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地高尚，使理性空疏，他们努力建设，但是毫无建树；这些夸夸之谈，只说出了这样的一个内容：那自以为其行为符合于这样高贵目的的、沉溺于使用这样优美词句的个体，是它把它自己当成了一个优秀的本质——这是一种吹嘘，这使自己和别人都为之冲昏头脑，而冲昏头脑总是出于一种空的傲慢自负。古代的德行，本有它一定的可靠的含义，因为它在人民的实体里有它内容丰富的基础，并以一种现实的善，已经实际存在的善作为它的目的……但现在所考察的德行却与此不同，它已脱离了实体，它是一种无本质的德行，它是一种只属于缺乏任何内容的观念和词句的德行……我们这个时代有教养的人，显然已经，即使是不自觉的，确信这些高谈阔论是空虚无物，因为对这整堆词句的内容及其发表的方式，谁也不感到任何兴趣；人们之对它们失掉兴趣，这具体表现在，它们成了仅仅令人无聊的东西。”
大虫拿起一幅眼镜问我：“你看我戴眼镜好不好看？”
“像余秋雨。”我说。
“为什么都说像他呢？真是气死我啦！”
“怎么，你很生气吗？”
“我告诉你余秋雨的东西怎么不好。说其他都是扯谈，举他的三个具体作品：《道士塔》、《老屋窗口》、《苏东坡突围》。余秋雨写东西总是预先设置一个X，然后一切都往那个X上去靠。这个X在《道士塔》里就是以王圆篆为代表的中国人是多么愚昧，他余秋雨是多么重视敦煌文物的价值——恨只恨没早生几十年；这个X在《老屋窗口》里是什么呢？是那个天真纯洁的村姑是怎样受到封建顽固观念的摧残迫害的，而在故事中作为‘我’出现的余秋雨又是唯一一个能够同情她的人，以显示‘我’多么地富于人情味，见识有多么地高；而《苏东坡突围》里那个X就是苏东坡作为一个伟大的文人，‘我’与他是多么惺惺相惜，‘我’为他所遭受的待遇打抱不平，从而‘我’与伟人靠得更近了。然后与X相对应，还另外存在一个Y，这个Y不时地想吞噬掉X。这个Y在《道士塔》里就是那些来敦煌的外国人，在《老屋窗口》里就是愚昧守旧的村民，在《苏东坡突围》里则是那些迫害苏轼的小人。余秋雨的早期散文都是按照这样一个模式写的。他在后期试图突破这样一种模式，但仍然是借伟人来抬高自己，迎合社会的主流心理。这种宣传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东西，不能说它有什么害处，但也没有什么好处。”
被时人称为“小汉卿”的元代杂剧作家高文秀，有一部叫做《双献功》的剧目，写李逵自告奋勇，愿做孙孔目的护壁，护送其夫妻二人去泰安进香。途中，由于权豪势要之家的“白衙内”拐走孙孔目的妻子，又倚仗权势，将前去告状的孙孔目打入死牢，这惹翻了自称“黑爹爹”的李逵，他设计进入牢房救出孙孔目，又在夜间潜入“白衙内”家，杀了奸夫淫妇，并用布蘸血在墙壁上写明“是宋江手下第十三个头领黑旋风李逵杀了白衙内的。”同时代还有一个叫石君宝的人，写了一个叫做《秋胡戏妻》的本子，秋胡与罗梅英新婚才三日，秋胡就被抓去当了壮丁，一去十年，梅英在家苦守，相当于守寡，及至秋胡归家，夫妻俩已不相识，没料到秋胡竟调戏了梅英，当梅英得知她苦等了十年的丈夫已做了高官，娶了三房妻妾，毅然向秋胡索要休书，一刀两断。
为什么举这两个例子？在前一个例子中，我们看到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是容不下“奸夫淫妇”的，而在“奸夫”和“淫妇”之中，恐怕“淫妇”是要承担最主要的责任的——只听说过“不守妇道”，从没听说过“不守男道”的；而在后面的一个例子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男人是怎样惨无人道地对女性进行性剥削的，在中国男人的意识里，从来就没有将婚姻生活放在前十以内，于是多少年轻女性的生命就这样在年复一年的“守活寡”中被残酷地剥夺掉了，为什么只允许男性纵欲无度，而从来就没有人指出过女性的生理需要呢？（这样看来，丹麦男人也很变态）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是不胜枚举的，潘金莲大胆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却被明显患有###短小等一系列性功能障碍的武大郎的弟弟武松斥为“淫妇”，天下哪有这般的道理？明明是自己没有这个能耐，还要怪别人是“淫妇”，恶心，实在是太恶心了。还有杜十娘和李甲，霍小玉和李益，谢天香和柳永，就连杂剧《柳毅传书》（不是唐传奇《柳毅传》）中的柳毅也是看上了龙女的美貌，《张生煮海》里的张生则更是为了过上奢侈的生活。还有《金瓶梅》中的潘金莲，为了谋求那一点可怜的生理需求，竟以狮猫惊死李瓶儿之子，使其悲痛身亡。这举不胜举的一幕幕人间惨剧是谁造成的？不是封建社会，而是中国男人的变态。源氏也玩弄女性，但这仅仅限于贵族。卡列宁也从不指责安娜是“淫妇”，还要体面地维持现状。
喜欢《多啦A梦》的朋友都有一个疑问，大雄为什么总是受欺负的对象呢？
与性格无关，要说性格懦弱，小孬比大雄差不到哪里去。为什么小孬就能够有欺软怕硬的资格，而大雄则没有呢？
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剧情所透露的来看，大雄的父亲顶多是个小公司的中层职员，母亲则是一介家庭主妇，连别人送礼都送的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在《XYZ照相机》这一集里，有个人上门来拿出礼物说：“つまらないものですが”，意思是这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就请收下吧，这个时候大雄刚好跑出来，他用XYZ照相机一照，结果礼盒里面是肥皂，还真不是值钱的东西，因为不懂事的大雄让客人当面很难堪，结果被他妈轰了出去。而多啦A梦给大雄照相机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雄不用花钱也能将书店里的漫画看完，大雄连买本漫画的钱都没有，可见大雄家穷到了什么程度。
胖虎家呢？他们家好像是开杂货店的吧，属于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可以团结和拉拢的对象，但这个阶级大多出身下层，身上带有了许多小市民的庸俗习气与粗鲁性格，比如裸睡、从不打扫房间、爱欺负人什么的，但他们只是心智未开，本质上是善良的，只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假以时日，一定会站到无产阶级阵营这一边的。我们就经常看到在故事的结尾，胖虎抱着大雄那单薄的身躯，痛哭流涕，这就是我们统战工作取得成功的最佳证明。
至于小孬这种买办资产阶级，其骄奢淫逸的性质就决定了他们必将灭亡的命运！
胜利必将属于无产者！
世界无产阶级大团结万岁！
这是什么玩意嘛？翻到后面：
如果非要我举出一个我比较欣赏的实用主义哲学家，这个人非罗蒂莫属。因为很少有人既关注詹姆斯和杜威，又关注柏格森狄尔泰（德国哲学从being到exiting的关键性转折人物）的，也很少有人将海德格尔、昆德拉与狄更斯同时放在一篇文章里的（《海德格尔与其他哲学家》），更因为后期的罗蒂对文学所抱有的异乎寻常的亲近态度（让我在哲学与文学之间选择一个我最喜欢的，我当然会选择文学，所以我当初报考的是文学专业，而不是哲学专业，只是被调济到了哲学系而已，这大概也和我的性格有关系吧），像晚年的海德格尔一样。他很有性格，我喜欢。所有独创性的哲学家（柏拉图、笛卡尔、休谟、康德、黑格尔、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都是当时思想上的异类，只会向他人精确地重复前人观点的人只能做教授，所以邓晓芒教授是个优秀的教师，可他永远也成为不了康德，我们也都成为不了哲学家。罗蒂从现在看虽然还不具有里程碑式的价值，但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传统西方哲学的总结者和终结者（如果说黑格尔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者，海德格尔是西方形而上学的终结者的话）。
罗蒂的叛逆表现在多个方面。在罗蒂看来，柏拉图是一面镜子，它所要探寻的是在它之外的东西，笛卡尔也是一面镜子，不过这面镜子所要探寻的却是从它里面反映出来的东西，它们所追寻的都是事物精确的表象，罗蒂自己也是一面镜子，它要将它的视野重新转移到外部世界里去，而他所要追寻的是事物内在的协调性。直到黑格尔那个时代，哲学都一直是人类的希望，科学进步的指导者，在那个时候，哲学所探究的领域非常明确，它不研究人的情感，不将个人的行为和事件纳入研究范围。千百年来，作为哲学主体地位的形而上学总是不断地努力去寻找那条永恒的单纯而美妙的旋律，直到在康德那里，以一种近乎完美的方式完成了关于形而上学的所有提问与建构，康德的形而上学体系便是最终的形而上学体系，甚至可以说，康德之后的哲学家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东西来，他们所做的一切无非是在康德所打下的坚固的地基上添砖加瓦而已，遗憾的是，有一天，一个叫做黑格尔的很贪心的泥瓦匠把这些全都给弄砸了，于是地基上又只剩下了一堆瓦砾，新的泥瓦匠们则不再寻求重建巴别塔的尝试，他们有的把地基上的瓦砾拿回家去一片片地做分析，他们之中的一个怪才说：“形而上学的语言是一种类似于精神病患者的语言。精神病患者讲话总是语无伦次、没有意义，别人听不懂。形而上学的语言也是如此。形而上学哲学家不按照日常语言的规则讲话，不在具体用途中考察它们的意义，而是违反规则，脱离用途，盲目地去寻找它们的绝对意义，因此形而上学的争论是毫无结果的。”有的只关心生活在露天里而不自知的人类的生存状态，还有的坐在废墟上捶胸顿足嚎啕大哭要死要活，还有一位老兄望着远处那座最近拔地而起的大厦说，啊，看啊，那里过去还只是一片荒原呢，我们要照它的样子将属于我们自己的宏伟的大厦建立起来，可是我只是个泥瓦匠，钢筋结构的大厦该怎么造？于是生活在废墟上的人们不再寻求泥瓦匠们的庇护了，他们纷纷迁徙到那座钢筋建筑里去了，在那里，他们不用被太阳晒，不用被雨淋，只不过，他们并不知道那只是座漂浮在半空中的大厦。带头的就是一群被称作实用主义者的人。还有一些怪人留了下来，他们热衷于将地基的石头撬出来改造成各种稀奇古怪的样子，并宣称前人的东西都可以拿来被随意地解释。这个时候罗蒂出现了：“你们错了，你们都错了，世界上的每一块土地都是平等的，从来都是平等的，精英们，让我们来把这片废弃已久的荒地平整一下，我们要在上面植树造林，开赌场，电影院，文学沙龙，玻璃球游戏室，还要建教堂和实验室，这是最要紧的。”
皮尔士认为有四种确认信念的方法，它们分别是，第一，固执的方法，第二，权威的方法，第三，先验的方法，第四，科学的方法，皮尔士对前三种方法都持批判态度，固执的方法在社会上是行不通的，权威的方法对于保障社会秩序是必须的，但它阻止不了人们对权威信念的怀疑和反对，先验的方法不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只有科学的方法才不受到任何主观因素的干扰。像马克思一样，杜威赋予了哲学和哲学家以新的使命，创立了一种工具主义的实用主义，即：第一，在经验过程中，知识是重要的，但知识永远是工具；第二，经验的态度对疑难和变化更有兴趣，疑难与变化意味着机会，有了机会才可能有成功；第三，科学、知识的成功表现在对于具体事物的操作和控制过程中。“哲学如能舍弃关于终极的、绝对的、实在的研究的无聊独占，将在推动人类道德力的启发中，和人类想获得更有条理，更为明哲的幸福所抱热望的助成中取得补偿。”和康德一样，实用主义者所关心的根本问题也是认识是如何可能，知识是如何可能的问题，实用主义所认可的是一种将存在看作一切知识之根本基础的知识观。按照这种观点，认识论不应被理解为对我们认识活动所依据的抽象条件加以研究，相反，它乃是对我们存在方式的状况和结构进行考察，此种考察既是认识论的又是本体论的，于是在戴维森那里，观念与对象的关系从柏拉图的等级模式、康德的对立模式转变为单一模式的，也即戴维森反对二元论，反对“图示—内容”的二元论区分，反对真理是“与实在符合”的观念，但是又保留了世界的实在性，并提出“无需对照的符合”观，主张知识是独立于我们的思想或语言的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二者之间是一种随机因果的关系。在真理问题上，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