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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
《新宋》的作者说，通过这本书，要向读者展示一个更真实的幻想世界。作为架空历史小说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它首先是历史小说。我想精确性也好，真实性也好，都是很关键的。作者必须做出的巨大努力，便是处处做小心的考证，尽量处理好每一个细节。比如，在这部作品中，石越来到古代，带去了座钟这样一种技术，那么，关于座钟的各个方面，包括它的价格，都要写得很清楚，是不能一笔带过的。作者还为此作了一个注：“关于座钟的价格，我考虑了一下，最后定为三百贯。北宋的三百贯，相当于王安石一个月的工资（不包括奖金、福利、津贴），相当于一个知县十个月的工资（不包括他七顷以上职田的收入），这个时代，座钟主要是一种奢侈品，但是一个普通的座钟，对于工资收入丰厚的官员来说，并不算是奢侈。著名的沈括所买的梦溪园圃，花了钱三十万，也就是三百贯。苏轼和程颐都有以数百贯买田的纪录，苏轼大约是十顷左右，若是良田，约四五顷；而程颐是买了二十余顷无主荒田。虽然数百贯具体是几百贯不详，但我们约略可以感觉到当时大宋的物价。另外，当时一匹马的价格是三十贯左右，一个座钟相当于十匹马。所以，三百贯虽然不算高，一般的士大夫都买得起，但是也绝对不算低，穷人一辈子也不会知道三百贯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另外，此处这个二千七百万贯的数据，则是大概的市场估计，当时全国一年岁入岁出，都是三千多万贯，若谓一年可以有二千多万贯的奢侈品收入，那在短时间内是绝不可能的。”
还有一个地方，提到了有关人物的处置问题。作者也十分负责任地向读者作了交待：“周邠：小说中人物，十分之七八，虽是小人物，往往也是史册实有其人的。周令之事，有苏轼《立秋日祷雨宿灵隐寺同周徐二令》诗为证。当时仁和令为徐畴，小说中以李敦敏为知县，仁和是否并有知县与县令，不暇细考。故不再写徐畴。同样，熙宁六年两浙路提点刑狱是何人，一时无法证实，但是熙宁七年是晁端彦无疑，此人与苏轼有诗词唱和。故仍假定此时晁某为提点刑狱。”
好一个“史册确有其人”！这样的考证，在《新宋》中，比比皆是，从官制到礼仪，从庙堂到勾栏，都努力进行着准确的描写。因此，若要架空起来，则必须落实下去。这是一个原则，应该为更多的学写这类幻想小说的作者认真学习。这就引出一个推论：《新宋》是很“硬”的。在本质上，它与刘慈欣的《球状闪电》、《全频带阻塞干扰》是一类的。随便说一下，关于硬科幻与软科幻之争的问题，可能是无意义的。以社会学为基础的科幻，到底算硬科幻还是软科幻？《新宋》可以从侧面提供一个答案。甚至，它为科幻与奇幻之争，也提供了一个参考系。不管怎么说，在当今的幻想类作品中，技术细节的欠缺，的确已成为很大的制约问题。一些作者主观臆造出了很多奇怪的东西，但没有现实合理性的支撑，读起来就不那么爽了。真实性是阅读审美的需要。我想，《新宋》受到欢迎的原因之一，便是它的这种硬度吧。
但，这是否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呢？如果是，那么，我们进行简单的纯硬伤的讨论，那便足够了。如此一来，又很无趣了。我个人认为，最可怕的一种情况，便是读者纠缠于硬伤，而作者也沉湎于此。《新宋》是否有过度技术化的趋向呢？有时候是有的。作者在还原事实方面的执拗，使我想到了那些一味求硬的硬科幻作家们。《新宋》的作者有时也会不自觉地犯错误，然后，又十分惭愧地警醒过来，惴惴不安地告诉读者：桑充国言“现在是六月”，兹改为“现在是夏季”，行文一时图快意，失于考虑，望谅。
因此，作者处处给人的感觉，仿佛他的最大担心，就是历史知识的缺陷，怕在这方面被人笑话。但是，这不仅仅是一个纯技术问题。无论怎样，《新宋》走出了硬伤困境，它是一部充斥着才情的小说。从它的主题和叙事上看，不管作者怎样关注技术，小说文本自身却会极其自然地偏离技术，朝着更微妙和更深刻的方向发展。作者说，他并不是想赋予架空历史小说一个伟大的使命或者是沉重的主题。然而，《新宋》一旦产生了出来，就由不得作者了。它本身仍然被赋予了许多东西，那都是超出技术的，而成了文化的一部分，这可能是具有不同社会背景的读者更感兴趣的，也是它震撼人心之所在。
当然，从我个人阅读的方面，我也更希望看到，书中有更多的知识性介绍，使读者更多地与熙宁二年到七年的情景和生活交织在一起，让读者更加切身地感受宋代生活中鲜活的一切。但书中的一些细节，还稍显平面，而不能立体起来。还有一些细节，是为着某个情节而服务，而不是为着它们自身的存在逻辑。
小说
《科幻世界》的编辑在嘱我写这篇评论时，对我说，看《新宋》时，要看新版，而不要看旧版，旧版是不能看的。后来我看了后，感到的确是这样的。看了新版的第一感觉，就是小说味道浓了，从第一句话起就浓了。
如旧版开头第一段是这样写的：我完全不记得我是怎么样来到这个世界了。但是当我知道自己居然成为又一位回到古代的同志，并且是回到了被陈寅恪称之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北宋时，我又昏过去一次。
而新版是这样开头的：八百二十九份殿试试卷摞成高高的一堆，放在崇政殿的御案上。赵顼坐在御椅上，手执朱笔，亲自检阅试卷，这是他登基以来第一次主持殿试。宋朝的第六代皇帝，此时不过二十二岁，身上有着年轻人特有的伴着稚嫩的朝气。
后者无疑是更具有文学色彩的开头。这种东西，对于一部小说来说，是非常要紧的。它也即是语言的问题。正是这样的处理，使得读者有兴味读下去，因为，他们毕竟不是在读一位历史系研究生的论文（我相信，即便是宋史的专家，要读完50万字的学术论文，也是需要很大的毅力的）。
语言的趣味，当然也表现在多个方面。比如作者对文言文的娴熟使用，对古典诗词的驾轻就熟。而如果都用现代语言呢？有的地方，这样用了，比如：“二人由散打变成摔跤，由摔跤变成柔道，两人最后竟然是扭作一团，全无体统，在地板上滚来滚去……”这种比方，穿插在古代的话语体系中，也不失新奇。但如果都是这样，恐怕感觉上也是不太好的了。总体来讲，在语言上，作者展示了自己的功力。我一直认为，写架空历史小说，古代汉语的底子要打得好才行。作者一定要让人物，说那个时代才能说的话。另外一点，作者也确实是研究了古代的社会和人生，使得小说的情节发展，是从那个时代的生活中来的。这也正是任何一部小说的基础。
另一个很重要的是，在新版中，主要人物也都开始有血有肉了起来。看得出来，作者花了很大的力气去刻画他们。有一种说法：长篇小说的目的是展示命运。那么，可以看到，《新宋》的作者，把很大的兴趣，集中地放在了这个方面。
我读了作者笔下的主人公石越，感到了一种忧郁，感到了一个人独处陌生世界的恐惧。他是一个矛盾的人。他为自己来历不明的身世而哭泣，并为未来而担忧。不过，他又满怀新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而又有一些聪明或者狡黠。他会利用各种人际关系，从中周旋。同时，他又很仗义和坚定。但他并不因为来自现代，就什么都高明，什么都超人一等，有一些东西，他要听潘照临这样的谋士的意见，甚至连蔡京出的主意，有的也不是石越能想到的。作者传递给了读者这样的感受，就是比较成功的。他写石越，因此是写得比较真实可信的，没有拔高他。总之，最关键的是，石越首先想的是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而不是满脑子都想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王安石，这个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作者写他的“拗”，也是很着力的，用了不少的具体细节，写出了一个矛盾漩涡中的名臣。其实我很喜欢书中对人物的描写，每个人都不同，比如，石越第一次见王安石，作者这样写道：“石越转头打量这质问自己的人，见他五十多岁，头发微白，从帽子下看来略显凌乱，身着紫袍玉带，腰佩金鱼袋，目光炯炯，透着精明强干，而细看之下，那紫袍之上，竟有一块不太显眼的油渍。”连油渍都写到了，把王安石写得很活。
写宋神宗赵顼又是别样的感觉。“石越又谢了恩，这才起身，偷眼打量着年轻的皇帝：二十多岁的赵顼脸色略显苍白，双目深陷，整个人显得很清瘦，只是精神看起来还不错，英气勃勃。”
有一段写他孩子性格。他是宽容的。狐疑的一面少了些。
皇帝才20多岁，因此，这方面，作者注意写出他的特点。石越在与神宗谈到王安石之子王雱时，提起了有关王的一段传闻。随后作者写到皇帝的反应：“噢，有什么传闻？”皇帝好奇地问道，这时候石越才可以看到皇帝始终也是个年轻人。石越就说：“听说王雱小的时候，有个客人把一只鹿和一只獐关在笼子里送给王丞相，恰好王雱也在旁边，客人因问道，哪一只是鹿哪一只獐……”“那王雱如何回答？”皇帝对这些小故事显然很有兴趣。“王雱回答，鹿旁边的是獐，獐旁边的是鹿。”石越笑道。“哈哈……这个王雱，倒真有几分聪明才情。”皇帝见他回答得如此狡狯，不禁开怀大笑。因此，这样的描写，是作者很聪明的地方。
对吕惠卿则是另一种描写，写到了他的老奸巨滑。比如石越在去杭州之前，吕对石越的那种故作姿态的依依不舍，连石越自己也暗骂，却又不能不佩服吕惠卿这份拿得起放得下、装什么像什么的本事。“昨日白水潭三十余师生东行，吕惠卿亲自骑马在岸边送出十里，待这些师生船只走远后，又派人快马沿岸追上，赠上三十多把雨伞，道南方多雨，恐众人未备，特意送上。倒比石越更透着几分关心，惹得白水潭那些送行的学生回校后，纷纷都说吕惠卿爱惜人才，不愧了‘贤人’之称。”
还有对于蔡京，作者更不吝啬笔墨：身着宋朝低级官员服饰——绿色官袍的蔡京走进客厅，给石越见过礼后，又和司马梦求等人一一见礼完毕，这才侧着身坐在下首宾客之位。石越打量着蔡京的仪态，见他身躯修长，须发梳理得整整齐齐，一身绿袍并不太新，却是洗得极干净，往那里一坐，倒真是个美男子。虽然明明知道这是个著名的奸臣，心里却也不禁起了几分好感。因见他嘴唇微动，欲言又止，便笑道：“元长此来，必有教我之事。”蔡京连忙抱拳说道：“不敢。不过下官确有一点想法，想向大人讨教，不知道是否可行。大人名闻天下，必然能谋善断，下官也好从中有所长进。”石越明知道这等话不过是乖巧的谀词，却也颇觉顺耳。读者在《十字》中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奸相的蔡京。蔡后来成为了石党的一员。
尤其要说到《新宋》中几个女性，都写得都性格分明，跃然纸上。桑梓儿、楚云儿、王昉、柔嘉县主，总之，使读者看着顿生怜情爱意，大概，也对被如此多的可爱而又可怜的美女包围起来的石越，顿生了妒嫉吧。
在旧版中，是用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而在新版中，是用“石越”。那么，结构也就随之改变了。
我注意到，在旧版中，作者是用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而在新版中，则是用第三人称“石越”了，那么，作者是考虑到结构问题了。作为长篇小说，《新宋》采取的是一种结构现实主义，从不同人的角度，从不同的场景，来还原历史的全貌，有时候写石越，有时候写王安石，有时候写赵顼。对于鸿篇巨制来讲，这是一种可行的方法。
所以，不厌其烦地说这一切，是因为它们对于幻想小说的创作者来讲，是有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