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迁徙(长篇纪实文学)完整版- 第60部分

早在80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黄河流域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　　

新石器时代中期，散布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上的黄帝族和当时的蚩尤族、炎帝族同为中国远古时代的3个部族。后来炎帝联合黄帝攻杀了蚩尤。不久，炎帝族和黄帝族的人民逐渐融合，并定居在陕、甘、晋地区，共同开发黄河中下游地区。　　　

3500　多年前，进入奴隶社会的夏、商、周王朝都是黄帝的后裔。他们自称“华”或“夏”。华族就是汉族的前身，所以汉族人民都把黄帝奉为始祖，自称炎黄子孙。当时的华族居住在中原地区，人们认为中原居四方之中，故又称这一带为“中华”。后来，华族的文化向全国各地传播，“中华”便成了整个中国的名称。　　

　殷朝至北宋的2500年间，黄河流域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西安从西汉至隋唐，先后有11个朝代建都于此，历时　1100多年。不仅为中国古代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国际间经济、文化交流留下了不朽的篇章。洛阳，先后有9个朝代在此建都，历时近千年，故称“九朝古都”。

　　　　这条生息繁荣了中华民族的黄河长期以来也祸害着两岸的炎黄子孙。

　　　　她初时的形象清纯温柔——她从青海海拔4800米的巴颜喀拉山北麓各姿各雅山山脚下几个泉眼溢出的清水中走出，汇集冰峰雪山的汩汩细流，冲出千山万壑，向东边的黄土高原滚滚而去——黄河中游西起日月山，东至太行山，南靠秦岭，北抵阴山的这片被称作黄土高原的辽阔地域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地区。随着植被的破坏，黄土高原开始受到黄河的侵蚀而被卷走大量的土壤，形成千沟万壑的地表形态。黄河中游河段流经黄土高原地区，携带了大量泥沙，使黄河成为世界上含沙量最多的河流——源头还清澈见底的黄河水经过黄土高原后，完全变成了一条黄色的泥河。最大年输沙量达39。1亿吨（1933　年），最高含沙量920千克/立方米（1977年）。平均含沙量35千克/立方米，多年平均输沙量一直保持在16亿吨左右。

16亿吨泥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堆成1米见方的土堤可绕地球27圈！

这16亿吨泥沙，严重破坏了西北黄土高原的生态。其中有4亿吨粗沙，先沉淀在下游河道里，造成“悬河”，常常决口成灾，还有12亿吨细沙好土，随水冲进大海，并淤起了河口三角洲。

2500多年以来，这些随流而下的泥沙埋下的灾祸不停地威胁着中华民族的“摇篮”，也成了中华民族历朝历代的忧患。

据史料记载，自周定王五年至1938年间，黄河在下游决口1593次，改道26次，她或东北流入渤海，或东南注入黄海，波及范围，北抵津沽，南达江淮，纵横　25万平方公里，把“三年两缺口，百年一改道”的民间传说变成了一种可怕的历史规律。黄河下游河道历代决口变迁，使华北平原逐渐淤高，在那片肥沃的土地之下，是曾经繁华的城镇、集市和喧闹的人群。

元明清三朝，仅河南开封一线就决溢300多次。开封地处黄河下游悬河的南岸，黄河流到这里，泥沙淤积，河床增高，导致“悬河凌空，大堤巍峨”的奇特景观。　　

在过去的800年里，开封城被黄河水淹过7次。尤其是1642年，明朝统治阶级为打击李自成起义大军，以水代兵，扒开开封黄河大堤，导致开封城遭受灭顶之灾，全城37万多人，被淹死近34万。

开封城数次被毁，又数次复修，如今，开封黄河段在汛期的水面，要高出开封城地面16米，生活在“开封城，城压城”　的开封人无不担心自己头顶的那条“悬河”哪天会倾天而降……

黄河给中下游其它地段带来的灾害同样惨烈。公元前132年，黄河在濮阳瓠子河段决口，洪水泛滥淮泗，淹及十六郡。“山东被河灾，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

公元11年，黄河再次决口，泛滥冀、鲁、豫、皖、苏等地近六十年。北宋，1056年夏，“京师雨，两月余不止……河北、京东西、江淮、夔、陕皆大水”，“民庐室及军营漂流者，不知几千万具”，“京东、北累岁饥歉，民多流移，近兖州称民有夫妻相食，而村野新殡率被发掘啖其尸肉。”

1933年，黄河在河南多处决堤，水灾波及30个县，受灾273万人，死亡12700人。

1938年，国民党部队为阻止日军西侵，炸开黄河堤，淹没苏、豫、皖44个县。不仅没有阻止住日军，反倒使600多万老百姓遭受空前浩劫，漂尸成片，饿殍塞途，死伤89万人……

有史料记载：1919年，在河北巨鹿县地下发现了一座宋大观二年（1108年）河决冀州时的巨鹿城，墓碑街道，历历可见。而1982年在开封龙亭潘湖湖底一米深处挖出明代周王府的房舍，经考证为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黄河在开封决口所淤埋。圃田泽、菏泽、巨野泽等北方曾经的大湖泊，今天只有在史书上寻找它们的波影了。在黄河留下足迹的地方，如延津以北的汉代故道和流经兰考的明清故道，如今都成了一条高出地面的沙带，那是黄河用泥沙写在历史之“墙”上的一道道印记……

在劫难逃

三门峡所处的黄河中游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史书记载：约在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这里是夏、商王朝统治的中心区域；西周时期属虢国；春秋时期先属虢、后属晋；战国时期分属韩、赵、魏；秦国时置三川郡；西汉时改为河南府；汉武帝时置弘农郡；北魏置陕州后一直延续至明、清。新中国成立后设立陕州专署，1957年成立三门峡市，位于河南省西部边陲，豫晋陕三省交界处，东与洛阳市相连，南与南阳相接，北靠黄河与山西省相望，西依潼关与陕西省相邻。现辖灵宝市、义马市、陕县、渑池县、卢氏县和湖滨区，总面积10496平方公里，总人口220万。

三门峡，位于河南省峡县。奔腾咆哮的黄河沿太行山脉由北向南冲出，经陕西渭南市的潼关县转头东流，进入豫西峡谷。三门峡就在豫西峡谷的中间，是黄河最险峻的峡谷河道之一，两岸山体陡峭，相距约250米左右。峡口河上有两座大石岛，北名神门岛，南名鬼门岛。两岛把河水分成三股，像三座大门，从北而南称之为人门、神门和鬼门，三门峡因此得名。三门峡的形成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远古时代，峡县一带地形险恶，黄河水流不畅，百姓常受水灾之苦。大禹治水之时，用神斧将现在的三门峡劈开，峡口河上留下了两座大石岛，两岛把河水分成三股，像三座大门。三门峡出口有三座石岛顶住黄河的激流，从北而南称为梳妆台、炼丹炉和砥柱石。砥柱石枯水时露出水面约7米，洪水季节则屹立于惊涛骇浪之中巍然不动，成语“中流砥柱”便出自此处。在三门之间依然柱立河心的岩石，则分别被称作人、神、鬼三岛。

地理学家则站在地质变迁的角度解释说：在数千年的沧桑演变中，是黄河以自己巨大的水力，在此冲出了三路山口。不管是大禹用斧劈开岩石，还是黄河的水力冲开了山口，三门既开，从此，黄河顺峡谷滚滚东流，百姓得以免受水涝之苦。

但那滚滚东去的泥河却在不断把隐患埋在母亲河中——每年淤积在下游河床中的泥沙达4亿吨之多，使黄河成为高出地面十余米的“悬河”。一有风吹草动，“悬河”便面目狰狞地扑向河下的生灵，一次次把灭顶之灾降临给“黄河儿女”。

黄河上的航行者在三门峡这样的河段也常遭厄运。西汉至民国，黄河一直是航运大河。三门峡被历代行船人视为畏途，在奔腾咆啸的三门峡里，船毁人亡，埋尸鱼腹者无数。

顽强不屈的黄河儿女从来就不甘命运的摆布。早在汉代，就有人想在三门峡另辟一条河道，避开天险。唐初，一条长300余米，宽6米左右被民间称为娘娘河，史书上载为“开元新河”的人工运河终于在“人门”以北处开出雏形。可惜这条石质运河，水浅时不能通航，水大时湍急又有毁船之险。娘娘河的开凿者便又在山崖上开凿了一条长9公里的砥柱槽道……

当地人说，唐朝人当年在“人门”开凿运河之所以不能成功，主要是因为？三门峡的岩石——整个峡区差不多全是质地坚硬的花岗岩，可成为拦河打坝的基础。　　　

　　　　此后，频频向黄河挑战并想制服黄河的后来人看中的恰恰是三门峡理想的库容和质地坚硬的岩石。

1934　年，一群背负着标杆、罗盘、测尺的外国人在野兽出没，涛声如雷的三门峡岸边跑前跑后地忙活着。领头的是荷兰水利专家尼佐夫和英国水利专家柯德，他们受国际联盟派遣来华考查，其目的是要针对黄河的汛期泛滥，以水库蓄洪的办法来削减洪水下泄量，以此减少黄河下游的灾难。在他们考查的众多坝址中，两位外国友人都一致认为三门峡是“最理想的坝址”之一。同年，黄委会挪威籍主任工程师安立森在与中国工程师共同勘察了陕县至孟津干流河段之后，他们惊喜地向中国政府报告：“三门峡实在为一优良库址”，在此修建每秒泄量为12000立方米的高坝大库绝无问题。

四年后，三门峡地区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这一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黄河下游大部份地区沦陷。高嚷“大东亚共荣圈”大举军事进攻的日本侵略者为收买人心，得到战争迫切需要的能源，也把“治黄”定为了自己的“大业”之一。他们抽调专业人员近300人，沿黄河像模像样地开展研究与规划，编成了73万字的《黄河治理规划的综合调查报告书》，提出了“黄河中游梯级开发”方案。拟将在从清水河至小浪底共500公里处建11座水库，总库容为800多亿立方米，并伴以庞大的造林和发电计划。在这众多的水库中，三门峡是其中最大的一座。考虑到淹没耕地和迁移人口太多，工程可分两期进行。若以潼关洪水位325米为限，第一期坝高61米，总库容60亿立米，发电能力63·2万千瓦；最终坝高86米，总库容400亿立米，发电112·3万千瓦……

《黄河治理规划的综合调查报告书》的计划刚刚形成，计划的编纂者们却在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楚歌声中黯然回到了他们的那个弹丸之地。那份倾注了计划者不少心血且的确颇有见地的《报告书》，大多销毁散失。

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尽，1946年夏天，国民政府水利委员会组成以张含英为团长的考察团，分水利、水文、地质、河道对黄河中上游作了考查。一篇《三门峡水库是这样上马的》的文章中对随后的考察作了这样的记述：

这年冬天，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聘请美国专家，组成黄河顾问团：豪爽的美军工程师兵团总工程师雷巴德中将，他的助手葛罗顿中校，再就是著名的与中国两条大河有着不解之缘的著名高坝专家萨凡奇博士和他的助手柯登。那年，中将七十多岁，博士也已六十出头。美国人仔细研究了那残存的、由日文译成中文，再由中文译成英文的文件，先沿黄河考查，然后，以美国佬一贯的风格，在开封大吃酒肉的同时对每个问题都激烈争论，最后给中国政府写了一份三人签字的文件：《治理黄河规划初步报告》。在肯定了日本人“研究精详，若干建议颇足称道”之后，他们主要给出三条意见：　　　　　　

1。凡拟在黄河中下游兴修水库，都应当以防洪为首要任务——一句话就把日本人在干流建发电站的设计否定了。这水库若修在包头至龙门间，存量均小，寿命必短。　　　　　

　　　　2。在三门峡建库发电，潼关以上农田淹没损失太大，是日后无法弥补的。故建议建坝地点改移到三门峡以下100公里的八里胡同。此时建坝回水到潼关，形成峡谷水库，避免潼关以上的农田损失。　　　　

　　　　3。在八里胡同建库，不是为发电，而是作为防洪的滞洪水库。坝下安设巨型闸门，控制流速，使泄水的含沙量保持某一定值，数年之后泥沙冲淤平衡。　　　　　　　　美国人的意见都是原则性的，而且主要是否定性的。可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修建三门峡水库时，决策者们怀着民族与阶级偏见而未对它加以足够的注意，为此，刚“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付出了昂贵的“学费”。

　　“圣人出，黄河清”

黄河洪水这道难题，历朝统治者们都未能将它做好。所以，新中国的旗帜刚刚升起，西方学者就大胆断言，共产党能够夺取政权，但没有能力治好黄河。这咒语一样的预言一直像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困扰着新中国的领袖们，几年后，初期治黄的三门峡工程果真失败，西方人一语成谶。

有人说，面对桀骜不逊的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