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海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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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大海1949- 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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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国军就开始不用伞了,因为解放军用高射炮射他们,飞机就从很高的地方,直接把东西丢下来,还丢过一整条杀好的猪!可是丢下来的东西,砸烂房子,也砸死人。”
  “你也捡过东西吗?”我问他。
  “有啊,捡过一大袋豆子。赶快拖回家,”他说,“那时,守长春的国军部队与部队之间,都会为了抢空投下来的粮食真枪真火对拚起来呢。后来规定说,空投物资要先上缴,然后分配,于是就有部队,知道要空投了,先把柴都烧好了、大锅水都煮开了,空投一下来,立即下锅煮饭。等到人家来检查了,他两手一摊,说,看吧,米都成饭了,要怎样啊?”
  于祺元出生那年,满州国建国,父亲做了溥仪的大臣,少年时期过着不知愁苦的生活,围城的悲惨,在他记忆中因而特别难以磨灭。
  “围城开始时,大家都还有些存粮,但是谁也没想到要存那么久啊,没想到要半年,所以原来的存粮很快就吃光了。城里的人,杀了猫狗老鼠之后,杀马来吃。马吃光了,把柏油路的沥青给刨掉,设法种地,八月种下去,也来不及等收成啊。吃树皮、吃草,我是吃过酒……的,造酒用的……,一块一块就像砖似的。酒……也没了,就吃酒糟,干酱似的,红红的。”
  “酒糟怎么吃?”
  “你把酒糟拿来,用水反复冲洗,把黏乎乎那些东西都冲洗掉,就剩一点干物质,到太阳底晒,晒干了以后,就像荞麦皮似的,然后把它磨碎了,加点水,就这么吃。”
  有一片黄昏的阳光照射进来,使房间突然笼罩在一种暖色里,于老先生不管说什么,都有一个平静的语调,好像,这世界,真的看得多了。
  我问他,“那么——人,吃人吗?”
  他说,那还用说吗?
  他记得,一个房子里,人都死光了,最后一个上吊自尽。当时也听见过人说,老婆婆,把死了的丈夫的腿割下一块来煮。
  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林彪等人给毛泽东发了一个长春的现场报告:
  ……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与(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
  ……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的。饥民们对我会表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
  十月十七日,长春城内守军六十军的两万六千人缴械。
  十月十九日,在抗战中赢得“天下第一军”美名的新三十八师、新七军及其它部队,总共三万九千名国军官兵,成为俘虏;所有的美式装备和美援物资,全部转给解放军。
  守城的国军,是滇军六十军,曾经在台儿庄浴血抗日、奋不顾身;是第七军,曾经在印缅的枪林弹雨中与英美盟军并肩作战蜚声国际,全都在长春围城中覆灭。
  东北战役的五十二天之中,四十七万国军在东北“全歼”。
  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对共军前线官兵的贺电:
  ……热烈庆祝你们解放沈阳,全歼守敌……在三年的奋战中歼灭敌人一百余万,终于解放了东北九省的全部地区……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与关内人民和各地人民解放军亲密合作,并肩前进,为完全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驱逐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解放全中国而战!
  在这场战役“伟大胜利”的叙述中,长春围城的惨烈死难,完全不被提及。“胜利”走进新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代代传授,被称为“兵不血刃”的光荣解放。
  


32,死也甘心情愿地等你
  十月十九日城破以后,解放军在凌乱中找到一袋又一袋国军官兵在围城期间写好了、贴了邮票,但是没法寄出的信。里头有很多很多诀别书,很多很多做最后纪念的照片。
  林彪围城指挥部决定了“使长春成为死城”的所有部署规划,是在五月三十日,我读到的这封信,写在两天后。“耕”,写给在家乡等候他的深情女子:
  芳:
  ……生活是这样地压迫着人们,穷人将树叶吃光了,街头上的乞丐日益增多……我因为国难时艰,人的生死是不能预算的,但在我个人是抱着必死的信念,所以环境驱使着我,我不得不将我剩下的几张照片寄给你,给你做为一个永远的纪念……我很感谢你对我用心的真诚,你说死也甘心情愿地等着我,这话将我的平日不灵的心竟感动了,我太惭愧,甚至感动得为你而流泪……我不敢随便的将你抛弃,我的心永远的印上了你对我的赤诚的烙印痕,至死也不会忘记你……
  我已感到的是我还能够为社会国家服务,一直让我咽下最后一口气方罢。这是我最后的希望……我的人生观里绝对没有苛刻的要求,是淡泊的,是平静而正直的。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尽我做国民的义务。
  耕手启
  六月一日九时第五十二号
  这应该是“耕”在战场上写的第五十二封信了。端庄的文体,使我猜想,“耕”会不会是一九四四年底毅然放下了学业、加入“十万青年十万军”去抗日的年轻人之一呢?
  那个“芳”,终其一生都没有收到这封信。
  离开于老先生的家,我又回到人民广场;那顶着苏联战机的纪念塔,在中午的时分显得特别高大,因为阳光直射,使你抬头也看不见塔的顶尖。我手上抓着几份旧报纸,报导的都是同一件新闻。二零零六年六月四日的报导——围城五十多年之后的事了:
  新文化报(本报讯)
  “每一锹下去,都会挖出泛黄的尸骨。挖了四天,怎么也有几千具!”二日清晨,很多市民围在长春市绿园区青龙路附近一处正在挖掘下水管道工地,亲眼目睹大量尸骨被挖出……
  成百成千的白骨,在长春热闹的马路和新建的高楼下面。人们围起来观看,老人跟老人窃窃私语,说,是的是的,一九四八年围城的时候……
  那个年轻的“耕”——他的尸骨,是否也埋在这满城新楼的下水道下面呢?
  解放军在十一月一日下午攻入沈阳。“大批大批徒手的国军,像一群绵羊似的,被赶入车站前剿匪总部军法处大厦内集中”。马路上到处是断了手脚、头上缠着肮脏渗血的绷带、皮肉绽开的伤口灌脓生蛆的国军伤兵。
  二十八岁的少校政治教官郭衣洞,后来的柏杨,也在沈阳,正准备开办《大东日报》。他看着大批的解放军兴高采烈地进城,穿着灰色棉军服,有的还是很年轻的女性,挤在卡车里,打开胸前的钮扣给怀里的婴儿喂奶。
  头几天,解放军对“蒋匪”采宽大政策,准许国军士兵“还乡生产”。于是柏杨穿上国军的军服,逃出沈阳。在山海关附近,看见一个国军,清澈的眼睛大大的,是新六军的少尉军官,断了一条腿,鲜血不断地往下流,双肩架在拐杖上,走一步,跌一步,跌了再挣扎撑起来走。是一个湖南人,对年轻的柏杨说,“我爬也要爬回家,家里还有我妈妈和妻子”。
  他,会不会是“耕”呢?

33,卖给八路军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解放军的士兵踩着大步进入沈阳。三年前苏军当众奸杀妇人的沈阳火车站前,几乎是同一个地点,现在地上有一个草席盖着的尸体,尸体旁地面上草草写着一片白色粉笔字:
  我是军校十七期毕业生,祖籍湖南,姓王,这次战役,我没有看见一个高级将领殉职,我相信杜聿明一直在东北,局面不会搞得如此糟。陈诚在沈阳,也不会弃城逃走。所以现在我要自杀,给沈阳市民看,给共产党看,国军中仍有忠烈之士。
  国军中,当然有“忠烈之士”。譬如说,抗日战争中几乎没有一场重大战役没有打过的“王牌将军”张灵甫,一九四七年被围困在山东临沂的孟良崮——是的,台北有临沂街,它跟济南路交叉。整编七十四师深陷于荒凉的石头山洞中,粮食断绝,滴水不存。美式的火炮钢管发烫,需水冷却,才能发射,士兵试图以自己的尿水来浇,但是严重脱水,人已经无尿。伤亡殆尽,在最后的时刻里,张灵甫给妻子写下诀别书,然后举枪自尽。
  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趋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以一弹饮诀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人民与部属。老父来京未见,痛极!望善待之。幼子望养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诀矣!
  三天三夜,国军三万两千人被歼灭,胜利的解放军也牺牲了一万两千人。炸烂的尸体残块黏乎乎散落在岩石上,土狼在山沟里等候。山东临沂孟良崮,又是一个尸横遍野、血流满谷的中国地名。
  最高统帅蒋介石是从战场上出身的,不是不知道士兵的艰苦。一九四八年一月他在日记中写着:
  入冬以来,每思念穷民之冻饿与前方官兵在冰天雪地中之苦斗恶战、耐冻忍痛、流血牺牲之惨状,殊为之寝食不安。若不努力精进,为期雪耻图强以报答受苦受难、为国为我之军民,其情何以慰先烈在天之灵而无忝此生耶。
  然后他习惯性地对自己鞭策:
  注意一,如何防止将士被俘而使之决心战死以为荣归也;二,匪之攻略中小城市、围困大都市,以达到其各个歼灭之要求的妄想,如何将之粉碎……
  我仍然坐在加州胡佛研究院的档案室里,看蒋介石日记。看着看着就忍不住叹息:何其矛盾的逻辑啊。为了“慰烈士在天之灵”的实践方式,竟然是要将士立志“战死”,争作“烈士”。这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相较之下,影响欧洲人的是罗马传下来的概念:战争,是为了制敌,当情势悬殊、敌不可制时,保全性命和实力,不是羞耻的事。太平洋战争在一九四一年爆发时,有多少盟军是整批投降的?新加坡只抵抗了一个礼拜,英澳联军司令官就带领着近十万官兵向日军缴械了。
  在沈阳火车站前自杀的军官,如此悲愤,难道不是因为,他看见得愈多,对自己的处境愈觉得无望?战场上的胜负,向来都仅只是战争胜败的一小部分而已,战场的背后,是整个国家和政府的结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法治的、教育的……这个绝望自杀的军官,一定也见到一九四八年的国军是卡在怎样的一个动弹不了、无可奈何的大结构里吧?
  看见苏联红军暴行的台湾人许长卿,从沈阳到天津去卖茶,有个姓孙的同学认为他有钱,就来跟他商量做一笔生意:许长卿出钱,孙同学靠关系去跟国防部申请成立一个三万人的兵团。拿国防部三万人的粮饷,事实上只要凑足一万人就可以,其它两万人的空额,国防部来检查时,到街上、火车站去招人头充当临时“兵”点点名就可以。这笔生意,可以净赚两万人的粮饷和军火。至于军火,可以拿去卖。
  “军火卖给谁?”许长卿问。
  孙同学想都不用想,就说,“卖给八路军。”

34,盛猪肉的碗
  十一月,在东北,在华北,都是下雪的天气了。徐州城外一片白气茫茫,城与城之间铺过的路面,被坦克辎重压得爆裂,凹凸不平;炮弹落下之处就是一个大坑洞,一辆吉普车可以整个没入。乡与乡之间的土路,千百万辆马车、牛车、独轮车轧过,路面被木轮犁出一道又一道的深沟;突起的泥块,迅速结冻以后变成尖峭的剃刀片,行军的人,穿着的鞋子被割破,脚肉被切开。
  沈阳被攻下之后四天,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徐蚌会战,解放军称为“淮海战役”,全面爆发。八十万国军,六十万解放军,在祖国的土地上,以炮火相轰,以刺刀肉搏。
  “徐州战场,”我问林精武,“你最记得什么?”
  林精武住在台北市的温州街,那一带,全是浙江的地名:永康街、丽水街、龙泉街、瑞安街、青田街。八十三岁的林精武有时候会走到巷口摊子去买水果,即使只是出去买个水果,他也会穿得整整齐齐,走路时,腰杆挺得很直。
  温州街的巷子小小的,有些大树,给巷子添上一种绿荫家园的感觉,林精武走在小巷里,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人家,从他身边走过的人,不会特别看他。
  除非你知道他走过什么样的岁月。
  林精武,是一个大时代的典型。十八岁,就自作主张离开了福建惠安的家,从军抗日去了,没想到日本人半年后就宣布战败,此后就是来自大江南北各省分的中国人自己的厮杀。讲到那尘封已久的过去,林精武有点激动,然后你看着他一点、一点地调整自己的情绪。
  印象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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