了村里一百多口移民的生活和生存，常绪棠经常到渭南地区找有关领导反映情况，六年后才从县里讨回了“移民牲口款不属于私分，移民干部在这件事上没问题，　所扣移民款全部清退，并向移民道歉”的“说法”。　

　常绪棠并没有因此逃脱厄运，**时期，他因解放前开盐场为地下党筹集资金被定为“落网资本家”，他因“私分公款”被开除党籍并被打成了“反革命”，常绪棠　还因“抗拒退款”被殴打折磨七天六晚，房子也被抵了账。　

　后来，经已任陕西省林业厅副厅长的刘钟谐和省农业厅经济作物处处长杨海潮等老地下党员的证明，1973年，常才恢复了党籍。1984年，常绪棠在宁夏惠民　县被转为离休干部。1985年，移民返迁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