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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一段路，又问常去的那个亭子叫什么名字？他自问自答：“叫‘风雨亭’吧。”
随员们表示惑然：“现在也没有刮风下雨啊！”
“很快会有的。山雨欲来风满楼。”
其实，叶剑英命名“好汉坡”、“风雨亭”的寓意是很明显的。反“四人帮”需要做“英雄好汉”，需要经得起风风雨雨的考验，同舟共济。
叶剑英落脚在周恩来曾经住过的九号，集中思考捉妖大计。王洪文发觉后，就质问汪东兴：“为什么让叶剑英搬到那里去了？”汪东兴告诉他，周恩来生前交待过，剑英同志可以住那栋房子。王洪文无可奈何。
叶剑英探山钓水，吟诗作赋，嘴里哼着郑板桥的《道情》：“老渔翁，一钓竿，靠山崖，傍水湾……”笔下写着“廊间正是无寥赖，燕子衔泥慰故人”的诗句。心里却想着“举事捉妖定乾坤”。他行踪不定，频繁地往来于西山、玉泉山、城里小翔凤之间，利用各种条件和时机，继续相约一些老同志个别密商，准备捉妖。有时一天之内要接谈几次。一天，邓颖超刚走，陈云即来访。叶剑英见了这位老革命家非常高兴，首先给他看了毛泽东生前关于解决“四人帮”的谈话记录，然后简要谈了一下根据主席遗愿，解决“四人帮”的设想，征求陈云的意见，问他怎么样？陈云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同意剑英的意见，要设法解决。
陈云的儿子陈元后来从父亲口里知道此事大概，下面摘引一段他的回忆：
叶剑英还几次接见军事科学院政委粟裕、院长宋时轮，了解外界情况，磋商机宜，要他们加强戒备，注意掌握部队和各方面的动向，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粟、宋都是与叶剑英共事多年，中外驰名的战将。他们从形势的发展中，已经预感到事态的严重，回告老院长说，我们连草鞋和担架都准备好了，首长放心吧！叶剑英感到满意地说，我们要做最坏的准备，力争最好的前途。在此期间，叶剑英还与军委总部的杨成武、梁必业和空、海军的领导人张廷发、吴富善、肖劲光、苏振华以及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的傅崇碧、吴忠、吴烈等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要部队加强战备。
这时，叶剑英与华国锋更加相知，华感到叶胸怀坦荡，光明磊落，鼎力相助，坚决对抗“四人帮”，对这位长者更加信赖和倚重。他采纳叶剑英的建议，主动与汪东兴等中央办公厅可以信赖的同志，研究对付“四人帮”的办法，同时更主动找政治局的同志接触，进行酝酿。
9月下旬，他见到李先念。李正想到外地去，华劝他说：“你留下吧，希望老同志在斗争中能作些参谋，多想一些办法。”
李先念以参观香山植物园为名，坐着车子直驱西山。为了避人耳目，特地又绕道上山，来会见叶剑英。
叶剑英好长时间未见到李先念了，警卫参谋马西金跑来报告说，客人已经到了。叶剑英便亲自迎他到走廊里，风趣地说：“哎呀！是那股风把你吹来了啊？”
李先念回答：“是啊，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说着走进屋里坐下。
叶剑英和往常一样，照例打开收音机，在噪音的掩护下，两个人密谈起来，叶剑英说，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了。经过短暂的交谈，两位老革命家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这一年10月，政治局和“四人帮”之间的斗争进入了决战阶段。华国锋遭到“四人帮”连日的“逼宫”，处境越来越困难，叶剑英了解到他的处境，进一步与他密商粉碎“四人帮”的战略决策。有人曾设想召开扩大的中央委员会来解决“四人帮”问题。叶剑英分析党和“四人帮”斗争的形势、性质和特点，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是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的“四人帮”，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参加中央领导还嫌不够，还要篡夺最高领导权。这伙人作恶多端，人心丧尽，极为虚弱。这是由于他们的阶级立场和反动本性所决定的。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斗争。已超出党内思想斗争的范围，不宜于采取党内思想斗争的正常手段来解决。但又要尽量争取合法解决，避免引起###。我们要给后人留下一个好榜样，要搞合法的斗争。经过商谈，思想得到了统一。根据前一段同政治局委员和老同志个别酝酿的意见，决定经过充分准备，在适当时机（预定国庆节后十天左右），以召开会议形式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断然处置。然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向全会报告。为了具体部署这一行动，叶剑英又同汪东兴进一步商议行动方案，针对可能发生的各种复杂情况，采取应急之策。1984年5—6月，汪东兴曾几次谈到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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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36）
“9月29日开政治局会议争论得很厉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便开始商量，分析形势，分析“四人帮”的力量，考虑对他们怎么办。当时，叶帅亲自到中南海我家来过两次，他还找华国锋同志商量。当我们了解到张春桥也两次到江青住处中南海长谈的时候，我们认为已到了很紧迫的时候了。叶帅提出要万无一失地办事。我们认为这是一件有关中国党和中国革命前途的大事。如果让“四人帮”得势，党和国家就要遭难。但当时还不是很有把握，有些提心吊胆。我们说，个人的命运就不考虑了，要考虑党和国家的命运。这是一步险棋，必须果断，更要周密。大家商量后认为，要绝对保密，范围不要大。本来计划在国庆后准备再动手。……具体工作我多做一点，因为情况我熟一点，又管一些军队和办公厅，方便一点，应该由我做，应该做好。”
这时“四人帮”磨刀霍霍，举行武装暴乱的部署已经就绪。他们的“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反革命策略正在步入实施。还有一个迹象，“四人帮”经过策划，阴谋调换北京郊区某装甲兵部队的参谋长，准备随时指挥坦克兵从东面、西北面开进北京城，造成犄角夹攻之势。“四人帮”与在上海的党羽一直保持着“一级战备水平的联系”。从1月以来，上海党羽与王洪文“热线联系”（电话）达102次之多。
国庆节前夕，“四人帮”开了一大批名单，指名要叶剑英等老同志与“工人群众”见面，加紧“批邓”。叶剑英识破了他们的阴谋，接到某人打来的电话，回告说：“我身体不好，你是知道的。我哪里也不能去！”断然拒绝参加这一活动。
叶剑英密切观察，随时掌握“四人帮”新动态。国庆节那天，江青跑到清华大学讲话，继续诬蔑邓小平，并要年轻人宣誓，坚决斗争到底！要准备迎接“盛大的节日”。她还到处游说，跑到景山公园里，站在几棵苹果树下，拍了十几张半身照。王洪文也让新华社记者照了标准像。10月3日，他跑到平谷县叫嚷：“睁大眼睛，唐小平、王小平要发动进攻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扯着嗓子高嘁：“打倒！”拥戴“四人帮”的“战士”们也纷纷向江青“劝进”、“表忠”。“四人帮”已内定国务院部长以上名单，并准备好告人民书，待政变成功后，立即广播。他们迫不及待地到处散布10月7、8、9日有“特大喜讯”。在上海商店，有些人抢购鞭炮和大红纸，“准备庆祝”。……
叶剑英察觉“四人帮”就要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种种迹象，断定“这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先兆”。见而不发，人将先发；发而不敏，人将先收。他感到不能再等待了。否则，不是我们解决他们，而是他们解决我们了。
10月4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发表了署名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反党文章，公然发出了要篡夺最高领导权的信号。叶剑英看后，立即跟华国锋打招呼，分别去找他和汪东兴紧急磋商。他说，现在解决他们的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他们就要下手了，不能再等了，按原定时间，要提前采取行动！他提议6日至7日下决心，“一破一立除四害”，要先发制人，“以快打慢”。原先设想的行动方案，计划在国庆节后准备十天再动手，经过商议，需要改变。
粉碎“四人帮”是在非常形势下采取特殊方式进行的一场斗争。为了取得这场斗争胜利，在采取行动之前，叶剑英考虑到各种可能发生的复杂情况：江青依仗特殊身份、白骨精本领，拉拢与讹诈，软磨与硬缠，撒泼与装死，样样在行，甚难对付；张春桥，狗头军师，老谋深算，身兼国务院副总理、总政治部主任等数职，权力与阴谋俱备，他多次到中南海找江青长谈，出谋划策；姚文元，手握“金棍”，横行文坛，操纵舆论界，造谣惑众，随时可以兴风作浪；而王洪文，党中央副主席，“文武全才”，家有枪支子弹，随身携带武器，大小“兄弟”跟班，扬言“要搞我是不容易的”。还有一层，钓鱼台的警卫工作由张春桥的心腹掌管，戒备森严，对付这帮双料“政治流氓”，公开动武，既不合法，又容易打草惊蛇，酿成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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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37）
谋成于秘，败于泄。对“四人帮”采取重大的政治行动，必须严密组织，妥善安排，做起来，人不宜过多，越少越好，要绝对可靠。否则，稍有疏漏，一着不慎，全盘皆输。在这方面，叶剑英是有切身体验的，这位国内外知名的足智多谋的“叶参座”，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曾遇到多起类似的事件，有经验也有教训。他到中南海南船坞，与汪东兴反复磋商，周密部署，从警卫人员的挑选到“隔离审查”的方式、场地，每个细节都不放过，再三检查，慎重敲定，最后由汪东兴负责具体落实。为了防止“四人帮”闹事，加强警卫工作，由中央机关警卫部队物色对革命忠实可靠的同志，分别组成几个特殊行动小组，并且对小组成员逐个审查，谈话，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做到精确缜密，万无一失。同时，叶剑英还和军委总部的领导人杨成武、梁必业、张廷发、肖劲光、苏振华以及北京军区的傅崇碧、吴忠、吴烈等个别打招呼，一定要加强战备，掌握好总部机关、陆空军和海边防。他还亲自给空军副司令员吴富善打电话，要他提高警惕，听从号令！
10月5日下午，叶剑英分别找华国锋、汪东兴紧急磋商，决定先发制人，“以快打慢”。并决定于10月6日晚8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有三项：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三、商议毛泽东中南海故居的安排等事宜。按照组织原则，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只能有华国锋、叶剑英和王洪文、张春桥。为了让姚文元参加，以修订文献的名义，通知他列席会议，准备把这条鳄鱼调到中南海。
汪东兴回忆那天的情景，异常兴奋，他说：“我们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也分析了我们党的形势，当时我们谈得非常兴奋了，也很疲劳了，我说你休息一下，在我们这里吃顿晚饭。他说我们就这样定了，不要变了。”
铲除“四害”，万民欢呼，“无限风光在险峰”
1976年10月6日，傍晚，夕阳隐进西山。一场特殊的战斗等待着叶剑英。
年近80高龄的叶帅在玉泉山九号楼接到电话通知后提前吃饭，只带上警卫参谋马西金，从容不迫地出发了。临走时，他告诉秘书，今晚开会可能不回来了。
叶帅嘱咐警卫参谋和司机，要放慢速度，一路上要用心观察，不要发生意外。
马西金和司机赵绍贤感到有点异常，格外小心。他们回忆当晚的经过，说：“1976年10月6日下午3点半，我们值班室的红色电话突然响起，通知今天晚上8点，在中南海怀仁堂要开政治局常委会，请叶帅提前一个小时到达。我们到了5点钟，向大会堂方向去了。”
“一到三角地那个地方，首长就特意提出，赵师傅，今天你去的话呢，不要离车。”
“快到木樨地的时候，他又提出来：‘马头’（作者注：马西金绰号）你再看看，注意钓鱼台方向，有没有红旗车过来。快到六部口的时候，他又提出来：‘马头’你对中南海熟吗？对怀仁堂熟不熟哇。我说，熟哇。他说：怀仁堂有没有后门？我说：有后门。能进车吗？我说，能进车。这时，我心里想叶帅今天怎么啦。怎么连续提出这么多问题来呀？”
大红旗直奔中南海。这位在战争年代曾经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一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元帅，今天，为了处置几个跳梁小丑，为民除害，又一次亲临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