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副市长摇摇手打断我的话，“现在是非常时期，你就别说那些了。这样做是常委会定的，是书记和市长委托我找你谈的。”田副市长也不管我同不同意，就转过头对早我一步来到他办公室的安理泉局长说：“老安，从今天起，老李就是我直接管的人了，要保证有什么事老李可以随时出动。你就不要管他了。前一阵你们局要求搞工会主席换届，就不要搞了，要让老李安心搞好移民稳定工作。”说到这里，田副市长又回过头对我说：“就这样定了，在市政府的办公楼里给你开间办公室，天天都过来上班。”
如果没有发生以前那些事，田副市长的安排一定会令我非常感动，但此时，我对渭南这些领导的心思了如指掌，早已心灰意冷。所以，田副市长刚安排完，我就当即表示：“稳定移民不是我所管的工作，我把单位的工会工作做好才是我的本份……”
“不行，听老哥的，给老哥点面子！”田副市长有点急了，不等我把话说完就高声打断。
我认真地说：“我又不是市政府的人，到这里上班算哪门子事？”
田副市长也严肃地说：“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是不是市里的干部？是就要服从！”
我只好以共产党员的名义服从了这个“特殊的任务”。
据李万明回忆，他第一次去市里上班不是在政府办公大楼，而是渭南电信大楼。9月5日那天，中央某部的一个会议在那儿召开，市长曹莉莉让移民局安理泉局长带上李万明前去“护驾”，防止移民闹事。事前，田军副市长专门同李万明谈了一次，说，“万明同志，市委刘书记让我给你带信，这是中央在渭南召开的会议，千万不能有半点闪失。”并要李万明千方百计挡住可能冲击会场的移民。
李万明苦笑着点点头。
电信大楼的会议平安无事地顺利闭幕。9月7日，李万明遵令到市政府办公楼上班。在大院里，正好碰上准备出门的曹莉莉市长，女市长停下步与李万明握手时意味深长地说：“李万明同志，这次把漏子捅大了，移民会乱起来的！”
李万明笑笑说：“市长放心，移民乱不了，他们是讲道理的。”
“真的吗？”曹市长也笑笑。
李万明收起挂在脸上那勉强挤出的笑容，“真的！只要市里把移民的有关款项真正落实了，我李万明可以担保他们绝不闹事！”
女市长一愣，“哦！是的，是应该落实了……”说完，市长快步离开。
45、叫板
李万明在市政府上班的日子里，渭南官场的政治生态平衡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那之后，历史遗留下来的移民问题卷起的惊涛骇浪似乎在对一个“叛逆者”的招安和利用中逐渐风平浪静，移民与政府的冲突，李万明同市领导的矛盾也似乎在这种“以夷制夷”的“韬略”中得到了一种新的平衡。
在这种宁静祥和的氛围里，李万明有了一种功成名就的感觉。在被压制和抗争中度过了人生最宝贵时光的他觉得很累，如今，领导如此礼贤下士，如此看重自己，证明领导还是通情达理的，证明自己的作用和价值在移民工作中已得到了体现。曾经斗得你死我活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尚可“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自己为什么不能就此了断同领导的矛盾，结束自己与“组织”的争斗，在平静中度过余生？
他甚至在心里检讨：过去，自己在处事方面是不是太不注意方法，太不尊重领导？有什么意见和问题，心平气和地给领导提出来，他们总会接受和解决的。为了完成心态的转变，李万明努力寻找着历史和现实，领导和自己这个“平头”之间的契合点。
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感激所有使你坚定的人——感激伤害你的人，因为他磨练了你的心志；感激欺骗你的人，因为他增长了你的见识；感激鞭打你的人，因为他消除了你的业障；感激遗弃你的人，因为他教导你自立；感激绊倒你的人，因为他强化了你的能力；感激斥责你的人，因为他助长了你的定慧……”
心态的变化使昔日的“叛逆者”在处事方面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2009年3月，当渭南市委组织部准备将市政府某秘书长派到市移民局过度时，李万明对此虽然不满，但他并未像以前那样针锋相对地反对，而是以迂回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意见——他先给市委书记发短信，恳求市委站在关心移民工作、关心移民干部的角度，从维护目前移民局领导班子的稳定局面出发，从移民局几名热爱移民工作且懂行的副职中提拔局长。他在短信中还把自己搭了进去：市领导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李万明愿意给市委立军令状——承包渭南历届领导最头疼、最担心和最棘手的全市移民稳定之艰巨任务。”
领导们迟迟没有回音。这样的结局不由使李万明忐忑不安地揣摩着领导们不回复的原因——
是官场等级森严，领导们不屑于与自己这个科级干部搭讪？不像，当初害怕移民闹事时，市委常委们不是没有嫌弃自己这个小人物吗？市委书记、市长不是还专门委派田副市长同自己谈话吗？市领导不是还与自己称兄道弟吗？是领导们没有收到自己的短信？有这种可能。于是，李万明又多次给市里的领导们发去了同样的短信。依然没有回复。李万明想：可能是领导太忙，没有时间回复，也可能是事关大局，领导还需研究考虑，再耐心地等等吧……
李万明终于等来了结果。2009年4月10日下午；在渭南市委常委会议室，市委副书记王晓明、常务副市长田军、市政法委书记乔晓陆、市纪委书记郝宗友以及市委办主任、市政府秘书长、市信访局局长等十多位领导及领导的秘书们，集体与李万明的谈话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
主持谈话会的王副书记首先用仿佛很随意很亲切，但又充满不容置疑的威严语气宣布：根据市委决定，今天下午，市委、市府的几位领导集体找市移民局的的李万明同志谈话，首先希望李万明同志端正态度，引起重视，并在今后注意今天所谈的这些问题。
王副书记所说的“这些问题”之一主要是前段时间李万明发给市委领导的几个短信。王副书记打开手机宣读了短信内容后对其发短信之事进行严厉批评说，李万明同志，你的行为实在太不像话了，有什么可以逐级反映嘛，不能动不动就给市里所有的领导发短信。你的那些短信已严重干扰了市委、市府领导的正常工作，也干扰了市领导的生活与休息！你应认识到这样做的错误，不要再搞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
接下来，田副市长、乔晓陆和郝宗友等领导也分别对李万明这些年向新闻媒体投书举报的事进行了“说服教育”，其主题只有一个：“你李万明的做法影响了渭南在外界的形象，影响了渭南的投资环境，也影响了全市的经济建设……”
领导讲完后，王副书记让李万明也说说。这时，边接受“说服教育”边埋头记录的李万明抬起头来，目光中充满了竭力压抑的愤怒。下午，当他踏进会议室的最初一瞬，从参会者轻蔑的神情里，他立即意识到此次被召到市委召开的会议上来绝不会是一次委以安抚移民、维护库区稳定之类的“和平之旅”。从会议室那一双双并不友善的目光里，他甚至预感到了一种即将被“群起而攻之”的紧张气氛。王副书记的会议开场白使他明白了会议的真正意图，那一刻起，他思绪纷乱，心情恶劣，一种突然袭至的恼恨紧紧攫住了他，特别是领导们的指责和“说服教育”使李万明感到失望、震惊继而愤怒不已。但他明白：在这种时候，自己需要冷静和克制，需要有理有节而又针锋相对地回应。
王副书记让李万明说说时，他利用端起杯子喝茶的短短几秒钟迅速理清自己的思路，组织语言的阶梯，然后侃侃而谈。他首先对自己十多年来举报的情况一一进行回顾后，强调自己的举报在主观上保护了移民的利益，客观上也保护一些干部，至少是使这些干部在干了一些腐败的事情后，因害怕被举报没有敢再继续肆无忌惮地侵吞移民资金，从而避免了法律的制裁。
对市委市政府对移民局关心不够的问题，李万明举例说，我们局成立24年来从没提拔过一个副县处以上领导干部。近十年来，市里给移民局派来的局长都是待一两年便匆匆而去，严重影响了移民工作。为了维护我局的稳定局面，我仍希望市委在决定移民局长人选时能在局里几位副局长中选拔……
李万明的不卑不亢令所有到会的领导和秘书们吃惊，本以为凭着四个副厅级数个县团级干部组成的“高官”阵容及“秋风扫落叶”般的严厉批评完全可以镇住这个胳膊肘朝外拐的叛逆者和不服管教的“孙猴子”，没想到这家伙不但不怯场，不求饶和不思悔改，反倒如此顽固不化。
接下来的事实证明，渭南市委组织的这次谈话不但没能震慑住李万明，反倒激化了矛盾且激发了这位“孙猴子”的斗志，谈话会刚刚结束，他便开始了反攻——2009年4月16日，李万明将一封写给市委副书记王晓明的“交心材料”同时寄到了渭南市委的十个常委手中。
常委们一看不由有些吃惊：这哪是什么“交心材料”？简直就是一封充满挑衅意味的挑战书和要与市领导叫板的檄文！他对“尊敬的王晓明书记”说：“鉴于您是上周五对话会上的最高领导，故我特意向您作一汇报和请示——
您上周五给我举办由4名常委和多个部门领导参加的对话会，使我想起十几年前的一些往事。早在1996至1997年间，渭南市委曾先后召开了四次常委会专题研究我李万明的事（这在市委有档案可查）。同时，市委还多次向省委写报告要求研究处理我，于是，1997年2月21日，在有省委安启元书记、程安东省长和所有常委参加的会议上，我市列席会议的王志伟和侯振斌等领导提出了处理李万明的议案，结果，错误的议案被英明的省委领导否定。此后，在渭南市个别领导的敦促下，省委又开了一次常委会研究如何“治”我的事。同时，副市长侯振斌还指示市政府办公室向市监察局印发了“渭政办函＇1997＇3号”文件，要求该局在当年3月底前给国家监察部上报关于李万明情况的汇报材料。可是令王志伟和侯振斌等领导失望的是，他们向省委及监察部所提出的无理要求，最终统统被驳回。
后来，我一直想不通，渭南时任领导为对付我这么一个无职无权的小科员，为什么会如此兴师动众，大动干戈并不惜用尽权力与财力进行剿灭？这真是渭南市委的耻辱和渭南人民的悲哀！王副书记，难道你们又要步其后尘？”
一位在渭南官场上混的朋友说：李万明这家伙，光是对过去那段历史的回顾就已令领导们无法忍受了，他还要来一句充满挑衅意味的“难道你们又要步其后尘”，简直是大胆至极，嚣张至极。
更让人觉得“这家伙”大胆和嚣张的是“谈心材料”的第二项内容——“建议举行一次实际演练”。李万明在这一“建议”中说：“多年来，市里一些领导对我总是持以敌视态度，长期监听我的电话，监视我的行动，侵犯我的人权，还经常给我打恐吓电话，使我整天连一点安全感也没有，我对此感到很苦恼。
1996年底，《工人日报》报道了我所反映渭南市乱花乱用移民款的问题，1997年初，市委的一些领导便指示公安机关把我秘密关押到某军事基地。此事过后，移民代表说，要是他们当时知道我被软禁，他们一定会动员和组织几万移民集体赴省、赴京告状喊冤，无论如何也要把我解救出来。
王书记，我想说的是，咱们现在不妨搞一次实际演练，即——您可指示公安机关把我逮捕、关押了，看看到底能有多少移民会来搭救我……”
写完这段令领导生气的话，李万明又作出一副“以理服人”的样子“提议市领导进行换位思考”。
他说：“如今，有一句时髦话叫换位思考。我是一个40年工龄、党龄和大专文化的国家干部，1985年从华县交通局调到渭南移民局时只有33岁，直到2002年（工龄34年）我还是一个科员职务，后来按照工龄30年、年龄50岁的‘三五干部’政策，才给我套了个副主任科员级别。
我很纳闷的是，自己从参加工作40年来，屡次被评为优秀党员和先进工作者，省广播电台曾先后两次报道过我的先进事迹，特别是担任移民局工会主席8年来，我局工会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会和模范职工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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