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存在无疑是在绝对存在意义上的存在，它原则上不依赖于其他事物便可生存。另一方面，超越的‘事物’的世界则完全依赖于意识，这意识不是指从逻辑上想象的意识，而是现实的意识。”
“也就是说，先验现象学并不否认我们所处的世界的真实存在——如柏克莱那般——而只是取消了对实在现实的背谬解释，即与实在现实固有的明确意义相矛盾的解释。因为任何实在只有从‘我思’出发才是可能的。”
“完全正确。”
“嗨，要熄灯了，早点睡吧。”小勉在一旁道。
“你真像个姑娘。”大虫咬着个苹果道。
德国古典哲学
第二天一早，匆匆忙忙吃过早餐，便赶去上课。今天讲的题目是“德国古典哲学总论”。
“一部哲学史，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是有一条很明晰的线索把它们各自串联起来的。在巴门尼德那里，是不区分心灵和对象，主体和客体的，柏拉图的理念说则是一种很简单朴素的认识，并没有很强烈地意识到两者的本质不同，可任何人都可以发现精神与物质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这种明确的区分直到笛卡尔那里才得以实现，可是笛卡尔只偏袒其中一方，独断论必然导致怀疑论，康德为了调和二者，创建了他的先验体系。在康德之后，出现了许多攻击甚至否定这种体系的学说，它们尽管各说各话，但火力点最为集中的还是康德的实践哲学体系。例如费希特就认为康德的调和体系只是将两种不可能调和的敌对体系的碎片结合为一个怪模怪样的‘混合体’，他指出，如果人们不想陷入互相矛盾的境地的话，就只能在唯物论和唯心论之间选择一个，费希特还认为，人们是选择唯物论还是选择唯心论，其根据不是‘理性’，而完全取决于人的气质，他把人分为两种：一种人还没有或者还不能提高到意识他们的自由与绝对独立性的程度，因此他的自我离不开物的支撑，所以就选择唯物论，另一种人则意识到了自己的自由和独立性，因此他无须外物来支撑他的自我，所以就选择唯心论。但他之所以选择了唯心论，也还有理论上的理由，他认为唯物论既以物自体为解释经验的第一原动力，所以它的对象就是物自体，但物自体本身则是理智抽象出来的产物，在意识中是不能指示出来的，因此我们没有权利肯定它的存在。因此物自体是‘完全没有实在性’的，是‘纯粹的虚构’，是‘无价值的东西’。费希特的这种理论是一种典型的柏克莱主义，它的‘对象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实在的东西出现在意识里的，但不是作为一个物自体，而是作为自我自身’。接着，谢林开始了向斯宾诺莎的回复。谢林认为，‘我外有一自在之物作为第一推动力’这一唯物主义观点是人的一种天生的偏见，因为它不是以推论为基础的，所以不可能有任何有效的证明，那么，能否像费希特那样以自我为根据呢？谢林认为，这也是不行的。费希特认为非我为无意识的自我所创造，依赖于自我，谢林指出，无意识的自我就不是自我了，况且科学、经验的前提在于我们的表象与独立不依的事物绝对一致地符合，以致我们所认识的事物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对之所表象的那个样子，而在费希特那里非我是从自我里面产生出来的，根本就谈不上它们的同一问题。照谢林看来，为了得到真理与理论的确定性，客体与表象，表象与客体必须‘绝对的同一’，也即‘绝对的无差别’。于是，黑格尔的时代自然而然地到来了。黑格尔认为谢林所谓的‘绝对的无差别’是很可笑的，因为世界充满了矛盾，康德将知性与理性区分开是对的，但我们并不是在有限之外去认识无限，而是通过有限、扬弃有限去认识无限，康德发现了矛盾，但却‘仅停滞在物自体不可知的消极结果里，而没有进一步达到对于理性矛盾的真正积极的意义的知识。理性矛盾的真正积极的意义，在于认识一切现实之物都包含有相反的规定于自身。因此认识甚或把握一个对象，正在于意识到这个对象作为相反的规定之具体的统一。’由于黑格尔放弃了康德的调和态度，企图用‘暴力手段’将事实上的矛盾统一到一起，这个矛盾重重的‘统一体’很快便解体了。黑格尔之后便是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看来，康德承认自在之物是真实的物，即离开人而存在的自在世界和被我们思维的客体，这无疑是正确的，他的错误则在于自相矛盾地否认自在之物的客观物质性，把它看作是单纯的思想物，这就向唯心主义作了不可饶恕的让步。同时，康德承认感性对象、经验的对象才是现实的对象，才是我们思维的唯一材料，这无疑是正确的，他的错误则在于自相矛盾地否认感性对象是真理，而把它看作是单纯的现象、没有本质的感性实在。在费尔巴哈看来，感性、现实性、真理性应是同一个意义，感性世界就是无可争辩的客观真理，客观真理就是自在的、离开我们而存在的世界，客观事物和思想中的事物的这种差别是合理的差别，并不会形成它们之间的真正的矛盾。”老师讲到这里，喝了一口水，接着道：“有同学想发言吗？好，小勉同学，你来说说。”
小勉站起身来，说道：“我们看到，无论是费希特所谓的‘怪模怪样的混合体’，还是谢林所谓的‘人天生的偏见’，还是黑格尔所谓的‘不可知的消极结果’，还是费尔巴哈所谓的‘向唯心主义做了不可饶恕的让步’，他们所攻击的，都是同样一个东西，即上帝是否存在，人类认识的限度。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说，他们无疑都是正确的，没有一个科学理论支持哪里存在着一个什么高高在上的上帝，不论这个‘上帝’只是一个隐喻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但是，他们全部都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即人有认识自己的需要和认识自然的需要，这和食欲性欲一样都是人的自然本能，和这些需要一样，人还有审美的需要和宗教的需要。宗教的需要和知识的需要并不矛盾，就像明知道自己逃不过死亡的命运，还是不相信自己有一天会死去一样，这就是人的心灵的复杂性，康德所做的，正是为这样一种出于人类心灵复杂性的需要留出的一块自耕地，并不是什么‘不可知论’。正如马克思所言，任何问题都必须放到历史的流动的背景中去理解，之所以有这么一大堆人对康德抱有不满，说白了，是因为当时欧洲的宗教的腐朽堕落使人们产生了一定的厌烦情绪和反抗情绪，而我们当今中国的情况却恰好相反，我们正是缺少了这样一种向善的原动力作支撑，大概这就是王国维所谓的‘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吧，选择哪种哲学也是一种时代和自我的要求。”
老师微笑着点点头道：“很好。思路清晰，论据充分。还有同学要发言吗？”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重阳节
课后。
“今天你可真厉害呀”，大虫走上前来，拍拍小勉的肩膀道。
“哪里哪里。贻笑大方了。”
大虫鼻子一横：“好就是好，干嘛要谦虚？”
“下午到哪里去玩？”我赶紧转移话题，“东湖怎么样？”
“好哇好哇”，大虫跳起来，“老早就想去的，可一直都没有时间。”
“那就这么决定了，各位早点吃饭，中午休息一会儿，两点钟咱就出发。”
其实武汉东湖的面积是杭州西湖的好几倍，只是历代宣传得太少，名气自然也就没有西湖大了。
正值重阳佳节，古有登山望远之习俗，我们几个人却偏偏泛起舟来。
湖面上，秋风吹皱起一层涟漪。
“看了大概是好些年前的一个演讲视频”，宋博士道。
“什么演讲。”我问。
“浙大化学系的教授郑强”，宋博士说，“我非常赞同郑强教授关于中国教育摧残独立思考能力、男孩子小的时候不应该让女生管、社会心理的虚伪浮躁、向权势折腰，以及必须向日本人学习的观点。”
大虫道：“这个视频我也看过。就像郑教授说的，必须有一个包容的，可以听取各个方面不同声音的心态。遗憾的是，在整个讲演的过程中，我只听到了掌声，不要说嘘声，连一点点的质疑声都没有，郑教授的讲演仍然是一言堂。”
“我非常钦佩郑教授的一颗拳拳爱国之心。也非常钦佩郑教授的学识和胆识。但是我完全无法苟同郑教授一切思考的出发点——出于自私的民族主义。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向日本学习的目的只是为了‘抗日’，我们暂且不谈这种观点有没有问题，问题是，你学得了吗？郑教授就去学了，学了三年，虽然没有讨到日本老婆，还是获得了很高的学历，回来在大学任职，我完全不了解高分子化学这个领域，但我相信郑教授在这个领域一定是有所建树的，遗憾的是，连郑教授也坦言，在生物技术这一块我们现在的水平仅相当于人家二十年前的水平。郑教授神通广大，四处奔走筹款，为浙大盖起了一座高分子化学实验楼，为我们民族的科学事业添砖加瓦，鞠躬尽瘁，很是令我感动。但是仅仅盖一座楼，我们民族的自尊心就确立了吗，恐怕还远远没有。郑教授不屑于跟从日本来的工程技术人员同桌吃饭，说我一堂堂的大学教授，怎么能跟几个调试机器的人同桌吃饭呢？下面立马热烈地鼓起了掌，我要说的是，郑教授有资格说这话，但在下面鼓掌的同学恐怕多半就没有这个资格鼓掌了。要让人家瞧得起我们，当然首先要自己瞧得起自己，自信这一点当然没错，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实力，我们现在天天在讲建设创新型社会，没有用，我们从小到大所受到的教育决定了我们大多数人已经被教育成了一个残废。就拿我熟悉的文学研究这一块来说，做到守成已经是很不错了，而对前人的观点提出反驳的能力则几乎已经丧失殆尽。教材上明明是错的（把失传的古文尚书说成是今文尚书），却没有一个人提出来，当然，这和平时的积累也有关。你说你学文科的，平时一本书不看，尽看些杂志报纸，再不然就是下棋打牌玩游戏，你学个啥？要从别人那里学东西，首先就要尊重别人的文化，尽一切可能努力去了解别人的文化，你说日本人极力地丑化中国，媒体极力的做负面报道，是因为我们强大了，他们害怕我们超过他们。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我相信日本人一定是非常尊敬像郑强教授这样的精英人士的，没有人是要想方设法把郑强教授培养成汉奸的，日本媒体所反映的那些负面问题，比如说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是不是在歪曲事实呢？好了，日本姑娘看到这些报道，嫁到中国去就要天天吸毒气，害得我们郑强教授这样颇为自负的人在日本呆了三年都没有讨到老婆，很是委屈。”
大虫点头称是：“我们又何尝没有在极力妖魔化日本人呢？就算是侵华日军，也应该客观表现，可是我们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看到的日本军人形象，不是剔着光头，蓄着小胡子凶巴巴的军官，就是呆、傻、痴的士兵，完全歪曲历史。看看人家是怎样表现我们军民抗日的？从服饰到手势，原原本本。中国人还远远没有达到日本人那种民族的自信与谦逊。如果我们真的达到了，我们也就用不着再去抵制日货了。”
“青年人应当像远离毒品和中国足球一样远离政治。”
“哈利真是一语惊人呀！”
我接着道：“政治只不过是过眼云烟。今天我把你的国旗烧了，明天你把我的国旗放在脚下踩，为的是豆大的一点事，一旦上瘾便成为一种政治狂热症，职业示威者。早在唐代，一个中国诗人（记得是李商隐）就将各国之间的争端形容为在蜗牛角上进行争夺。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愤青。即使要愤也应该愤得有水平，有涵养才对嘛，要像我这样愤得骂人都不带脏字的：国际象棋设计得比较有人情味，只有一个王是绝对不行的，非要两口子都到齐才可以开打，国际象棋的兵可以‘升变’，只要你走到底，就给你一个变车变马的机会，中国象棋则没有，兵永远都是兵，永远只有当炮灰的份，中国象棋的招特别阴，还可以允许什么‘别马腿’、‘堵象眼’，国际象棋杀到最后王的行进路线都被堵死，又没有被将军，就可以判和，中国象棋即使杀到只剩光杆司令和几个兵还照样可以把对方将死，围棋里三劫循环无胜负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国际象棋允许王车易位一次，带逃跑的，中国象棋没有。独立自由之精神从来就不是中国人固有的精神，所以中国人没有信仰。没有信仰不等于说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