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京—赫图阿拉，以便防守大本营。
此时，明朝四路大军的最高统帅部并没有随着部队的前进而前移，最高统帅留在沈阳，在那个遥远的地方指挥协调大军行动。导致四路大军之间既不能互相联系，更不能协调行动。当时，努尔哈赤的全部主力部队都在战场上，兴京—赫图阿拉的大本营里只有不到四千兵马在守卫。在杜松、马林与努尔哈赤苦斗时，刘纟廷和李如柏若能够对赫图阿拉发起攻击的话，后来的结果如何就很难说了。结果，直到三月二日夜里，杜松与马林两路大军已经全军覆灭了，刘纟廷和李如柏还完全不知道友邻部队的命运，他们还在各自的位置上，安心等待攻城的信号——炮声呢。
三月三日，努尔哈赤下令杀牛宰羊犒劳部队。
三月四日午时，经过一昼夜休整后集结起来的八旗军，与刘纟廷部在赫图阿拉城外的阿布达里山冈上展开激战。战斗持续了一个下午和整个夜晚，到第二天凌晨，即三月五日早晨，刘纟廷及其部下将士大部战死。跟在明军后面的朝鲜部队，则在目睹明军全军覆灭的惨状后，放下武器，全军投降了努尔哈赤。
而李如柏则停留在虎栏。他既没有到达指定位置，没有按照炮声的信号前去攻城，也不去支援苦战中的刘纟廷，他只是停留在虎栏，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想干什么。有一种说法，说是从努尔哈赤向明军发起第一波攻击时开始，挡在李如柏大军前面的，就只有二十名努尔哈赤的骑兵。而率领数万大军的李如柏始终没有突破这二十个骑兵组成的防线，始终没有前往赫图阿拉城下，直到从最高统帅那儿接到撤军的命令为止。而努尔哈赤似乎也从来没有准备要攻击李如柏，只是在李如柏撤退时，象征性地追杀了一回。双方默契的程度之高，实在不能不令人怀疑其中必有蹊跷。
战场上实际发生的状况也印证了誓师大会上不好的预感：冷兵器时代，头盔的作用可能比今天的钢盔要大得多。有记载说，有一路大军主帅是一位凶猛的著名战将，谁知，他从兵器库中领到的头盔已经锈蚀，结果，激战中，被敌军一箭洞穿。一路大军主帅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当即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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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真的开始了（10）
这就是在晚明前清历史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萨尔浒大会战。
战后，明清双方的战略态势完全逆转。努尔哈赤占据了战略主动地位，大明帝国进入全面防守。
就此，不再需要更高一点儿智商，普天下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战争真的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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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取广宁（1）
公元1622年即大明天启二年、后金天命七年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出兵进逼大明辽东总兵府所在地广宁，即今日辽宁省北镇市所在地。
人们习惯上认为，萨尔浒之战导致了大明帝国与后金之间战略态势的完全逆转。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战后，努尔哈赤打开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得到了一切可能中他想要的最好结果，完全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八旗铁骑如狂飙般横扫辽左，天下为之震撼。
大明帝国从此处于艰辛的堵截防守之中。
而帝国最高决策层的混乱，则在这场战争之后变得更加严重。
与前线战事比较起来，他们更看重权力争斗中的利益格局。是否对国家有利，变得不再重要，是非、对错于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排除在决策者们的考虑之外。怎样做对自己更有利，是否是自己人，日益成为他们进行重大国是判断和决策时最为优先考量的指标。
这种情形，势必使战争最前线的艰辛变得更加苦不堪言，常常使这个民族中最优秀分子的数年心血，在一念之间或者一夜之间毁于一旦。
翻检中国历史，我们知道，这已经是常见的、典型的乱世之征兆。
如果说，萨尔浒大战对于辽东局势具有重大影响的话，那么，广宁失守，对于双方民心士气的影响，可能更加深远。熊廷弼就是这种情势的第一个牺牲者。
公元1619年即大明万历四十七年三月，萨尔浒之战结束。二十三日，朝廷起复在湖北江夏老家罢职闲居的前御史熊廷弼为大理寺左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辽东。这个职位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最高法院院长助理兼中纪委委员，再以中央政府代表的名义，巡视辽东。
熊廷弼接到任命，立即以日夜二百里的速度，星夜兼程赶赴北京。谁知，赶到北京后却没人理他，把他晾在驿馆，就是政府招待所里，一呆就是两个多月。原因是，此时的皇帝又缩回深宫，不大理会外面无奈的世界了。
六月十日，经过三个月休整的努尔哈赤，开始实施“速取开铁，进逼辽沈”方略，率四万八旗精兵，昼伏夜行，奇袭明、蒙、满物资集散地与战略要冲开原。他们五个夜晚驰驱三百里，于十六日凌晨突袭攻城，中午时分，开原城陷。总兵、副将、参将、守备等全部阵亡，八千守军中五千战死，其余三千人成为战俘，被努尔哈赤下令全部杀死。三日内，开原所属城堡尽数失陷。
败报于六月二十一日传至北京，二十二日，万历皇帝下诏任命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经略一职，又称督师，始设于万历年间。其地位、权力高于总督与巡抚。我们知道，总督相当于今天的大军区司令，巡抚相当于今天的省委书记；经略高于他们，是执行国家级战略任务的超级方面大员，全部由文人担任。熊廷弼的这个职位，大体上可以类比为今天以国防部副部长兼中纪委常委的头衔，兼任沈阳军区司令员。
七月七日，熊廷弼带着皇帝赐给的尚方宝剑，“独赴艰危”，奔向辽东。
七月二十三日，来到山海关后，他得到的第一个消息是，努尔哈赤已率重兵移师铁岭。
七月二十五日凌晨，夜袭而来的五万八旗兵马在努尔哈赤指挥下，猛攻铁岭，明军一员参将开城投降，其余将士大部战死。
熊廷弼出关后，面临异常险恶的局势。他以霹雳手段斩杀临阵脱逃与克扣军饷的将领，弹劾不称职的边关大吏，招抚流移，力图重振民心士气。几个月中，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
此时，努尔哈赤趁着熊廷弼整治混乱、无暇顾及的机会，突然发兵攻打叶赫部。
这叶赫部就是曾经出过美女东哥、后来出了个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的那个部族。长期以来，在与努尔哈赤分庭抗礼的女真部落中，叶赫部可能是实力最为强大的一支，并得到了明军的全力支持。明军在协助叶赫部防卫时，甚至将视为秘密武器的火炮都部署在叶赫城上。致使此役中，努尔哈赤所部伤亡惨重。这是一次殊死战，双方加上协防的明军全部进行了拼死搏斗。最后，叶赫部落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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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取广宁（2）
此次战役中，在一位游击将军带领下协助防卫的一千名明军将士，除战死者外，其余被俘者全部被努尔哈赤下令杀死，无一生还。
叶赫部的覆灭，促使熊廷弼加紧了辽沈防务。史书记载说，熊廷弼曾经两次派人到沈阳、抚顺一带了解敌情，这二位一个吓得没到沈阳就跑了回来，另一位则大哭着根本不敢去。于是，一个冬日的深夜，熊廷弼于雪夜奔赴抚顺关，去做近敌侦察。左右将领怕出意外，坚决劝阻。熊廷弼笑道：这种冰天雪地，他们不会想到辽东经略敢只身前往。遂轻骑而去。在抚顺关口，他看到努尔哈赤以木石堵绝山口，便笑着对身边的亲兵说，看来努尔哈赤也有畏惧之处，这是怕我出兵奇袭呀。
熊廷弼没有想到，恰在此时，努尔哈赤已经派人携带友好结盟的“誓书”，前往蒙古部落缔结同盟条约去了。此举意义重大，一举将联明反后金的蒙古喀尔喀五部转为联后金反明，在一段时间内解除了来自西北方向侧后翼蒙古部落的威胁。翻开历史地图集，我们就会发现，事实上，从拿下叶赫，到安抚蒙古，努尔哈赤已经形成了对于大明帝国辽东控制区域的战略包围态势。他收敛兵势，开始静静地等待时机。
此时，熊廷弼在辽沈一线苦心经营，构筑起了相当坚强的防御体系。他希望站稳脚跟，再图进取。然而，北京城中发生的剧变，使他一年多的呕心沥血全部化为泡影。
公元1620年即大明万历四十八年。大明在位时间最久的万历皇帝朱翊钧，终于度过了他那漫长的四十八年皇帝生涯，走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位皇帝在最后一年里，有两件事情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其一，他死死把住皇宫中堆积如山的金银不放，在前两年已经加征过赋税的基础上，于本年三月，下令每亩地再次加征赋税。
其二，如今，皇帝早已恢复了对全国文书报告不理不睬不批复的状态。帝国文武百官再次有如被爹娘抛弃的孩子，陷入孤苦伶仃之中。数十位文武大臣忍无可忍，在吏部尚书——相当于今天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带领下，来到文华殿，跪在地上，坚决请求皇帝接见群臣，以便商讨国是。皇帝以同样坚决的态度命人告诉他们：天子身体不舒服，速速退下。其中一位大臣痛苦万状地致书皇上说，等到努尔哈赤率领他的骑兵来敲门时，皇帝难道也准备以身体不舒服答之吗？皇上很宽厚，没有计较这厮的出言不逊。
随后，四月一日，首席大学士——相当于内阁总理大臣——方从哲请求皇帝召见，亦被拒绝。初九日，孤独的方从哲大学士万般无奈，来到皇宫思善门前放声大哭，皇帝这才允许他晋见。据说，在谈到辽东局势时，皇帝闭上双眼，只说了一句“辽东患在文武不和”。（《国榷》卷八十三，万历四十八年四月丙辰。）
我们的皇帝所言，真的称得上是切中时弊的至理名言。可惜，说完就没有下文了。并且，这句话一语成谶，魔鬼般预示了熊廷弼的命运。
努尔哈赤则按兵不动，等待着时局的变化。这一变化，很快就让他等到了。
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龙驭宾天。八月初一日，皇太子朱常洛即皇帝位。这位朱常洛当太子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是位不幸的太子；好不容易煎熬着当上皇帝后，内外交困、病体支离，是位不幸的皇帝。明朝后期的所谓“四大疑案”——妖书、梃击、红丸、移宫四案，全部与这位皇帝有关。他后来之所以在历史上名气很大，除了这四大疑案惹人关注外，还有一个原因仅仅是因为他在皇帝的宝座上只坐了整整一个月，三十八岁时便患病死去，遂成为著名的“一月天子”。
到九月一日，四十天之内，大明帝国连续死了两个皇帝，帝国政治秩序陷入混乱。终于，九月初六日，十六岁的皇长子朱由校登上了皇帝位，成为大明朝历史上唯一一位不识字的文盲皇帝。据说，在他登基时，陕西巡抚——相当于今天的省委书记——欣喜地报告说，浑浊的黄河水已经连续五日变清。古人云：圣人出，黄河清。于是，全国军民共同庆贺，欢呼自己得到了一位“太平有道天子”。
夺取广宁（3）
熊廷弼的日子，并没有因为黄河连续五日变清而好过起来，相反，却日益艰难。两年前的一段话，成了他今日的真实写照：“将多而难调，兵弱而难用，饷久而难继，贼狡而难制，地险而难攻，助寡而难恃。”（《明神宗实录》，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乙未。）这些，尽管都是实情，熊廷弼却还能对付，令他切齿痛恨并痛苦的是来自朝中同事们的猛烈攻击。
平心而论，熊廷弼和所有人一样，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从史书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此公脾气火暴，性情刚愎自用，盛气凌人，见到看不惯的人和事立马便破口大骂。显然，这种人在我国官场上的人际关系恐怕不会太好，史书也谈到“朝士多厌恶之”。但熊廷弼有大才干，史称“有盖世才”，特别是对辽东局势具有准确的洞察力与判断力，且身体力行不畏劳苦，具有极强的执行力，为国事不惜赴汤蹈火。这种性情的人，若是生在李世民的时代，大约能够成为凌烟阁上的千古名臣。可惜，他偏偏生在了穷途末路的大明晚期。于是，就成了敌对者眼中最好的靶子。
当时，大明帝国朝堂之上，党争剧烈。叫得上名目的就有山东人为首的“齐党”，浙江人为首的“浙党”，湖北人为首的“楚党”，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东林党”。这些党派，今日联手，明天反目，党同伐异，纵横捭阖。不久后，更有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加入战团，令大明晚期的帝国政治舞台十分好看。
如今，朝中大权基本掌握在东林党人手中，史称“众正盈朝”，意思是朝堂之上满是正人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