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的朝日光鲜王国- 第68部分

　　　　“我不知道我的孩子得了什么病，我就是无法让他停止哭闹”，母亲们这么对金医生说。

　　　　她同情地点点头。她了解这个状况，却无法把话说出口。在没有粮食的状况下，你要如何告诉一名母亲，她的孩子需要的只是多吃一点？

　　　　金医生会写下便笺，让这些孩子住院，虽然明知自己根本无法治疗他们。医院也没有食物。当她巡房时，经过儿科病房，孩子们的目光跟着她的身影。即使当她转身时，她也能感觉到孩子们的眼睛盯着她的白袍，想着她是否能解除他们的痛苦，然而很快就明白她也无能为力。

　　　　“他们看着我的眼神充满指责。即使是四岁的孩子也知道自己快死了，而我一点忙也帮不上，”多年后，金医生这么对我说。“我能做的只是事后跟着母亲们对着他们的尸体痛哭。”

　　　　金医生从医的时间还没有长到已经在自己与病人之间筑起一道保护墙。孩子的痛苦就是她的痛苦。

　　　　几年后，当我问她还记不记得一些在她注视下死亡的孩子时，她斩钉截铁地回答：“每个孩子我都记得。”

　　　　几年过去了，医院能提供的治疗越来越少。地下室的火炉将煤炭烧尽之后，变成一个摆设，于是医院的暖气停了。当停水的时候，也无法适当地拖地。即使在白天，院内也是一片阴暗，医生只能站在窗边写报告。病人必须自备食物与毛毯。由于绷带稀少，病人会剪下被单权充绷带。虽然医院仍然可以进行静脉输液，但他们没有瓶子来装这些输液。病人必须自己带瓶子来，通常是用清津最受欢迎的啤酒“Rakwon”也就是“乐园”的空瓶。

　　　　“如果他们带一个空瓶，就可以吊一瓶点滴。带两个空瓶，就可以吊两瓶点滴，”金医生说。“这种事很难堪，令人难以启齿，但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最后，医院人去楼空。人们不再带亲人去看病。何必这么麻烦呢？

　　　　金日成的死实际上并未对北朝鲜造成多大改变。金正日在他父亲去世前十年已逐渐掌握权力。经济不可避免的崩溃是经年累月的结果，其病根始于北朝鲜经济缺乏效率。但北朝鲜的伟大领袖挑了一个非常合适的时辰离开人世，往后数年的灾难也不至于使他毕生的事迹蒙尘。要是金日成多活几年，今日北朝鲜人将不会以怀旧的心情回顾在他统治期间曾拥有过的相对富足的生活。他去世之际，刚好也是**美梦破灭之时。

　　　　到了一九九五年，北朝鲜的经济就跟它的伟大领导人的尸体一样冰冷如石。国民人均收入直线下降，从一九九一年的两千四百六十美元，陡降到一九九五年的七百一十九美元。北朝鲜的商品出口从二十亿美元掉到八亿美元。经济的崩溃具有一种有机性，彷佛一个生命体正缓慢丧失功能，走向死亡。

　　　　在清津，沿海矗立的巨大的工厂像一道生锈的墙，烟囱整齐得像是监狱的铁杆。烟囱是最可靠的指标。多数时候，工厂锅炉只会喷出几阵烟，你可以清楚数出喷烟次数–一阵，两阵，顶多三阵–然后看着这城市的心跳慢慢消失。工厂大门紧闭，上头缠绕着链条和挂锁–当然了，如果早已把机械拆散、运走的小偷还没把锁也偷走的话。

　　　　工业区北边，海浪轻拍着空荡荡的港口码头。以往固定来载运钢板的日本和苏联货船都不见了，现在只剩下北朝鲜一些生锈的渔船。宣告着二十一世纪的太阳–金正日的几个大字高耸在港口上方的峭壁上，但连这几个字好像也跟周围的景观同朽了。沿路宣传告示上的红色字迹已多年未重新上漆，褪成了黯淡的粉红色。

　　　　清津曾是北朝鲜污染最严重的城市，现在有了一种崭新的美，荒凉又寂静。在秋冬这两个东北亚的干燥时节，这里的天空清新而湛蓝。来自钢铁厂刺鼻硫黄味已经消失，人们再次嗅到海水的气味。夏天，蜀葵悄悄从侧方爬上了水泥墙。连垃圾都不见了。这并不是说北韩以前有很多垃圾──东西都不够了，哪来的垃圾呢──但既然经济活动全然停止，文明生活的沉积物自然也随之消失。没有塑料袋或糖果包装纸随风飘荡，港湾里也没有漂浮着的汽水罐。如果有人在人行道上踩熄一根烟，就会有另一个人去捡，把香烟拨开，抽出里面仅余的几根烟丝，用报纸再次卷起。



………【韩少身陷三论门…小骂原是大帮忙】………

　　　　岁末年终，冬春之交，小熊本以为自半月前蝙蝠侠拜望盲侠途中，被维尼的四川表叔功夫熊猫半路暴菜后，本年度的文艺圈不会再发生什么大事件了，不成想日前韩少三论门横空出世，再度为年末的大陆艺能界，投下一枚震撼弹，一时间引得各路豪侠纷纷跳出来各自站队，好不热闹。

　　　　说实话，一直以来小熊都是更欣赏四姑娘多一些，因为四姑娘虽说时常装嫩扮公子，但起码从来不扮公知，装所谓意见领袖的13样。而且小四扮嫩，也主要是为了回应自己90后NC粉丝读者群的重口味需要而已。从这一点上来说，文字不行插画凑，身高不足鞋垫够的小四，其实是爱岗敬业的模范。反观韩少，一会是飚车竞速的追风少年，一会又是引领潮流的意见领袖，看似特立独行，自由牌坊高树，可又老喜欢拿自己不屑主流文坛说事。这就让人感觉有点不对味了，好比一个标榜贞洁的烈女，却老喜欢站在青楼门口，逢人就拉住，向人吹嘘自己的节操，颇有点此地无银那什么的了。等到日前韩少三论门一出，印证了旁观者一直以来的猜测，这正是，秋雨含泪司马狂，孔圣聚焦对斜阳。韩少三论安天下，小骂原是大帮忙。

　　　　在三论主体思想的核心价值观里，韩少的论点很清楚，无非就是群氓无知无识，不配行宪参选的等等说辞。这套老调调，韩少也不是第一个弹的，从当年的晚清，到后来的北洋，迄至于蒋记等等，各类当朝者虽说本尊千差万别，但在这一点上却众口一辞，重复过无数遍了。可这在逻辑上首先就不通，试想随便在一个基因好，发育早的家族，百十年繁衍下来，少说也已是五世同堂了。有谁敢说这个大家族里，全是先天性的缺心眼？总不至于千百个子孙都是吃蛋炒饭长大的吧。

　　　　其次，行宪组选本身，实质上就是全体股东定期选举常务董事，执行经理，选的是贤与能，但投票的股东自己，是不需要所谓高素质打底的。因为股东拿出的是真金白银的股本，选民缴纳的是花花绿绿的税金，出钱的是大爷，选的只不过是替主人打理事务的管家而已。管家干得好，接着干，干不好炒鱿鱼就是。而老板永远是对的。说什么选民要先具备公民素养，才能参与选举，那就本末倒置了。

　　　　远的不说，说两个近例，一个是本土的，当年陕甘宁边区选举，陕北老乡们，大字都不识几个，可一样能选，不认字，那就用黄豆来投票，认准一个理，要选那些种田做活是个好把式，村里口碑是个公道人，能带领乡亲奔好日子的出来当民意代表。同样在新大陆，长途卡车司机最早的地区行业工会组建，那时跑长途货运的第一代移民们，鸟语还没小熊好，26个字母基本认不全，远光灯更是从来没关过，怎么办，哥几个凑在酒吧里，就地取材用啤酒瓶盖来投票，选出的是什么人，帮着搞保险的律师，修车的老机师等等，都是些和司机们切身利益有关的人。要说文化素质，陕北的老乡，美国的司机准没看过诸如三重门，独唱团这样的高端文化产品，可这一点不妨碍中美劳动人民在为自身谋福祉争利益的博弈中发挥主观能动性，时空交错，遥向呼应，无师自通的创造了黄豆选举，瓶盖投票这样的完美行宪模式。

　　　　再次，三论主体思想里还模拟了一幅仿行宪政后，劣质选举的可怕图景。这又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好比说吃饭也有噎死的可能，那难道就宁可饿死也不进食？所谓要先提高公民素养，然后才能开始宪政的预设前提，实际也是个伪命题。例如在大学寝室里理论务虚，看AV四年，都不如去学校边上按摩店实习一晚来的收获大，效果好。所以老人家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硬是要得嘛。至于劣质选举，也是宪政进程中常见现象，需知罗马不是一日建成，苍井老湿也不是一夜成名的。这里有个在实践中磨合，实战中提升的过程。

　　　　例如当初的台湾，从威权时代的画票圈选，到解严后的买票贿选，再到后来的监票直选，就是再逐渐自我完善。宪政推行的越深入，社会的参与面就越大，利益阶层的划分就越细密，各自参与互动的带入感就越强，最后当一张票由最初的一碗猪脚面线就能买到，到一票万金难求，于是任何利益集团想包揽选举此时都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当所有人都卷进来为自身利益选择代理人参与博弈之后，劣质选举，暗箱操作的空间在多方博弈下就不得不要向更透明的社会契约政治方向发展。这不是一个道德素养提高的问题，而是一个利益成本计算，和多方力量技术制衡的简单数论原理。

　　　　韩少还在三论主体思想里，吓唬胆小的所谓小资和草民，说什么追求幸福的路上会有动荡，会失去现有稳定生活，而自由的功臣，很有可能就是新的坏国王云云。这又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空泛问题。且不说到底有没有所谓稳定的中产阶层，还是实际泡沫化的卡奴，房奴，车奴。退一步，说个当年俄国的励志故事，90年代的新贵里，排在前七位的，除了一个是二代过渡以外，其余六个，都是十年前所谓的小资，有卖电影票奔小康的黄牛党，有机关里坐领定薪的小科员，还有在学校里旱涝保收的教书匠等等，行宪之后，他们不但没被淹在血海里，人家还发了。因为公正透明的新环境能让有能力者更快的脱颖而出，至于更广泛的的中底层群体，本来就没什么家底，无所谓失去，怎么变其实都意味着净赚。就和国际歌里唱的一样，失掉的锁链，得到的将是更好的世界。

　　　　至于什么功臣变质之类的假想推论，当然如果要以卢卡申科，普京这些为例，那属于前朝旧人的遗留问题，归于二次清党的范畴，压根没有讨论的必要。作为功臣主流部分，刚升仙的天鹅绒之父哈维尔的生平，就已经证明一切。先行者们大都是沿着，中正堂前骂过娘，绿岛上头蹲过仓，台北街头战旗舞，立法院里做文章，这条路走过来的。先不说什么前半生的理想，信念，即便是后半生最后阶段为个人名利考量，眼看着功成名就，要盖国旗完美收官的当口，此时此刻名誉荣耀，历史评价对他们比什么都更重要，即便是不成气如水哥，铉哥一般，也至多不过是为子女多吃多占一点，如此而已。比之前朝，那也纯洁得像个天使，羞涩得像个孩子，而且最后在法制框架下，不是也被揪出来了，说的雅点是宪政带来的社会进步，说白了在各阶层多方利益制衡，选票博弈主导下，政客想不装完人都不行，想伸手，边上自会有其他利益团体跳出来抓现行，宪政的核心，某种意义上就是要在狼群里定期选出头狼来，而头狼不是那么好做的。

　　　　最后韩少还在三论里提出了一个所谓3亿8千万的统计学数字，也不知这个数据是怎么推论出来的，即便账上有这个数，那也是分母的概率居多。下层分母出现的机会，一般是在交会费，或是发挥优先带头模范作用，吃大苦，出大力，救灾筑坝，艰困工程的施工会战现场，以至于带头分流下岗，移民动迁的时刻。至于平日里排排坐，分果果，那是上头分子们的事，和分母们无关。一条线分割了分母和分子，这是最基本的数学原理，现在倒是有点能理解当年韩少放弃高考的真实原因，连基础的分子分母概念都未能厘清，当年弃考是明智的。与其进场孵个鸭蛋，还不如在崇明岛上靠大闸蟹致富来的自在快活



………【第八章　手风琴与黑板】………

　　　　金日成的逝世使得美兰最后一门音乐考试推迟，因此直到一九九四年秋天，她才得以毕业。考虑到金日成刚刚去世，因此在此时开始自己的教师生涯，可真不适时宜，对所有其它事情也一样。此时，美兰却很急切的想回到家里，和父母在一起，清津的食品供给已经完全中断了。她要求分配到离家较近的地方教学。幸运的是，最终她被派往位于她父亲曾经工作过的Saenggiryong矿附近的幼儿园当老师。矿场距离镜城两英里，在通往清津的主路上，位于奶咖啡色的山间。对于能够回来工作，美兰的父母也放心了些，这样她能吃的好一些。在北朝鲜，未结婚的子女，特别是女儿同父母住很平常。她能够帮这料理些家务，还可以陪陪父亲，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