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伤五十”。心急如焚的五万市民涌进外滩一个角落申请存兑金银，推挤汹涌中，体力弱的，被踩在脚下。人潮散了以后，空荡荡的街上留下了破碎的眼镜、折断的雨伞、凌乱的衣服，还有孩子的孤伶伶的鞋。
南京和上海的码头上，最卑微和最伟大的、最俗艳和最苍凉的历史，一幕一幕开展。
上海码头。黄金装在木条箱里，总共三百七十五万两，在宪兵的武装戒备下，由挑夫一箱一箱送上军舰；挑夫，有人说，其实是海军假扮的。
南京码头。故宫的陶瓷字画、中央博物院的古物、中央图书馆的书籍、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的档案和搜藏，五千五百二十二个大箱，上船。
故宫的文物，一万多箱，运到台湾的，不到三分之一。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这一万多个油布包着的木箱铁箱就开始打包密封，已经在战火中逃亡了十几年。
柏杨
负责押送古物的那志良年年跟着古物箱子大江南北地跑，这一晚，躺在船上；工人回家了，码头静下来了，待发的船，机器发出嗡嗡声，很远的地方，不知哪个军营悠悠吹响了号声。长江的水，一波一波有韵律地刷洗着船舷，他看着南京的夜空，悲伤地想到：人的一生，能有多少岁月呢？
一月二十一日，北平的市民，包括柏杨、聂华苓、刘绍唐，守在收音机旁，听见播音员的宣布：“请听众十分钟后，听重要广播。”五分钟后，说，“请听众五分钟后，听重要广播。”第三次，“请听众一分钟后，听重要广播。”
傅作义守卫北平的国军，放下了武器。
十天后，解放军浩浩荡荡进城。街上满满的群众，夹道两旁。这群众，大多数是梁实秋笔下的“北平人”，也有很多溃散了的国军官兵。柏杨、聂华苓这样的人，冷冷地看着历史的舞台，心中充满不安。年轻的大学生却以“壶浆箪食，以迎王师”的青春喜悦欢迎解放，乘着还没来得及涂掉国徽的国军十轮大卡车，在解放军车队里放开喉咙唱歌。
突然有个国军少校军官冲出群众的行列，拦下卡车，一把抓住驾驶座上的两个大学生，边骂边泪流满面：“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大学生，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当我们在战地吃杂粮的时候，你们吃什么？雪白的大米、雪白的面粉、肥肉。可是，你们整天游行，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饿吗？八路军进城那一天起，你们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饥饿，今天还这个样子忘恩负义，上天会报应的，不要认为会放过你们。”
后来在台湾参与了雷震的《自由中国》创刊的聂华玲，刚刚结婚，她窜改了路条上的地名，和新婚丈夫打扮成小生意人夫妻，把大学毕业文凭藏在镜子背面，跟着逃亡的人流，徒步离开了北平。
刘绍唐
后来独创了《传记文学》以一人之力保存一国之史的刘绍唐，刚好在北京大学修课，被迫参军，看了改朝换代之后第一场晚会戏剧。美貌的女主角是一个努力设法改造自己的女兵，穿着一身列宁装。一个诗人爱上了她，她也回报以无法克制的热吻，但是当诗人用最深情缠绵的语言向她求婚时，她突然倒退两步，毅然决然拔出枪来，打死了这个诗人，剧终。这是她为了思想的纯正而拔枪打死的第四十一个求爱者。剧本是个俄文改编剧，剧名叫做“第四十一”。
已经成了正式“解放军”、穿着军装的刘绍唐，一年以后，制作了假护照，不断换车、换装，像间谍片的情节般，一路惊险逃亡到香港。
这时候，后来成为《中国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的傅建中，是个上海的初中生。北平“解放”以后四个月，在上海的街头看着解放军进城。各种节日的庆典，学生被动员上街游行、唱歌、呼口号，他睁着懵懵懂懂的大眼睛，觉得很兴奋，摇着旗子走在行列里。
七岁的董阳孜——没人猜到她将来会变成个大书法家，也在上海读小学，开始和其它小朋友一起学着扭秧歌，“嗦啦嗦啦多啦多”，六十年后她还会唱。比她稍大几岁的姊姊，很快就在脖子系上了红领巾，放学回到家中，开始热切而认真地对七岁的阳孜讲解共产主义新中国。有一天，姊姊把她拉到一边严肃地告诫：“如果有一天妈妈要带你走，你一定不要走；你要留下来为新中国奋斗。”
董阳孜
国民党的飞机来轰炸上海的工厂和军事设施的时候，阳孜的妈妈被低空飞机打下来的机关枪射中，必须截肢，成了一个断了腿的女人。即便如此，两年后，这行动艰难的年轻母亲，还是带着阳孜和小弟，逃离了上海。
在上海火车站，系着红领巾的姊姊，追到月台上，气冲冲地瞪着火车里的妈妈和弟妹。
“我到今天都还记得姊姊在月台上那个表情，”阳孜说，“对我们的‘背叛’，她非常生气。”
张爱玲，用她黑狐狸绿眼睛的洞察力，看了上海两年，把土改、三反、五反全看在心里，就在阳孜被妈妈带上火车的同一个时候，也悄悄出走，进入香港。
那都是后来了。当林精武逃出徐蚌会战的地狱，在雪地里拖着他被子弹射穿而流血的脚，一步一跳五百公里的时候，上海的码头，人山人海。很多人露宿，等船。船来了，很多人上不了船，很多人在拥挤中掉进海里。
有些上了去的，却到不了彼岸。
悲惨的一九四八年整个过去了。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除夕的前一夜，冷得刺骨，天刚黑，太平轮驶出了黄浦港。淞沪警备司令部已经宣布海上戒严，禁止船只夜间行驶，太平轮于是熄灯夜行，避开检查。十一点四十五分，太平轮和满载煤与木材的建元轮在舟山群岛附近相撞，十五分钟后沉没。随船没入海底的，有中央银行的文件一千三百一十七箱、华南纱厂的机器、胜丰内衣厂的设备、东南日报的全套印刷器材、白报纸和数据一百多吨。当然，还有九百三十二个人。
傅建中
少数的幸存者闭起眼睛回想时，还记得，在恶浪涛天的某一个惊恐的剎那，瞥见包在手帕里的黄金从倾斜的甲板滑落。一个母亲用双手紧紧环住她幼小的四个孩子。
一九四九年，像一只突然出现在窗口的黑猫，带着深不可测又无所谓的眼神，淡淡地望着你，就在那没有花盆的、暗暗的窗台上，软绵无声地坐了下来，轮廓溶入黑夜，看不清楚后面是什么。
后面，其实早有埋得极深的因。
第五部 我磨破了的草鞋
37，上海的早晨
其实不是八月十五日，是八月十一日。
这一天清早，二十七岁的堀田善卫照常走出家门，却看见一件怪事：上海的街头，竟然出现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这里一幅、那里一幅，从层层迭迭高高矮矮的楼顶上冒出来，旗布在风里虎虎飞舞。
“今天什么日子？”他对自己说，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自从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日本全面占领了这个城市以来，这样的旗子是早就消失了。而且，这旗子还没有汪精卫南京政府旗子上必有的那四个字：“反共建国”。它是正统的青天白日满地红。
“这是怎么回事？”
才从日本来上海半年，堀田对政治还不十分敏感。在日本统治的上海街头出现那么多青天白日的旗子代表什么意思，也没太多想，只是看到旗子时，“重庆”两个字在他脑海里模糊地溜转了一下，马上被其它念头所覆盖。但是，拐个弯走出小巷走进了大马路，他呆住了。
大街两旁的建筑，即使一排排梧桐树的阔叶在八月还一片浓密，他仍然清清楚楚地看见一片密密麻麻的标语，大剌剌地贴在参差斑驳的墙面上和柱子上。字，有的粗犷，有的笨拙，可是每一张标语都显得那么斩钉截铁，完全像揭竿而起的宣战和起义，怎么看，怎么显眼：
八年埋头苦干，一朝扬眉吐气！
庆祝抗战胜利，拥护最高领袖！
还我河山！河山重光！
实现全国统一，完成建国大业！
一切奸逆分子，扑杀之！欢迎我军收复上海！
国父含笑，见众于九泉实施宪政，提高工人的地位！
先烈精神不死，造成一等强国！
自立更生，庆祝胜利！
提高民众意识，安定劳工生活！
堀田善卫停止了脚步，鼻尖闻到上海弄堂特有的带着隔宿的黏腻又有点人的体温的生活气味。他看见一条旧旧的大红花棉被晾在两株梧桐树之间，一只黄色的小猫正弓着身体从垂着的棉被下悄悄走过——就那么一瞬之间像触电一样，忽然明白了。
堀田善卫日后写了《上海日记》，回忆这安安静静却石破天惊的一个上海的早晨：“八月十日夜半，同盟通讯社的海外广播播放了日本承诺接受波茨坦公告，监听到这一广播的莫斯科广播电台，则动员了其在海外广播的全部电波，播送了这条消息。而收听到这条消息的上海地下抗日组织便立即采取行动，将这些标语张贴了出来。”
在无数亢奋高昂的标语中，他突然瞥见这么一条，粉色的底，黛色的墨，贴在一户普通石库门的大门上：
茫然慨既往，默坐慎将来。
灰色的两扇门是紧闭的，对联的字，看起来墨色新润，好像一盏热茶，人才刚走。
堀田心中深深震动：“我对这个国家和这个城市的底蕴之深不可测，感觉到了恐惧。而且这些标语是早已印刷完毕了的，我对地下组织的这种准备之周到，深感愕然不已。”
在山城重庆，蒋介石在前一天晚上，已经知道了这山河为之摇动的消息。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的日记，笔迹沈静，墨迹均匀，完全没有激动的痕迹：
【雪耻】……正八时许，忽闻永精中学美军总部一阵欢呼声，继之以爆竹声。余闻甚震，“如此嘈杂实何事？”彼答曰：“听说什么敌人投降了。”余命再探，则正式报告，各方消息不断报来，乃知日本政府除其天皇尊严保持以外，其皆照中美苏柏林公报条件投降以（矣）。
这个人，一生写了五十七年的日记，没有一天放下；即使在杀戮场上冲锋陷阵、声嘶力竭，一从前线下阵，侍卫就看见他在夜灯下拾起毛笔，低头写日记。写日记，是他炼狱中的独自修行，是他密室中的自我疗伤。十年如一日，二十年如一日，三十年如一日，四十年如一日，五十年如一日。
但是，白水黑山备尽艰辛之后，苦苦等候的时刻真的到来，却竟也只是一张薄薄纸上四行淡墨而已。
38，甲板上晴空万里
九月二日是九月第一个星期天。全世界的眼光投射在东京湾。
五万七千五百吨的密苏里舰，参与过硫磺岛和冲绳岛的浴血战役，这一天却是和平的舞台。舞台上固定的“道具”，是舰上闪亮慑人的十六管鱼叉飞弹，还有突然间呼啸升空、威风凛凛的战斗机群。
美国电视播报员用高亢激越的声调报导这伟大的、历史的一刻，配上“澎巴澎巴”铜管齐发的爱国军乐，令人情绪澎湃。
麦克阿瑟高大的身形显得潇洒自在，盟军各国将领站立在他身后，一字排开，不说话也显得气势逼人。面对面的日本代表团只有十一人，人少，彷佛缩聚在甲板上，无比孤寒。首席代表外交部长重光葵穿着黑色的长燕尾礼服，戴着高耸的礼帽和雪白的长手套，持着绅士拐杖。拐杖是他欧式礼服的必要配件，却也是他伤残肉体的支柱所需。十三年前的四月二十九日，重光葵在上海虹口被抗日志士炸断了一条腿，此后一生以义肢行走。
战败国的代表，瘸着一只腿，在众目睽睽下一拐一拐走向投降签署桌，他一言不发，签了字，就往回走。
站在重光葵身边那个一身军装的人，来得不甘不愿。他是主张战到最后一兵一卒的人：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以威逼之势强逼何应钦签下“梅何协定”控制华北的是他；发动“三光”作战——对中国的村落杀光、烧光、抢光的，是他；核准创建“七三一”部队制造细菌武器的，是他。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时，梅津曾经庄严地发誓：“今后将愈加粉骨碎身以报皇恩于万一。”
此刻天上晴空万里，舰上的气氛却十分紧绷。站着坐着围观的人很多，但是每个人都神情严整；血流得太多的历史，记忆太新，有一种内在的肃杀的重量，压得你屏息静气，不敢作声。站在甲板上面对面的双方，胜利的一边，只做了三分钟相当克制的讲话，输掉的一边，彻底沉默，一言不发。在那甲板上，两边的人，眼光避免交视，心里其实都明白一件事：很快，签署桌这一边的人将成为对面那堆人的审判者。
国际军事法庭所有的筹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