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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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宋- 第3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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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师道也向二人告了罪,随着折可适走进驿馆后面小院的一间房间里。驿丞将一直备着热水端了一盆来,放到坑边,折可适一屁股坐在坑上,将马靴、袜子脱了,把脚伸进热水里,舒服的叫了一声:“痛快!”驿丞已将酒菜端到坑边的小案上,折可适也不理会种师道,一面便吃将起来。
    种师道笑吟吟望着,自己找了张椅子坐了。他注意到折可适腰间有一块银牌。种师道与折可适用两种类型的人,折可适不拘礼数,洒脱随意,注重实效;种师道却是时时刻刻用最严格的武人要求来要求自己,举止有度,注重风范。但这样不同性格的人,真正交往过的时间也不多,却是极好的朋友,这正是世间可奇怪的一种事情。
    “彝叔是去延绥行营罢?”折可适吃了一口酒,看着驿丞退了出去,便开口问道。
    “你不是要去宣武军么?莫非传言有误?”
    “原是要去宣武军第一军。”种师道略有点自豪地说道,宣武军第一军,是步军教导军,号称大宋最精锐的步军部队。能够进入宣武军第一军做武官,没有本事是不可能的。
    “怎的来了延绥?”
    种师道笑道:“托了点关系。”
    折可适理解地笑了笑,“想打仗?”
    “是啊。宣武军没动静。按兵制改革的方案,整编后,朝廷在陕西的马步禁军有十七万,加上蕃兵、沿边弓箭手,总兵数过二十万。打个西夏,足够了。我怕朝廷不去调动京师附近的部队,宣武军是殿前司的……”
    折可适笑着摇了摇头。
    种师道是明白人,立时问道:“你来陕西,河东的飞武军、飞骑军都要参战?”
    “难道西夏就是陕西石子明的事?”折可适白了种师道一眼,“我们折家和西夏人打了一百多年,难不成算总账的时候,反要落下了我家了?”
    种师道笑了起来,“也是。不过朝廷没有议定打不打……”
    “你以为今上忍得住么?”折可适蛮在不乎地笑了起来,“石子明费了这么多心机,不伐灭西夏,他万般辛苦为谁忙?我从北面过来的,你去河边看看,现在江河刚刚解冻,河面上就热闹起来。运往延州的都是些什么?粮食!一船一船的粮食!”
    “啊?!”种师道吃惊得叫出声来。
    “陕西粮价没有半点波动。熙宁十二年陕西大熟,石越下令不许半粒粮食出陕,熙宁十一年打仗的军粮都是外路运来的,熙宁十二年陕西军费,也是外路运进。你说说陕西路存了多少粮食?河面一解冻,又开始往陕西运粮……石子明不是铁了心要打西夏,他折腾这些事,不是有病么?”折可适压低声音,又说道:“若说长安那位没有圣心的默许,打死我也不信。不论怎么闹腾,官家的心是铁定了,石子明的心也铁定了,这仗就非打不可。”
    “遵正兄说得在理。”种师道搓着手,更加兴奋起来。
    “当然在理。”折可适得意笑着,一面朝种师道呶呶嘴,种师道忙上前从热水壶中掺点热水进洗脚盆。折可适笑道:“你们种家,我就看你最顺眼。种朴和种师中呢?还在拱圣军和朱仙镇?
    依我说,你劝劝种朴,别去拱圣军,那是老头子待的地方。男子汉大丈夫,要真刀真枪到前线来挣功名,拱圣军有什么本事?别看它是殿前司的,都是花架子,我带一千蕃骑,就可以吃掉他整个军。“
    “那也不是他本意。拱圣军平日操练也极严的……”
    折可适摇着头,满脸不屑,“朝廷最好不要派这些殿前司的禁军来打仗,他们做做样子,吓唬吓唬契丹人就够了。”
    种师道笑道:“遵正兄,还没说你怎么来陕西呢?”
    “我?官家要问我叔叔的意见,我去送表章。顺便去长安,拜访一下名满天下的石子明。绕了这个大弯子,生怕耽搁了时间,只得昼兼程地赶,可把我累着了。”折可适轻描淡写的说道。种师道心中一动,却立即知道折可适的用意:如果果真要和西夏开战,折家肯定想知道未来的主帅是个什么样的人物。石越毫无疑问最可能是主帅,但是他毕竟是一个文官,折家这样的武将世家,可不会凭他的名声就服气,他们总要眼见为实才肯放心。若是石越不能让他们服气,折可适前往汴京,一定会反对石越为帅——虽然折家的意见不是决定性的,但是以折家在边疆的威望,毫无疑问还是很重要的,何况此时朝中有不少痛恨石越的人,不愿意让石越来立此大功。
    种师道几乎可以肯定,折可适怀中,有两封不同内容的奏折。这一瞬间,种师道有几分犹疑,他很想出言劝阻折可适,如果折克柔的奏章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打击石越,对于西夏的战局,绝不是一件好事。种师道从来不相信朝廷会派一个出色的统帅给他们,以对一个文官的要求而言,种师道对石越已经够满意了。
    然而,种师道也知道,折家的人,从来都不是那么容易说动的。他们只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耳朵。
    心情复杂地望着折可适,种师道终究还是吞下了到嘴边的话。
    就让他们自己去判断吧!





    第二卷《权柄》第九章 贺兰悲歌 第十节
    书香屋 更新时间:2007…11…16 8:30:18 本章字数:11690

    陕西路京兆府。
    安抚司官衙与平时没有什么两样,在辕门外面,依然是停满了车辕相接的马车,衣着体面的达官贵人带着或忧或喜不同的表情进进出出。
    安抚司的亲兵护卫们神情也很轻松,丝毫没有如临大敌的样子,惟一能从他们身上看出与平时不同的,是这些亲兵护卫们,依然身着素袍,没有换成宋军常见的红色战袍——石越对已故的太皇太后,有着他自己的尊敬。所有的长安人都知道,安抚司自接到丧报之日起,便在内部停止了一切娱乐与庆祝活动,直到此时,亦未恢复。
    折可适自从进入长安城之后,便感觉到一种异样。
    这已不是他记忆中的长安。
    长安城古老而常见的坊墙,大片大片的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在昔日的居民区内,出现了鳞次栉比的商铺,还有挑着担子沿街叫卖的走贩。甚至于连安抚司的辕门之前,都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摊贩。
    即便是折可适这种不太关心民政的武人,也听说过在陕西发生的一些事情。
    石越在陕西推行的另一个引起举国议论的重要举措,便是他与刘庠一道,断然改革了陕西一路计算户等的方式,下令牛马桑树,凡十匹(树)以内,不必计为户产。这个措施推行之后,陕西路内有无数的民户户等下降,其相应的赋役也因此大为减轻,无异于一次大规模的减税。而在另一方面,农户们也因此没有了顾忌,敢于大胆的种植桑树,牧养牛马,生产的积极性立即提高。虽然陕西路当年因此两税收入大减,石越与刘庠的考绩都被评为“下”,但既然皇帝陛下决定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此事也得到了陕西路士大夫的普遍支持(自己不需要承担政治风险却可以坐享其成的事,大多数人都不会吝啬自己的支持),这件事终于也得以坚持下来。
    但老天永远是公平的。
    既然你能得到长期的好处,就必须忍受短期的损害。连折可适这种几乎不懂民政的人都知道,至少三至五年之内,陕西路都必须接受两税大幅减少的现实。石越在《秦报》上撰文为自己辩护之时,也坦率的承认了这一点。虽然从长远来看,民间的富裕会使得陕西一路最终恢复元气,从而导致农业的恢复与商业的繁荣,商税农税都必然会有相应的增长,但是石越本人也承认,他绝没有不切实际的奢望。无论是农业还是商业,都需要时间。牛马不会一年满圈,桑树不可能一年成材,这只是简单的现实。
    为了弥补两税上的损失,石越必须另觅善法。
    想在短期内获得最大的利润,内陆永远比不上沿海。
    泰西诸国对于丝绸、瓷器、茶叶、香料的追求仿佛没有止境一般,海外贸易的利润并没有因为规模的扩大而降低,遥远的市场远远没有饱和,宋朝从中攥取了难以想象的丰厚利润。而处于大宋海船水师控制之下的环南海地区,似乎是一个天然的宝库,香料、木材、药材、粮食……它八成以上的产品卖到宋朝本土,只有不到两成被运往西方以及高丽、日本国。然而,既便是宋朝本土的需求,也不是仅仅只限于初步开发的环南海地区所能满足的。因为土著居民对于劳动缺乏兴趣,而愿意远赴海外的宋人是绝对少数,特别是北方的宋人,有着严重的水土不服问题,所以,尽管私下里使用强迫或欺诈的手段役使土著居民的情况渐渐普遍,但在南海地区经营的宋朝商人,始终面临着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困境。制约着宋朝海外贸易再一次飞跃性提升的诸种因素中,航海技术只是微不足道的问题,劳动力的缺乏、生产能力的落后、海船的总运量的局限,才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一切,归根到底,都要归结到有限的生产能力之上。
    对于沿海地区而言,需求与价格并不是问题,产量与运输才是症结所在。大宋的物产,总能给西方的人们惊喜,甚至连胡椒这样最平常不过的东西,也能在西方卖个好价钱。
    但对于内陆地区而言,需求与价格都是问题,产量与运输则是更大的问题。
    穷困的农民购买力有限,商税与关税以及高额的运输成本、有限的产量,都限制着价格,居高不下的价格反过来又进一步限制人们的购买力。在这里,几乎没有捷径可走。商业的繁荣必须以农业与手工业的发达为基础,否则就是缘木求鱼。
    石越并没有点石成金的本事。
    但是,陕西路也有陕西路的长处。
    在陕西一路,驻扎着总数十余万的禁军。与石越出生的时空的普遍误解不同,宋朝的禁军享受着极好的待遇,其购买力远非普通民众可以相比。为军队服务的贸易很快便成为陕西商业的主流。石越提供了种种方便,让商人们掏空禁军官兵的口袋,然后他再从中厘税,以弥补税收的不足。
    除此以外,陕西路还可以与西夏、吐蕃互市,这种受控制的边境贸易虽然不能与海外贸易相比,但是边境贸易毕竟是边境贸易。从仁多瀚手中买到牛马,除了满足了军队的需要之外,石越下令将牛租借给有需要的农户,收取相应的牛租。另一方面,他不仅允许民间商人与西夏、吐蕃人互市,还公然放宽数量与种类的限制,以扩大贸易总量,自己从中抽取十分之二的关税。
    这种种措施,使得陕西一路商旅渐多,做为陕西中心的京兆府长安,其商业自然也相应的繁荣起来。但是尽管如此,熙宁十二年与十三年的时候,无论是石越还是刘庠,都知道府库其实是何等的拮据——这一点点开源的措施所带来的收入,相比推行种种建设所耗费的钱财,以及为使民众休养而流失掉的税赋来说,简直可忽略不计。
    这两个人都只是为各自的理由而咬牙坚持着。
    石越是能够面对现实的人。连现实的问题都不能处理好,却整日幻想着民主与自由,这是空想家们的事情。在石越看来,与其臆想着做后世的“导师”,羊角疯似的幻想着带领诸夏民族走向光荣的未来,还不如踏踏实实做一个“名臣”实在。没有今天的人,是不会有明天的。
    所谓的“名臣”,不就是能把握住今天的人么?
    在石越看来,一个富强的宋朝,需要一个富强的陕西。一个大陆国家,如果她的内腹地区是虚弱的,这个国家的强盛,始终只能是外强中干。中国历史上强盛一时的两个大帝国都拥有强盛的关中地区,这绝非只是一种偶然。
    所以,能够让陕西恢复元气,这种程度的付出,是值得坚持的。
    刘庠想得没有石越深远。
    他坚持的理由很简单,也很朴素。仅仅是出于一个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士大夫的良知,便足以让他坚持下去。他所做的一切,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在刘庠看来,既然这些措施推行之后,百姓得到好处,而陕西路的官府还能够运转,西夏亦无边境之患,那么又有什么理由可以不坚持?
    一个敢于在王安石权势熏天的时候公然冒犯王安石的人,对于自己的官运,是不会太在乎的。
    刘庠偶尔会忧心的是,如果自己与石越不能坚持到成功的那一天,会不会人亡政息?但是这种忧心往往只会一闪而逝,这种不由自己控制的事情,其实没有必要多想。哪怕是他明知道下一任转运使明日就会来京兆府,中止自己的一切善政,他也不会放弃今日的努力。
    百姓宽得一分便是一分,宽得一日便是一日。
    刘庠的想法十分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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