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假设统一后的德国将会成为一个善良的巨人，那又如何呢？我们再假设统一的德国
教导俄国也成为一个善良的巨人，那又如何呢？事实上，这样的威胁只会更大。即便一个统
一的德国决心按照我们的规则进行竞争，这个世界上有谁能有效地阻止德国夺走我们的权柄
呢？” ＇8。17＇
1990 年夏天，伦敦方面组建了新的情报部门，大幅增加对德国的情报活动。英国的情报专家
强烈建议美国的同行们应该从东德的旧情报人员中招募成员，来建立美国在德国的情报“资
产”。
德国方面对俄罗斯最终支持德国统一心存感激，决心帮助俄罗斯重建瘫痪的经济。德国财长
设想着未来新欧洲美好的前景，一条现代化的铁路连接起巴黎、汉诺维和柏林，最终通到华
沙和莫斯科，统一的货币，水乳交融的经济体，欧洲再也不会有战火和硝烟，只有梦幻一般
的未来。
但这决不是国际银行家们的梦想，他们考虑的是如何打垮马克和尚未成型的欧元构想，决不
能让新德国重建成功。
这就是90 年代初在伦敦…华尔街策划之下，索罗斯阻击英镑和里拉的大背景。
1990 年，英国政府居然不顾伦敦金融城的反对，悍然加入欧洲货币兑换体系（ERM），眼看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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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体系逐渐成型，日后必然会成为伦敦…华尔街轴心的重大隐患，国际银行家于是策划各个
击破的打法，欲将欧元体系绞杀在摇篮之中。
1990 年柏林墙被推倒了，德国重新实现统一。随之而来的巨额开支却是德国始料不及的，德
国央行不得不提高利息对付通货膨胀的压力。在同一年加入欧洲货币兑换体系的英国情况也
不太好，通货膨胀率是德国的3 倍，利率高达15％，80 年代的泡沫经济正濒临破灭。到1992
年，英国和意大利由于双赤字压力，货币已呈现出明显高估的态势，以索罗斯为首的投机商
瞧准这一机会于1992 年9 月16 日发起总攻，做空英镑的总价值高达100 亿美元，到晚上7
点，英国宣布投降，此役索罗斯斩获高达11 亿美元，一举将英镑和里拉踢出了欧洲货币兑换
体系。紧接着，索罗斯乘胜进军想一鼓作气击溃法郎和马克，在这次高达400 亿美元的豪赌
中，并没有占到便宜。索罗斯能够以25 倍的杠杆借到数额如此庞大的资金，其背后实力强大
的秘密金融帝国起着决定性作用。
7。 亚洲货币绞杀战
90 年代初，伦敦…华尔街轴心在东面战线上，重挫了日本经济咄咄逼人的势头，在西面战线
上，打垮了东欧和苏联的经济，德法的欧洲统一货币的梦想也随着索罗斯的搅局而暂时搁浅，
拉美和非洲早已是囊中之物，志得意满之下，环顾四海之内，唯有瞧着蒸蒸日上的东南亚地
区的“亚洲经济模式”越来越不顺眼。这种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大政方针，国家集中资源重点突
破关键性领域，以出口为导向，人民高储蓄，为主要特色的发展模式，从70 年代开始，在东
南亚地区迅速流行开来，其运行的效果是，各国经济空前繁荣，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
平均教育水平稳步提升，绝对贫困人数快速下降。这种完全背离了“华盛顿共识”所极力推销
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替代模式，正日益吸引着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兴趣，严重阻挠了国际银行
家制定的“有控制的解体”这一基本战略方针。
发动一场亚洲货币绞杀战旨在达到的主要战略目的是：敲碎“亚洲发展模式”这个招牌，让亚
洲货币对美元严重贬值，既压低了美国的进口价格以便于操控通货膨胀率，又可将亚洲国家
的核心资产贱价抛售给欧美公司，加快“有控制的解体”的执行进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
的，那就是刺激亚洲国家对美元的需求。对经历过金融风暴的亚洲国家来说，美元储备在关
键时刻是何等“宝贵”，惨痛的教训会让他们永远不敢动抛弃美元储备的念头。
1994 年12 月，格鲁曼的大作“亚洲奇迹的迷思”（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一文发
表在《外交事务》上，文章预言亚洲经济必然会撞上高墙。文章所指出的如亚洲国家对生产
率提高的投资普遍不足，仅靠扩大规模终会有其极限等观点，当然都有道理。但问题是亚洲
国家的起点普遍很低，发展的关键在于因地致宜，因时致宜，因势利导，扬长避短。这些问
题本身也是这些国家快速上升势头中出现的自然现象，完全可能在发展过程中良性地得以解
决。从格鲁曼文章的效果来看，其作用相当于亚洲货币绞杀战的信号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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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银行家的目标首先锁定在泰国身上。
时代周刊曾采访过一名曾直接导致泰铢狂贬的金融黑客，他的描述残酷而又真实，“我们就
像狼群站在高高的山脊之上，俯视着一群麋鹿。泰国的经济看起来与其说是一头亚洲的小老
虎，不如说更像一只受伤的猎物。我们选择病弱的（进行猎杀），是为了保持鹿群整体上更健
康。”
1994 年以来，在人民币和日元贬值的上下挤压之下，泰国出口已显疲弱，而与美元挂钩的泰
铢又被强势美元拖到了极为空虚的程度，危机已然成形。在出口下降的同时，大量外来的热
钱持续涌入，不断推高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价格。与此同时，泰国的外汇储备虽然有380 亿美
元之多，但其外债总额更高达1060 亿美元，从1996 年起，泰国净流出的资金相当于其GDP
的8％。为对付通货膨胀，泰国银行不得不提高利率，这一措施，更使深陷债务的泰国的处境
雪上加霜。
泰国只有一条出路了，那就是主动迅速地让泰铢贬值。国际银行家们估算，其损失主要在于
美元债务变得更加昂贵，外汇储备会减少100 亿美元左右，但这种损失会随着国际金融市场
对其果断应对的肯定而得到迅速恢复。但是金融黑客们断定泰国政府必会拼死一战，力保泰
铢，决不会束手就擒的。
后来情况的发展果然证明了金融黑客的判断非常准确。与当年对付日本的情况不同，日本有
着极其雄厚的金融实力和外汇存底，直接打击日本货币无异于以卵击石，所以国际银行家采
用新的金融衍生工具武器，采取了时间上的“远距离”和“超视距”打击，其效果恰如以二战期
间新的航空母舰战术对付战列舰一般，使日本巨型战列舰强大的舰炮威力无从发挥就葬身海
底。泰国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死拼阵地战，战略意图完全暴露，战术缺乏灵活性和突
然性，最终的失败是必然的。金融黑客在对付泰国和其它东南亚国家的战役中，主要打击方
向是其货币本身，通过本币远期合约和股指期货形成钳形攻势，在6 个月的时间里横扫东南
亚地区和韩国。
泰国在与金融黑客的交手的正面战场全面失利之后，又错误地主动投入了IMF 的圈套。对“国
际组织”的盲目信任，将国家的安危轻易交给外人来裁决，再次犯下了无可挽回的错误。
巨额外债是发展中国家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治国与治家其实是同样的道理，高负债必然导
致经济健康状态的脆弱，当外界金融环境完全不可控的情况下，得以生存只能凭侥幸。在现
实世界中，国际银行家操纵着国际地缘政治的走势，可以轻易使原来看起来很可靠的金融环
境突然逆转，从而大幅度地增加发展中国家债务的负担，金融黑客再乘势发动猛攻，得手的
概率相当大。
完全没有风险意识，尤其是对可能遭到巨大而无形的伦敦…华尔街势力的不宣而战毫无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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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这是泰国金融战败的第二个重要原因。
对敌人的主攻方向判断完全错误，导致先败于金融黑客，后惨遭IMF 宰割，相当于失败了两
次。东南亚国家普遍重复了泰国的金融战败的过程。
■■■■■狼自有狼的逻辑，狼群更有狼群的分工。当索罗斯们在花旗银行、高盛公司等一大批
声名显赫的银行集团的策应之下开始猎杀行动之后，受伤倒地的猎物就交给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IMF）进行屠宰和拍卖，拍卖台下挤满了垂涎三尺的欧美公司。
如果说收购一家公司进行分拆打包之后，卖给其它公司的投资银行家能够赚到几亿美元的话，
分拆和拍卖一个主权国家的核心资产至少能赚十倍，甚至百倍的金钱。
当亚洲国家企图建立自己的“亚洲基金”来紧急救助陷入困境的区内国家时，理所当然地遭到
西方国家的普遍反对。美国副国务卿塔尔博特说，“我们认为要解决这类问题的适当机构，
是跨区域性及国际性的组织，而不是交给新成立的区域性组织，因为这问题本身影响深远，
超越亚太区域的疆界”。美国财长萨默斯在纽约对日本协会致词时坚持，“这种在危机时刻依
赖区域援助的金融区域化观念……存在着真正的风险”。他指出，这样的做法会减少可以用来
应付未来风暴的资源，也会削弱应付“跨洲危机”的能力。“这是我们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必须扮演中心角色的重要原因”。
国际货币基金第一副主席费希尔警告，区域基金不可能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样，严格要求
有关国家作出整体经济改革以换取援助。费希尔说：“我们不认为设立一个提出不同条件的
庞大基金或是长期机构，对此会有帮助”。
日本本来是“亚洲基金”积极的倡导者，但是迫于伦敦…华尔街的压力，不得不屈从，日本财
政部长三冢博表示，“国际货币基金会一贯在国际金融机构中发挥维护全球金融稳定的核心
作用。亚洲国家建议组织的这个基金，将作为国际货币基金会的一个辅助机构”。由东京设
计的新概念将是一个没有资金的基金（a fund without funds）。根据东京的新概念，那将是
一个营救性机构，能以很快的速度，有计划预先调动资金，援助那些受到国际投机者狙击的
货币。当设立亚洲基金的建议在香港举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年会上提出时，马上引
起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警惕，他们担心这将破坏国际货币基金会的工作。
最后，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只得表示，“我们不至于自大到认为我们有能力充当复苏亚太区
（经济）的火车头”；他说，尽管日本在援助一些受创的亚洲国家方面有所贡献，并将继续
这么做，但把亚洲拉出经济泥沼并非它该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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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在谈到亚洲基金时认为，若为取代国际货币基金的作用，成立亚洲基金
将有“道德风险”。
■■■■■亚洲国家建立自己的基金以便在危难之中相互扶持原本是件天经地义的事，却极端不
合情理地遭到伦敦…华尔街轴心的坚决反对，而日本作为区域内最大的经济体，却完全受制于
人，缺乏领导亚洲经济走出困境的起码魄力和胆识，不能不令处境绝望的东南亚国家心寒。
最令人困惑的是新加坡的观点，让自己和自己的邻居拥有在惨遭劫掠的情况下相互帮助的起
码权力，何以能产生“道德风险”？如此“有风险的道德”又是谁家的“道德”？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是把危机的实质看得比较透彻的亚洲领导人，马哈蒂尔说：“我们并
不知道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在进行交易，更不知道他们的背后还有谁？
我们不知道他们在赚取金钱后是否有付税务？同时，这些税务又付给谁？我们同样不知道是
谁在他们的背后？”他认为，在目前的货币交易制度下，没有人知道这些钱是否来自正当管
道，或是有人在洗黑钱，“因为没有人可以过问，也无从查起”。只要这些人向任何一个国家
发动攻势，那么不计其数的金钱就会涌向那个国家或进行抛售活动，任何人都抵挡不了。不
论是货品市场，期货或证券交易，都是必须在正当的体制下进行，“因此，我们必须管制货
币交易，使之透明化”。马哈蒂尔随即遭到西方舆论界的全面围剿。马哈蒂尔尖刻的问题也
许不太适合在外交场合发表，但他的的确确地问出了所有亚洲人心里的疑团。
另一个美国冷战时期的坚定伙伴韩国被金融风暴扫到之后，向美国伸出求援之手，不曾想美
国的拒绝来的如此之快和如此的坚决。在国际银行家看来，与韩国的亲密关系已经成为冷战
遗留的残骸。美国政府对于此事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以国务卿奥布赖特和国家安全顾问的意
见是应该伸手拉小兄弟一把，代表华尔街的财政部则坚决反对，甚至指斥奥布赖特不懂经济
学。最后，克林顿服从了财政部的看法。
在财政部长鲁宾看来，这个危机正是踹开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