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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张纪恩和张越霞一起住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提到的上海永安里135号中共中央机关。张纪恩和张越霞本来就两意相投，这时干脆结婚，成了正式的夫妻，组成了真正的小家庭。他俩到上海四川路一家照相馆拍了结婚照。张越霞负责油印文件、内部交通以及警戒等工作。那时，从事地下工作没有工资，只有生活费，张纪恩每月十五枚银元，而张越霞为五枚银元。
张纪恩回忆说，这个中共中央秘密机关，陈独秀住过，周恩来也住过。
后来，他和张越霞搬到上海浙江路清河坊住“机关”。这个“机关”，楼下开了个杂货铺。如前文所说，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写及“这个铺子原来是邓小平开的”，而楼上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地方。平时，张纪恩和张越霞就以杂货铺老板和老板娘的身份住在这座楼里。小杂货铺，卖香烟、草纸之类。另外，小杂货铺还是一家“兑换店”，即把银元兑换成铜板。
一位特殊的历史老人（3）
小杂货店的真正的老板姓倪。张纪恩认识老板的弟弟倪忧人。倪忧人是中共地下党员，印刷工人，在上海书店工作。
张纪恩记得，这个“机关”对面，是土耳其按摩院——是指采用土耳其式按摩，并非土耳其人所开。“机关”后面是清河旅馆，抽鸦片的人常到这个旅馆里来。巡捕甚至还到这家旅馆里抓过强盗。中共中央的“机关”隐蔽在这样的地方，为的是不惹人注意。
张纪恩记得，李立三常来。那时，李立三很激动地在主张实行暴动。蔡和森那时则常咳嗽，后来发现患了肺结核。
在那样紧张的年月，面对特务的跟踪和追捕，中共中央的“机关”不断地搬迁。据张纪恩回忆，三年间，他和张越霞在上海大约住过十个不同的地方。所幸那时上海租房很方便，只要付房租，到处有房子可租。他们因为要装成有钱人，所以租的大都是一楼一底或者二楼二底的房子。这样，楼上便于作为中共中央秘密会议的场所。
1930年，张纪恩和张越霞有了一个女儿。这样，就更有“家庭”气氛了。
最后，他和张越霞搬到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今江宁路）1141号恒吉里的一幢石库门房子，在那里大约住了半年。
这房子一楼一底。张纪恩和张越霞住在楼下。楼上的厢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的会议室和看文件的地方，但是布置成一个单人房间，有床铺，就连脸盆架上都放着毛巾、牙刷、牙膏。这房间看上去仿佛有人住，实际上无人居住。
张纪恩以他父亲的名义租下此房，说自己是“小开”，来沪求学住于此。
他对邻居说，楼上是他登报招租，借给从不相识的人。
张纪恩平素编好这样的话，以便万一楼上遭到搜查，可以推脱责任。
楼上亭子间住着两位女中共地下党员：周秀清（又名仇爱贞）和苏彩（又名苏才）。周秀清以张家“娘姨”（即用人）身份住着，给张纪恩带出生不久的女儿。苏彩则因怀孕住此，公开身份为房客。
常来楼上亭子间开会的有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向忠发、周恩来、陈绍禹（王明）、张闻天、秦邦宪（博古）以及罗登贤、黄文容（黄介然）等。
在这里，由于工作关系，博古与张越霞见过面，彼此认识。当然，这只是一般的认识而已，却为后来博古与张越霞的人生命运作了无意中的“铺垫”。此是后话。
张纪恩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机要（又称文件一处）主任。
1931年6月23日凌晨一时，恒吉里那幢石库门房子突然响起急骤的敲门声。
显然，来者不善。
周秀清赶紧下楼。张纪恩知道事情不妙，但在砰砰的敲门声之中，不得不去开门。在开门之前，他把灶间窗台上的淘米箩取下——那是暗号，取下后表示发生意外。
开门之后，大批穿藏青色制服的中西巡警涌入。
张纪恩回忆说：“来的是公共租界戈登路捕房中西巡捕，即碧眼黄发的外国巡捕带领中国巡捕（三道头）。此外，还有两三个中国的侦缉员，后来知道其中一人名王斌。”
张纪恩用事先编好的口供应付，说自己是“小开”等等。
巡警在楼上查出一份共产国际文件和一份陈绍禹用绿墨水写的手稿。巡警发现这两份文件，逮捕了张纪恩夫妇。尽管张纪恩声辩说，楼上是他“登报招租”，那些文件与他无关，还是无济于事。
张纪恩又按照事先编好的口供说周秀清是用人，苏彩则是房客，怀孕住此，与此事无关。巡警也就放掉了周、苏两人。
张越霞的衣袋里，当时放着一张纸条，写着一位名叫罗晓虹的同志的联络地址——上海同孚路大中里。张纪恩悄悄提醒了张越霞，乘巡警不注意时放进嘴里吞下。这样，使罗晓虹免遭逮捕。
张越霞曾回忆，她和张纪恩被用一副手铐铐在一起带走的。临走时，她用暗语对“用人”周秀清吩咐：她是冤枉遭捕的，拜托她把女儿带好，并请她把被捕的消息转告有关“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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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特殊的历史老人（4）
张越霞所说的“亲戚”，指的就是明天要到这里来的几位中共中央领导同志。
张纪恩庆幸，就在两天前，中共中央派徐冰和浦化人把那两大木箱的中共中央文件运走了！
敏感的中共中央，在向忠发被捕之前，就已经察觉到形势紧张，恒吉里的机关可能不安全，所以采取防范措施，预先运走了那两大木箱中共中央文件。不过，中共中央没有料到事情如此急转直下——在中共中央文件运走的翌日，向忠发就被捕，而且向忠发马上叛变，供出了恒吉里中共中央机关……不然，中共中央会在运走文件时，会立即通知张纪恩转移的。
张纪恩在被用手铐跟张越霞铐在一起时，轻声对张越霞说：“我们要经得起考验，不动摇，对党忠诚。”张越霞也轻声对张纪恩说：“你放心！”他们都明白，这一回被捕，恐怕凶多吉少！
据张纪恩说，出事之后，苏彩从此失去了党的关系。周秀清后来被分配到另一秘密机关工作，被捕。出狱后到苏联学习。解放后担任吉林总工会副主席，在20世纪60年代病故。但是，张纪恩和张越霞托她照料女儿，后来虽然经多方寻找，均无消息。
那天巡警在半夜突然逮捕了张纪恩夫妇，是因为在6月22日发生了中###史上一桩大事——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
那是在22日上午九时，当向忠发在上海市中心静安寺英商所办的探勒汽车行叫出租车时，被密探扭捕，关入善钟路（今常熟路）巡捕房。
向忠发在上午九时被捕，下午就跪在国民党代表前求饶，供出了中共中央的秘密机关和许多领导人的秘密住所。
周恩来的警惕性甚高。他迅速获知向忠发被捕的消息，立即通知与向忠发有联系的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人和机关转移。
《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及“当时的地下工作者黄定慧（又名黄木兰）”的回忆：
“我当时和一个律师在咖啡馆，在一起的还有在巡捕房做翻译的朋友。那人说，国民党悬赏十万元的一个共产党头头抓到了，是湖北人，金牙齿，九个手指头，六十多岁，酒糟鼻子，他是个软骨头，坐电椅，吃不消。我一听，这不就是向忠发吗！我马上回来通过潘汉年向康生报告了。当天晚上十一点，周恩来、邓颖超、蔡畅几个人赶快转移，住到一个法国的饭店里面。午夜一点，我们布置在恩来住宅周围的装作馄饨担子的特科工作人员，看见巡捕带着向忠发来了。向忠发有恩来的房子钥匙，他们看见向忠发带着手铐，去开恩来的门，结果里面已经没有人。真险哪！”
邓颖超也这样回忆道：
“我就迅速地通知他所知道的几个地方的同志马上转移。下午又得到他叛变的消息。当时，我还有些怀疑，紧接着又得到内部消息他已带领叛徒、军警到他唯一知道的中央机关（看文件的地方）……”
邓颖超所说的向忠发“唯一知道的中央机关”，就是张纪恩夫妇所在的恒吉里那幢石库门房子。
于是，半夜，响起了急骤的敲门声……
向忠发在被捕的翌日——6月23日，被引渡到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
又过了一天——6月24日，向忠发就被处决。尽管向忠发苦苦哀求，也无济于事。
就这样，向忠发从被捕、叛变到处决，前后不到三天。
向忠发一案，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案卷上写着“赤匪向忠发”。此案的“同案犯”共四名，即黄寄慈（张纪恩当时的化名）、黄张氏（即张越霞）、陈琮英和杨秀贞。
张纪恩和张越霞，被捕之后被送往上海戈登路巡捕房。未经审问，便于翌日转往上海浙江路的“特区法院”。然后又转往位于上海南市白云观的国民党侦缉队的拘留所。
到了白云观的第二天，张越霞在上厕所时，遇见陈琮英。陈琮英悄悄告诉她，是向忠发被捕、叛变，使她和张纪恩被捕。她这才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当时，在拘留所，陈琮英还带着李立三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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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特殊的历史老人（5）
张纪恩在白云观也见到了杨秀贞。他记得，杨秀贞是宁波人，当时穿香云纱做的衣服。她不算怎么漂亮，但是也不难看。杨秀贞并不是中###员，所以并不知道内情。
笔者问及他对向忠发的印象。张纪恩说，他跟向忠发有过多次接触。向忠发当时五十来岁，在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中算是年纪偏大的。他个子高，讲一口湖北话，常穿一件棕色中式大衣。向忠发出身工人。那时由于共产国际强调要由工人出身的人担任中共中央领导，所以让向忠发当了总书记。向忠发因工伤，断了右手的一截食指。向忠发的文化水平不高，但是讲话简明扼要。张纪恩常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做记录，他记得每次会议即将结束时，总是由向忠发把大家的发言加以概括。他发觉，向忠发很善于抓住别人发言的要点……
在侦缉队，张越霞过了两回堂。她一直以事先准备好的口供回答他们，即自己叫“黄张氏”，不识字，从乡下来上海不久，什么都不知道，请求“青天大老爷”明断。
张纪恩仍然称自己是“小开”，楼上只是“登报招租”，所以来住的房客出事，与他无关。
半个多月后，他们被移送到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
张纪恩记得，在那里，他关在二弄五号牢房，张越霞则在女监，相距不远，常常“打电话”。
在牢房里怎么还能“打电话”呢？张纪恩笑着告诉笔者：那时，沿女牢里的一条通道，可以来到男牢的后门。张越霞来到男牢后门，从墙壁的缝里塞进一枚铜板，那动作如同现在打投币电话塞硬币一样。投进的铜板马上引起走过那里的男犯人的注意。于是，张越霞就请男犯人“传呼”：“请你喊一下姓黄的！”这样，“黄寄慈”——张纪恩也就来到墙边，跟张越霞隔墙“打电话”……
跟张纪恩关在一起的是向忠发的秘书余昌生。余昌生曾和向忠发一起到苏联出席过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余昌生的妻子，是项英的妹妹项德芬。
在狱中，张纪恩还见到了陈绍禹的弟弟刘威。刘威关了两年半，死在狱中。他也见到了田汉的弟弟。
张纪恩作为“###”，由国民党上海军###审处主持审讯。首席法官叫姜怀素。
他在审问时把封面上写着“赤匪向忠发”的案卷拿到张纪恩面前，匆匆地翻了一下给张纪恩看。那案卷的第一页，贴着两张照片，一张是向忠发被捕后坐在椅子上受审的照片，另一张是向忠发被枪决后血肉模糊的身体。接着，是向忠发的供词，那是用毛笔写在十行毛边纸上的，约二三页。然后则是同案犯审讯笔录，有黄寄慈、黄张氏、杨秀贞、陈琮英。
法官给张纪恩看一眼这卷宗，用意是不言而喻的：你是向忠发的同案犯。向忠发已经落了个那样的下场。如果你不如实招供，也不会有好下场。
经过审讯，根据戴季陶起草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张纪恩被以“窝藏赤匪，隐而不报”的罪名，判处五年徒刑。
张纪恩说，解放后他曾在公安部门存的国民党警察局档案中，找到了他被捕时的照片，也找到张越霞被捕时的照片——胸前都挂着牌子，牌子上写着名字。也找到了他们的“指印档案”。只是很可惜，没有找到那份写着“赤匪向忠发”的卷宗。很可能由于那份档案被南京调阅，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