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迁徙(长篇纪实文学)完整版- 第12部分

　1981年，**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三年自然灾害”“主要是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　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这与刘少奇当年代表中央所作的判断，是基本相　同的，以后的党史、国史著作在总结其原因时，大都是从这三方面表述的。　

　这场“空前绝后”的饥馑之年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有人说饿死的农民多达三千多万人，有说达五千万……

　不管这个数字是多少，对于中国人民来说，那都是一场灾难性的悲剧，都永远是一种难以愈合的痛。对远迁宁夏的移民，悲剧的色彩更浓，难以言说的痛苦也显得更　加沉重。席有生说：我们那个大队饿死了二十多人，我一家六口就有四人在这场灾难中死亡！　

　灾难降临前出现过短暂的海市蜃楼：大人每月供应45斤面粉和大米，小孩的定量是三十斤。每人每月有几两青油，还能吃上两次肉。环境虽差，但不饿肚子，这对　远迁他乡的人来说，已是一种不可多求的福祉了。　

　不久，饥饿的影子出现——先遣队员的定量由每月的45斤一下锐减至20斤，小孩减到了10斤。肉、油也从先遣队员的生活中消失。原希望自己种的粮食、蔬菜　能补贴一下生活，但糟糕的是，先遣队员们费九牛二虎之力种下的小麦、糜子、蔬菜之类，由于缺乏水的浇灌，要么就根本长不出苗，要么即使长点苗也很快就枯黄　死掉，给先遣队员们留下的只有无尽的失望和焦虑。　

　移民的定量还在不断减少。最后，每人每月只能得到七斤半（小孩三至五斤）带皮的糜子。　

　干部号召：粮不够，瓜菜凑。　

　荒滩上草都没有，哪有什么瓜菜？　
　干部们答复干脆而简单，“没有瓜菜自己想办法！”　

　远离家乡，举目无亲的人还能想出什么办法？席有生的母亲席王氏只有像所有移民一样变卖家中包括被盖、衣服和桌椅板凳在内的所有财产，到占有好土地和浇灌条　件好的当地人那里去换粮换瓜菜——一件衣服换一斤箩卜白菜，一张桌子只能换两三斤面粉。到了基本上是倾家荡产时，席王氏便把当地人抛弃的糠壳和空玉米棒拾　来磨细做成馍吃，或者到荒滩上挖来一种叫黄角粮的药材，剥皮泡三五天去掉麻性再吃。但这些都是具有危险的食品，吃后拉不出屎，得用棍子掏。　

　初冬来临之际，树皮、草根、糠壳……所有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席王氏常到黄河边去寻些枯野菜，或者去拣当地人丢弃在地里的干莲花白叶子，用水泡泡，然后和　着带壳的糜子面煮成一锅能照起人影的糊给一家人充饥。　

　即使这样的食品，也不能保证一家人吃饱。席王氏为了让丈夫、儿孙们多吃一点，她常常把“糊”煮好后就借故去做这做那地忙着，或者舀上一小碗躲到一边吃。实　在饿得慌了，她便按照乡亲们介绍的方法，把辣椒磨细，冲一碗开水喝下，让辣的感觉麻醉空空的胃囊，暂时忘饥饿的折磨。不到两个月，席王氏骨瘦如柴。　
　为了改善家庭生活，席王氏去挖老鼠洞，抓老鼠给家里人加强营养。去世的前几天，把手伸进洞里抓老鼠时被老鼠咬了一口，没有钱看伤，伤口感染了肿得老高。这　样一来，她更加虚弱了，在家走路要扶着墙，在外找野菜拄着木棍还常常被大风刮倒。　

　1958年阴历2月初7，阳光明媚，无风。但在寻找野菜的路上，席王氏仍然倒下了——她不是被风吹倒的，而是饿得发晕，一头栽倒的。若像平时那样倒在沙地　上，也许不会发生后来的悲剧——每次被风吹倒，稍过片刻，她就能依靠手中的棍子慢慢站起来。但这天，席王氏却倒在了水渠里。水渠里没有水，但淤泥死死陷住　了她的双脚，她用带伤的手挖开淤泥才好不容易取出了一只脚，另一只脚挣扎了很久都拔不出来。她曾经呼救，但虚弱的她喊出的声音那么微弱，根本传不远，更何　况，荒原上当时根本就没人。　

　当天中午，临村的人发现时，时年51岁的席王氏仰卧在渠中的淤泥里，她的生命已一点点远去——一滩淤泥，成了压垮她生命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　
　“她的一只脚仍陷在淤泥里，那只被老鼠咬伤后肿得老高的右手沾满稀泥，左手紧紧攥着篮子，篮子里装着一点不多的野菜。她脸上充满忧郁，两眼圆睁。”　

　49年后，席王氏这个被历史雕塑得最完美无缺的悲剧形象依旧清晰地保留在儿子的心目中——已74岁的席有生提到母亲死亡的姿态和表情时，禁不住老泪纵横，　“我去收尸，怎么也取不下她手上的篮子，也无法使她闭上眼。我知道，妈是放不下我爸我妹和我这一家人。她想用那点少得可怜的野菜解除饥饿对一家人的威胁，　死亡之神却以这种方式宣布她从生命的舞台上出局……”　
　如今已年近六旬当时还不满八岁的席宣花对母亲的记忆已经十分朦胧，但她却牢牢记住了母亲死后的情景。　

　按家乡的习俗，在外死去的人是不能进村的，席家只好在村外搭个棚将席王氏的尸体停在那里。席宣花不知道妈妈已离开了他们，还天天去摸妈妈的脸，去拉妈妈起　来煮饭，说自己饿了。直到母亲入葬那天，席宣花才突然明白了死的含义，她扑在妈妈的棺材上撕心裂肺地哭喊：“妈妈，别走呀！我饿，你走了谁给我们做饭　啊……”　

　母亲去世后，席有生的婆姨谢翠花被推到了家庭主妇的位置。当时，刚满20岁的谢翠花是一个漂亮、矜持、柔弱且极爱面子的少妇。不久，无米之炊的苦恼使她意　识到，当贫穷、饥饿时时相逼之时，人的尊严、人格和面子也就不复存在了。为了一家人能活下去，她不仅继承了婆婆饿自己，顾家人的品质，而且，还毫不犹豫地　拿起讨口的篮子和打狗棍，走家串户地去乞讨食物，用自己那瘦削的肩膀勇敢地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她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家里人挨饿，更不能让家里人饿死。　

　每天天不亮，谢翠花就用小车推着一岁多的女儿英子去挖野菜，然后推着小车从冰上过黄河，到黄河西边的贺兰县去讨饭，中午前后，她准会回到家中用挖来的野菜　和讨来的食品给一家人煮一锅饭充饥。　

　后来，谢翠花东度黄河讨饭的路也因政府要堵截逃亡的移民而被堵死了——1958年，难忍饥饿的移民们成群结队地乘车逃往陕西，陕西的各级父母官们组成了由　某副省长和各县县委书记或县长参加的工作组。他们守住车站码头，围堵逃亡的移民，凡乘车者必须持“移民通行证”，没有“通行证”，一律不准通行。工作组还　要求各乡、村干部和交通部门，不给移民开回陕的通行证，不卖给移民车票。没有通行证，买不到车票移民们也要逃——黄河上的冰层成了饥饿移民“暗度陈仓”向　陕西逃亡的秘密通道。他们从黄河的冰上东度，然后顺着原路绕道逃跑。或者从北边进入茫茫内蒙沙漠，插山西太原，过潼关，然后回到库区。逃亡，成了一股无法　阻挡的潮流。朝邑有个叫党正华的，四年不到他竟然逃跑了八次，成了名副其实的“逃跑冠军”。　

　这种局势令陕西官员们非常头疼和恼怒。他们开始组织人在黄河西边堵截，凡冰层厚，过往人多的地方都派有工作组把守，凡是从河东陶乐方向来的人，不管你是讨　饭的还是过路的，只要一听是陕西口音就统统原路赶回。有两次，谢翠花都被赶回河东，害得一家人饿了两天。
11、“宁当库区鬼，不做安区人”

“案子”发生在夜里11点左右。

　　初秋的夜晚格外静谧。澄县刘家洼公社干部刘松（化名）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抓住了！刘干事，抓住了！”来人边敲门边兴奋而又莫头莫脑地报告着。
刘松在黑暗里喝问：“谁呀！抓住了什么？”

“刘干事你忘了？我是梁洲大队干部杨兵（化名），你安排我们在地里蹲守偷红薯的，我们抓住了！现在已把人送到乡上来了……”

刘松这才想起，六天前，自己包队的梁洲大队三队集体地里的红薯被偷了好几处。1960年的背景下，这显然是“破坏农业生产的阶级斗争新动向”。

公社领导评价“刘松同志阶级斗争敏感性强”，工作中“敢干敢斗敢拼”。偷盗集体红薯这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自然会引起驻该队干部刘松的注意，他亲临现场勘验，了解情况，排查作案者……

刘松志在必得——参加工作后，尽管“阶级斗争敏感性强”，工作中“敢干敢斗敢拼”，但因没有太多业绩，还是影响了提拔。所以，从接到报案后，刘松脑海里马上产生了斗争“灵感”：办好此事，争取进步！

六十年代初，具有刘松这种素质的干部是很容易“进步”的——在破获梁洲大队三队红薯盗窃案不久，因“打击盗窃活动”有功，刘松调任罗家洼公社治保主任。此后，刘“治保”“治理”自己辖下的移民更起劲了——为了让一个叫李显明的移民交代上访的“罪行”，他采用“吊”、“抽”、“烤”等种种酷刑苦苦相逼。李显明不堪折磨，投井而亡……

　　对李显明的寻死，受到降级处分的刘松一直想不通：不就挨了点皮肉之苦
吗，至于寻死吗？当初，破获梁洲大队的案件时，案犯受的刑还比这狠呢……

的确，对梁洲大队盗窃案的“案犯”是够狠的。红薯被盗之初，大队、生产队干部都把怀疑的重点放在了朝邑县鲁安村来的移民身上。说这伙人都是解放前从山东逃荒到朝邑黄河滩安家的，这次修三门峡电站一下就迁移了46户到梁洲大队。平时，他们爱抱团，爱打架闹事，最难管理。他们来梁洲大队后，一直闹没有粮食吃，漫山遍野挖野菜。如今，这红薯接二连三地被盗，肯定是移民干的。大队、生产队干部都建议先抓几个来审，趁此机会治治那些不守规矩的移民；给他们一个下马威。

刘松没敢轻举妄动。自库区移民迁移到安置区后，不断出现的一些事件已引起了不少风波——前不久，白水县四关公社一个叫兰新和的移民因缺粮而把自己的女儿以100斤玉米卖给黄龙的一户人家，对方给了粮食前去领人时，舍不得把女儿给别人的兰新和与其商议，让女儿在家再住一段时间。后来，买主再去领人，已把100斤玉米吃完的兰和新仍不给人。双方发生冲突，兰将对方杀死后自杀。此事在安置区干部中传达后，人们莫不惊惶。

澄城县的移民为粮食、为居住等问题也出现了不少恶****件：杨家洼大队王学林的婆姨误吃有毒野菜被毒死后，留下一双儿女没人照料，成了大队和生产队干部无法甩掉的“包袱”。

庄头公社移民杨志文一家九口挤在一间有问题的窑洞里，窑洞垮塌后把全家人都埋在里面，无一生还。公社瞒报此事，移民四处告状，闹得满城风雨……

眼下这种偷盗集体红薯的事情虽然极有可能是移民干的，但刘松想到：捉奸捉双，抓贼抓脏，没根没据，抓来的移民不承认怎么办？于是，他对大队、生产队的干部说：“还是你们辛苦一下，来个人脏俱获再收拾他们，到时这些人也就无话可说了。”

当天，刘松调兵遣将，布置了几拨人马每天晚上都在三队的红薯地周围蹲守。才布置下去三天，蹲守就马到功成，作案者连连落网，四个偷盗红薯的人被当场拿下——但偷盗者是本地生产队的社员——这与刘松和村干部们要“给移民一个下马威”的盘算相差甚远。于是，“盗贼”被毫发无损地放掉，“盗窃案”不了了之。

刘松指示：再抓！不相信那些移民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

又是三天过去了，现在又有“盗贼”被抓，刘松有点紧张，隔着门问杨兵：“盗窃犯是谁？该不会又是本生产队的社员吧？”

“刘干事，这回是移民，叫贾坤（化名）！”

“这些家伙，终于碰到我手上了！”刘松一下兴奋起来，拉开门，边扣衣服边对杨兵一挥手：走！审审去！

审讯室设在乡政府的会议室里，主席台的桌上放着本案的全部证据——三棵红薯（共5斤），一根小木棍和一个口袋。

借助昏暗的灯光，刘松这才看清：“盗窃犯”贾坤已被“办案人员”像捆粽子一样五花大绑着扔在地上。也许是太热，或者是捆得太紧，贾坤满头大汗，皱着眉头不停呲牙咧嘴地扭动着身子。

刘松在主席台中间坐定，“办案人员”分坐两边，审讯开始。

先是心理战术，政策攻心。刘松用少得可怜的法律知识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讲“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讲“贾坤，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