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籍中，我们可以读到不少皇太极“料敌制胜，用兵如神”的记载，应该说，此种评价不算过分的溢美之词。事实上，不仅仅伐谋伐智，皇太极伐勇伐力，相当勇猛地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也颇为引人注目。以至于后来努尔哈赤担心他在战阵中发生意外，阻止他到战场上去冲杀。而皇太极本人也很快成为努尔哈赤最为倚重的将领之一。
沈阳攻防战号称辽东开战以来的“第一血战”，双方搏杀得异常惨烈。激战中，明军的大炮因发射频次太高，导致炮管过热，以至于装药即喷，无法发射。后金军也是死伤惨重，“却而复前，如是者三”——再三再四地溃退后，又冲上来。最后，在浑河边上，一员后金军将领面对众寡悬殊的明军不敢再战，向后溃逃。皇太极立即率骑兵迎头冲击，结果，竟然将兵力占有绝对优势的明军冲垮。史书中不止一次谈到，皇太极曾数次在战场形势危急的关键时刻，不顾死活地率队投入战场，从而扭转了战局。
在宁锦保卫战中，面对袁崇焕凭坚城、用大炮一策，皇太极一筹莫展，指挥了一次极为窝囊的战役，遭遇了不小的尴尬。除此之外，在三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中，我们在历史记载里几乎找不到皇太极其他军事上的失误或者失败。
从各种史料、实录中，我们会注意到一个醒目的现象，皇太极讲起话来特别平实。用今天的语言描述，就是他比较注重摆事实讲道理，绝少粉饰浮夸、装腔作势。一个特别刺眼的对比是，这种东西在同时期大明朝的官方文件中几乎比比皆是。在明清之间的最后一次大决战——松锦会战中，洪承畴统帅十三万大军，稳健持重，前线清军连连败绩，情势危殆。鉴于明军兵势浩大，皇太极麾下的高级将领们一再劝他缓行。皇太极笑着说：“我只担心他们听说我来了会潜师逃遁。他们要是不跑，我将破之如摧枯拉朽。”（《清史稿》本纪三，太宗本纪二。）这话听上去让人很不舒服，怎么看都颇有点自吹自擂的嫌疑。偏偏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了皇太极没有吹牛皮。
在同时代的诸般人物中，说皇太极的军事才华远在其他人之上，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当时，有两位朝鲜观察家，一位认为代善只是“寻常一庸夫耳”（《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一百六十九）；另一位则认为皇太极“勇力绝伦”（李民寏《建州闻见录》），他们的观察不会是没有道理的。
在铁与血的搏杀中，一次次战胜对手，是古今中外英雄们建功立业的途径，为此，他们时常会在民众中形成巨大的威望。这是人类的悲剧，却也是人类的现实。因此，将皇太极受众人推举继承了后金汗位，理解为是这种英雄业绩的逻辑后果，似乎不会比在这个问题上的那些“阴谋说”之类更远离事实。诚如鲁迅先生所言：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先生的这番话，若用在皇太极身上，似乎颇为恰当。仔细翻检史料，我们几乎找不到任何稍微坚强一点的证据，足以证明皇太极是通过阴谋手段拿下的汗位。就是在辛亥革命前后，排满、仇满情绪空前高涨，也鲜见此种臆测。这多少令人感觉到了些许欣慰。想想看，今天的史家，大多倾向于同意这样一个看法，多尔衮之所以能够进据中原，并建立了大清帝国的稳固统治，是因为皇太极在十七年执政生涯中打下了根基。即本章开篇引用的《清史稿》所言：“盖帝之诒谋远矣。”如果皇太极仅凭借阴狠狡诈，便创下偌大一份功业，岂不令人眼前一片漆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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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在权力的祭坛上（4）
事实上，这里已经涉及到了皇太极的为人品格和政治品格问题。
女真人的渔猎习俗，涉及到了关乎生存的根本经济利益，因此，有着十分严格的禁忌。这种禁忌类似军纪或法律，简单、严厉而有效率。许多书籍都谈到，女真人射猎时，很像行军打仗，众人推举出的箭主——牛录额真——具有绝对权威，甚至可以处死违犯了行猎纪律的部族成员。在他们的行猎纪律中，包括必须听从牛录额真指挥，不许乱说乱动，不准擅自离开指定的位置，不准断围，不准践踏庄田，不准砍伐山林，不准把别人射杀的猎物占为己有，不准把自己射杀的野兽故意让给别人等等。
违犯了这些纪律的人，可能要付出严重的代价，远不仅仅是名誉扫地而已。这种习俗显然十分有助于培养一个人的纪律观念、忠于职守、合作精神和忠诚老实的品质。由此稍微展开一下联想就可以发现，这里，培养出来的根本就是一个优秀的战士。两百年以后，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西风日盛。有报道说，当西方人准备前往大清国做生意时，曾经到过那里的前辈们会忠告他们：到了中国之后，最好和满族人来往。因为，比较起来，他们更诚实守信。
公元1639年，即大明崇祯十二年、大清崇德四年八月，已经进入晚年，来日无多的皇太极很感慨地和臣子们回忆往事：“从小跟随太祖出猎，我从来没有把别人猎获的野兽占为己有，军中获胜后的战利品，我也从来没有私自留下过一件什么东西中饱私囊。因为我存心正直，所以才能获得上天的眷顾。”（《清太宗实录》卷四十八）
假如在十数年漫长岁月里，皇太极处心积虑干下了那些谋兄弑母、夺弟权位的事情，如今又说出这样一番话来的话，他就是古往今来排名第一的大坏蛋；那些十年前推举他走上后金汗位、十年后又拥戴他坐上大清帝位、两百多年后再用“圣矣哉”来赞叹他的人们，就是一群地地道道的白痴。
常识告诉我们，这可能不是事实。
《清史稿》在介绍皇太极的爱好时写到，皇太极“性耽典籍，谘览弗倦”。就是说，此人在频繁的征战厮杀之余，很是喜欢读书，经常沉溺于古今典籍之中，孜孜不倦地探讨和阅读。从实录记载中可以看到，皇太极经常以古论今，可以准确引用我国古代典籍中记载的事例。譬如，他很喜欢用古代名将爱兵如子的故事教育那些贝勒们，对于战国时期那位为士兵吮疮的将军、对于汉代那位于艰难困苦之中不肯独享美酒，将之倒进河里与士兵共享的大将军的故事，皇太极似乎特别津津乐道。（《清太宗实录》卷八；《满文老档》，太宗卷二十三。）
在关于皇太极的历史记载中，提到他学习历史、谈论历史的地方可能有近百处。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我国历史涉猎的范围极其广泛，从远古的唐尧、虞舜，到唐、宋、元、明都广泛阅读，且每每有精彩中肯的见解，这在我国历史上的所有帝王中亦属少见。在三百多年前，他就曾经很中肯地指出，汉文史书，有太多的粉饰之词，这些浮夸实在没有什么益处（《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三）。这种情形，或许可以部分地说明，皇太极为什么会被后代史家赞叹为“圣矣哉”了。
做了汗王后，有一次，他信步走进文馆，看到一个官员正在伏案工作，便问他在做什么。那位官员回答，正在整理汗王的实录。皇太极马上说：“这是史官的工作，我不适宜观看。”随即按规定退了出去（《清太宗实录》卷八）。
在当时，汉文汉语对于皇太极来说，是一门真正的外语和异质文化，而翻译事业又远不及今日发达。这也就难怪后代史家会认为，皇太极是一位“聪睿绝伦”的人。（《清史稿》本纪二，太宗本纪一。）
这样的文武全才，如果不是绝无仅有的话，在当时的贝勒老爷里也至少不是特别多见。这种情形，可能使皇太极自我感觉良好，从而有些傲慢而不讨人喜欢。或者也可能是因为喜欢读书的缘故，使他显得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特别是与阿敏、莽古尔泰、阿济格这些粗野的武夫站在一起时，想必会有鹤立鸡群之感。
皇太极：在权力的祭坛上（5）
有一次，努尔哈赤说了很长一段话，训诫皇太极：你是贤人，就应该什么事情都做得恰如其分，宽以待人，让兄弟们生出敬爱之心。但你却独善其身，放纵诸兄弟任意行事，这是很不对的。你想当汗王吗？你退朝时先送送你的哥哥，那么你哥哥们的子弟必定会回报你，送你到家。现在，你不送哥哥，而你哥哥的孩子送你，你都默然接受。这样行事，是贤明的表现吗？为此，已经引起你弟兄德格类、济尔哈朗、侄子岳托等人的不满，说你做得过分。这虽然是谗言，但也不能说你贤明。努尔哈赤很动感情地说：“你是我的嫡妻所生，我很喜爱你。可你不能为此就自以为了不起。你这样想，是何等愚昧无知呵。”史书记载说，动情处，努尔哈赤老泪纵横。（《满文老档》，太祖卷五十四。）
这件事情看起来并不大，其中透露出的大量信息却颇耐人寻味。
此事发生在公元1623年，也就是大明天启三年、后金天命八年六月。三年后，努尔哈赤就死了，皇太极被众人推举继位。推举者中，偏偏是岳托兄弟表现最力。从史书记载中判断，济尔哈朗、岳托、萨哈廉文武双全，能征善战，属于最受皇太极信任的高级将领一类，在未来的岁月中曾经屡屡被委以重任。不知是皇太极改正了自己过分的举止，还是他们本来就心有灵犀、同气相求。
皇太极继承汗位之前，情形大体如此。他做了汗王后，情况变得异常复杂，特别是在皇太极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四大贝勒的关系上。
按照八大贝勒共理国政的制度，皇太极登上汗位之后，与其他和硕贝勒之间并没有君臣之别，在理论上讲，他们的身份是平起平坐、平等共处的，在举行朝会、各种###和重大典礼时，四大贝勒并肩而坐，共同接受大家的叩拜。在元旦大典时，皇太极还要率领众兄弟子侄们向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人行拜贺大礼。有证据显示，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在这种制度原则下，大体上维持了一种均衡的态势。随着形势的发展，皇太极威权日重，最后，平衡终于被打破。
链条首先是在二贝勒阿敏身上被打断的。事情发生在皇太极继位为汗王后的第四个年头。
阿敏是皇太极的堂哥。努尔哈赤将弟弟舒尔哈齐杀死后，让阿敏继承了父亲舒尔哈齐留下的大部分遗产。因此，阿敏死心塌地地追随努尔哈赤东征西讨，所立战功颇多，一直是努尔哈赤最重要的战将之一。大约属于那种凶猛、不怕死，很能打仗，却也十分粗野横暴一流人物。在推举皇太极为汗的问题上，他表现得很痛快。谁知，皇太极刚刚继位不久，这位阿敏就要求皇太极同意他“出居外藩”，就是打算自己自成一国的意思。皇太极断然拒绝。由此，皇太极对阿敏心生不满。（王先谦《东华录》，崇德四年八月。）
皇太极第一次率军袭扰北京时，可能有在反方向上打通山海关进军之路的意图，因此，攻克永平、滦州、迁安、遵化四城之后，便命留守沈阳的阿敏率兵前去驻防。当时，皇太极安置了这些城市归降的官民，并严厉约束诸王贝勒，不许对这些人加以侵害，以便在关内汉族地区扩大政治影响，违者将要从严治罪。
不料，阿敏根本不以为意。他一到永平，就对部下说：“既然已经拿下城池了，为什么不屠其民？我既然到这儿了，就不会让你们空手而归。”当时，正值孙承宗率领明军实施大反攻之际，这厮既不组织抵抗，也不支援友邻部队，而是下令屠城，将已经归降的所有汉官与永平即今天河北省卢龙与迁安两城百姓全部杀死，将所有财物掳掠一空，然后，一溜烟跑回了沈阳。
这场血流成河的屠杀，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此后，大凌河、锦州等地军民宁愿战死、饿死也不投降，与此次屠城有直接关系。
皇太极收到明军反攻的军报后，立即派遣部队紧急赴援。随后，便传来阿敏弃城逃归的消息。皇太极大惊，勒令阿敏驻屯于城外十五里处，不许进入沈阳城，并责问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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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在权力的祭坛上（6）
三天后，公元1630年，即大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六月七日，皇太极召集所有贝勒大臣，一口气宣布了阿敏十六条大罪。实事求是地说，阿敏这厮的确有他自己的取死之道，咎由自取的味道很重，并不值得同情。永平屠城并弃守后，有资料说，该城之中血流有声，这阿敏实属罪该万死。其他那些罪名，也显然背离了推举皇太极继位时他本人亲口立下的誓约。因此，细细考究起来，虽然不无欲加之罪的嫌疑，譬如，其中指斥阿敏轻视皇太极、有不轨之心的罪名达十一条之多，叫人无法完全心服口服，但毕竟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