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迁徙(长篇纪实文学)完整版- 第31部分

回到大荔县平民乡三村六组，马进才一家接管了农工回城时留给移民的“战利品”——一间半瓦房，大的瓦房约15平方米，半间8平方米。孩子们小时是一家六口都挤在那间大房子里，半间房作厨房。儿女们大了，就三个儿子住大间，老两口和女儿住半间，厨房另搭了间庵棚。


就这样，一间半破瓦房禁锢和封闭了马进才全家的所有生活，返库二十多年以来，一家六口在这个狭窄的空间年复一年地生活着，儿女们也在这样的环境中长成了青年人、中年人。可怕的是，三个儿子在青年和中年时代都没有谈婚论嫁的经历——也曾有人给马家的老大介绍过，但女方一看那年久失修、破烂不堪的一间半瓦房便打退堂鼓了。


一间半瓦房堵死了马家三个儿子的婚姻之路，此后，再也没有人到马家提亲了。到2008年初，马进才的长子马立定45岁，次子马喜贵40岁，三子马喜年35岁，均是光棍。


望着几个光棍儿子和残疾的妻子，马进才常常愁绪万端，悲从中来，几年前的一个春节来临之时，他没有写辞旧迎新、祈求福祉之类的春联，而是让人写了一幅充满伤感凄切的对子：


夫妻今世缘，善缘、恶缘，有缘方聚；儿女前生债，讨债、还债，无债不来。


马进才说，自己今生欠儿子们的债太多，再不偿还，来世就更还不清了。


他的第一个“还债计划”是修房子，实施“筑巢引凤”工程。他发誓般地告诉邻居：“就是卖血也要盖房子，否则，马家就会断了香火！”


采访马进才已三年了，如今，马进才家的房子盖好了吗？那延续血脉的“香火”可曾续上……


马进才这个“光棍之家”折射出的只是数十万移民贫困生活的一个缩影。在库区采访期间，移民中的光棍现象成了受访者诉说移民穷困最多的例子，记者印象最深的有：四大司令王福义的儿子四十多岁了仍是光棍；刘长卯，1952年渡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二级伤残军人，回乡后他同父母、弟弟迁至澄城县刘家洼乡，由于多次搬迁，穷得哥俩终身未娶。1986年去世时无子送终，生产队将其草草埋葬；还有那个当初被誉为“富庶的小台湾”的古城村，如今却成了单身汉成群的“光棍
村”……


古城村，原属华阴县西阳乡，共四个社，300余户，2000多人。五十年代，这里的村民人均8亩土地，一个劳动日3至5元。移民张精团在给记者回忆他们当初富有的情形时曾举例说：我家的那条大黑狗都挑食到了只吃白面馍和大米饭的地步，若哪一顿给它弄点杂粮之类的食物，它要么绝食，要么就生气地用爪子把槽里的食物全刨到地上……


有地有钱的日子过了没几年，三门峡电站修建开始了。1956年，古城村1800多人迁往渭北高原，30户150口人迁往宁夏陶乐县。据统计，在宁夏的几年间，古城村逃进沙漠后失踪移民18人，活活饿死9人，差不多占迁移人数的五分之一。由于饥饿与病魔的侵害，移民卖儿卖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现象则更为普遍。一李姓移民，为了救活被饿得奄奄一息的孩子，竟用20斤粮票将妻子换给了别人。


1962年，移民返回陕西时，连同自然增长人口，古城村去宁夏的移民只剩下50余人，100余人或永远地留在了毛乌素沙漠或流落他乡。


1986年，移民返库时，古城村改为华阴市华西镇东阳村，几个县返库的1800多个移民分7个组安置在此村。此时，该村村民人均土地1。7亩，村里拥有“富余土地”4000多亩，还有1000多亩河滩地。如果村里能把四五千亩“富余土地”承包给移民经营，大家的日子也许能过得不错，但由于“上面”任命的村长王某专把“富余土地”承包给外地人而不承包给本村移民，县移民局规定的承包价为每亩70元至75元，王某承包出去每亩收280元，一年赚四十多万，这样的承包共进行了8年。


8年间，“上边”委任的那位村长呼啦啦地富了起来，委任他的那些“上边的人”也都年复一年地在这个村“分享胜利果实”——至1998年，村长成为了“王百万”，拥有推土机、装载机、三辆大卡车、一个大鱼塘和十多间房屋，乡里、县里一些干部在每年的春节前夕，也都能得到村长送去的半条猪、一袋花生、一桶油还有大量棉花、葱等土特产。


同村长及县、乡干部们的富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移民难以尽诉的贫穷——村集体欠贷款86万元，欠村干部工资7万元，该村移民的经济收入在全乡倒数第一。整体贫穷的后面是命运之神对贫穷者在住房、婚姻和教育等方面的“制裁”：1800名移民有900余人无住房或住房条件极差；到2009年，全村因无钱上学或辍学造成文盲、半文盲1100余人，移民中有“光棍”90多人……


据现居住在华阴市华西镇东阳村（原古城村）的张绪祥、张精团、侯志鹏等人的统计，关于90多个光棍的统计数据是这样分布的：从未结过婚的青壮年光棍32人，结婚后，老婆不堪贫穷而离婚或随他人私奔被“遗弃”的青壮年者36人，老婆病死后无力再娶的青壮年22人。


现东阳村四组沈海文、沈海峰弟兄俩是前文提到的马进才那三个光棍儿子命运的“再版”：去宁夏时，爷爷、奶奶、父母一家五口（沈海文生于安置区），爷爷饿死，奶奶改嫁。返库后，父母常常生病，家里除三间庵棚外别无他物。有人曾给哥俩介绍过对象，但一看那四壁透风的庵棚，女方转身就走。


在这种被人瞧不起的眼神中，沈海文成了43岁的壮汉，沈海峰也进入了“不惑”之年，但这两个已进入壮年的汉子却错过了“男大当婚”的时光。他们明白：自己的一生也许只有孑然一身了，即使有人愿意跟着自己，但那建房需要的六七万元，1。5万至两万元的彩礼，那需要六七千元才能买到的项链、戒指、耳环，还有数千上万的家具，还有请客送礼需要的费用，要拿出这些天文数字一样的巨款对于沈家兄弟来说比登天还难……


沉重的婚礼和高额的结婚费使得东阳村的好些个光棍在婚姻的殿堂之外望而却步。该村一组赵志忠有两个儿子；老大42岁，小儿38岁，皆是“快乐的单身汉”。有好心的邻居不时给其提亲，但赵志忠一听便急：“你们谁要给他们提亲，先把彩礼等费用借给我再说！”结果，两个儿子的亲事一次次与红娘擦肩而过。


东阳村的单身汉们贫不择妻了。该村四组张六前1962年从宁夏返陕时刚30岁。就在那年，嫌他太穷的妻子跟人跑了，三年后，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大他17岁的老婆。同老婆外出办事，不知情的乡党们总问他，“六前，这是你妈？”不几年，张六前的这个“妈”也因病无钱医治而去世。张六前第二次沦为光棍。如今，已75岁的张六前仍旧单身……


在当地作家的笔下，还记录着一郭姓移民的悲惨故事。六十年代末没粮吃，老郭把媳妇送到黄河滩捡小麦。她嫌老郭穷，跟着一个傅姓的泥瓦匠老头跑到了山西。老郭几经辗转，找到了她。媳妇说：“傅老汉没有生育能力，我跟他也只想混口饱饭吃，我和你有感情。”老郭说：“既然如此，跟我回吧！”妻子跟他回到安置区——杨家窑村，妻子看到家徒四壁，锅里没面，房顶漏雨，睡到半夜就跑了。


三年后，老郭在山西又找到了妻子。妻子和他在村后的玉米地里过了一夜，并随他回到了杨家窑村。两个孩子已十多岁，看到孩子，妻子跪下说：“我没有廉耻，拖累了你们！”悔悟并没能战胜家中的贫困和饥饿，呆了三天，她又跑了，至今也没找到人影儿。


老郭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他嫁女儿换回了三百斤粮食；儿子36岁时找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寡妇……


在库区，不光是光棍们可怜，还有一部分女人的经历也十分凄楚伤悲。她们是远迁宁夏、渭北，吃尽了苦头的女移民或者移民的女儿。根据陕西省的有关政策，她们却不能算作移民（陕西的规定是：女性移民嫁到非移民家不能算移民，非移民的女性嫁到移民家算移民）。不服气的女人**时质问：“我们不算移民算什么？”某官员回答：“算另册移民”。


82岁的张云霞就是这样的“另册移民”。


认识张云霞是2007年的2月9日，一个寒冷得令人心里发抖的日子。记者在华阴市的一家宾馆里采访了一整天，倾听了一整天移民们用颤抖的声音和着泪水诉说那段悲惨的历史。傍晚，记者已感到很累了——心累——想休息一下疲惫的身子和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这时，张云霞来了，在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的搀扶下走进了记者下榻的宾馆。


同许多移民一样，张云霞未语泪先流。这位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老人用她那难懂的关中方言土语说了些什么我虽未能完全听明白，但我却完全读懂了她那浑浊的老泪和呼天抢地的肢体语言里所包含的巨大伤痛——1956年7月，从华阴抚淮镇桃园村三组去宁夏陶乐时，张云霞一家7口。五年不到，那片令人恐惧的荒漠吞噬了她的五个亲人：公公、公婆饿死荒丘，丈夫和两个小叔子修路葬身于泥石流。返陕后，她不得不把两个无力抚养的儿子送人，自己改嫁一库边农民后又生有两儿一女。2000年，小儿媳在咸阳打工时900多元钱被贼偷后喝农药寻了短见，把一个四岁的小孙子留给了她……


2006年，国务院（2006）17号文件规定：大中型水库移民每年补贴600元，共补20年。张云霞满以为苦尽甘来，可以享受政府的一点恩惠。谁知，陕西的补贴政策规定：女移民嫁给当地农民后就不是移民，不能享受移民补贴。张云霞听后懵了，跌坐在炕上半天回不过神来。那之后，老说胸口被什么堵住，出气不顺。


“出气不顺”的远远不只一个张云霞。2008年8月的一天，30多个四五十岁的妇女吵吵嚷嚷地涌进了渭南市移民局，要该局领导给个公道。这些讨公道的妇女来自韩城、白水两县，皆是移民的女儿嫁给当地农民后，在落实国务院（2006）17号文件时被列为另册的移民。


市移民局的领导和干部们在劝导30多个又哭又说的“另册移民”时似乎有些“理屈词穷”，只能甜甜地一口一个“大姐（或大婶）”地叫着，在笑着把茶水递给“大姐、大婶”时反复说：你们的处境和心情我们非常理解和同情，但有什么办法呢？上边的文件就是这样规定的。先回去吧，我们会把你们的想法和要求给上面报告的……”


曾参加过这次**的韩城“另户移民”李翠告诉记者，“吵闹了大半天，市移民局的干部也为难，我们就回去了。”


30、被“压缩”的返迁人数


1985年5月1日。农工围攻省政府的第六天下午，闹事的农工已丧失了初时的锐气和耐心，还没有坚持到下班就三三两两散去，整个办公大楼又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这时，机要员收到了国务院来电，命陕西省省长李庆伟、副省长徐山林马上飞赴北京。当天夜幕降临之际，一架波音737客机从关中某军用机场呼啸而起，飞向北京。


两位省长的此次北京之行给陕西带回了决定15万特困移民命运的中办发（1985）29号文件。据中央办公厅那份全称为《关于陕西三门峡库区移民安置问题的会议纪要》的29号文件记载：遵照***（时任**中央总书记）同志的意见，5月6日晚，胡启立（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田纪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同志主持会议，听取了陕西省李庆伟省长、俆山林副省长关于解决三门峡库区农场职工到西安闹事问题的汇报，并研究解决三门峡库区移民安置问题的具体方案。


《纪要》是这样介绍库区移民和土地情况的：三门峡库区现有移民40万，其中15万人生产、生活很困难，需返回库区安置。目前，库区共有土地58万亩，其中，地方国营农场使用30万亩，部队农场使用22万亩，地方其它单位使用6万亩，另设有两个兵器实验靶场。


在“既要妥善安置移民，保证靶场兵器实验的顺利进行，又要安排好国营农场职工的生产、生活，照顾到部队农场生产的需要”的原则下，会议确定了返库移民的安置标准：分配土地，要低于未返库移民的平均占有水平，住房自建，国家只帮助解决一些公用设施，如道路、学校、医疗机构等。同时，会议作出了四项重要决定：

（一）从地方国营农场30万亩土地中划出20万亩或更多一些，安置返库移民。


（二）从部队农场22万亩土地中划出10万亩交地方安置移民。这些土地上已经建设的工厂、养殖厂及其生产、生活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