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儿的人们喜欢种桃花。小巷里走着走着，冷不防会冒出一两枝挡住眼，颇有意思。在上次来红砖房跟你乱吹“文学是挽歌”的沈睡家住了一夜，今天清早，我头不梳脸不洗匆匆地赶回燕山。
小客车在半路上抛锚，司机忙了整整一个上午。你一定要认为这个上午我闷极了，才不呢，芳儿。车坏的山坳上有一家小店。
好像十点钟光景，店主的老伴回来了。她唠叨叨，下地前再三拜托，要喂饱猫，要煮熟饭，可她从地里回来，花猫锇得咪咪叫，铁锅里连热气也没有。
店主靠在门槛边吧嗒吧嗒吃旱烟，他眯着眼，昏昏然望着门外的大马路。半句话也不搭。
芳儿，我们会有这么一天不？如果有，太阳也会在我们家门前懒懒地翻身吗？你知道，我最大的愿望是开一家杂货铺，过晚报、黄酒、白头的生活。
“老爷爷，你该说你陪税务所的人喝酒误了。”我在旁边小声提醒。老年人健忘，我知道。况且我还端着他泡的苦丁茶。
“习惯了。”他提开烟杆，脸上排满干巴巴的皱纹。我看不出阳光在老人眼里是哪种颜色，总之，说这话时，他眼巴巴望着满大路的阳光，像望情人一样。
“申辩几句也好嘛。”我又说。“冤枉呀！”
“申辩？我们结婚五十五年了。申辩什么？你这小子！”老人回过头，脸上的皱纹竟然绽出弯弯笑容。“过去申辩得太多，还剩什么好申辩的？”他好像对‘申辩’这个词特感兴趣。
后来他又告诉我说，做女人也真可怜。年轻时缠着把好听的话都听完了。老年来一句也听不到，若他再年轻五十岁，他一定要换另外一种方式恋爱。
再年轻五十岁，换什么方式呢？在车上，我一直在捉摸，你要是没心思画画，不妨也想想。
开始反春，夜间小心些。别忘了给吊兰浇水，纹竹用不着管。水多了反而要死。
下星期回来就去西双版纳。
你的南五十九
推开窗子，没错，果然是有人在哀叫。我连忙拉开灯披上衣跑去厢房叫母亲。电视白晃晃演着戏，母亲已经歪在沙发上睡着了。我摇醒她，妈，快醒来，安家寨有人喊，喊得阴风惨惨的呢。
人家喊两三年了。母亲揉揉眼哈欠着说。小永子呢，你忘了？他疯了你不晓得。
小永子？我的脑袋轰地炸开了。那个皮肤白白的，书包里总是背着爆炒得黄铮铮的玉米花的小永子？我听见毛骨悚然的哀叫声夹杂着已往的岁月慢慢滚过我头顶上的夜空。
我们燕山是一个零星地散落着几十户人家的自然村。我十四岁那年全村连我只有三个中学生，永子是三人中最有出息的。老师们都说，燕山出不出大学生就只有看永子的了。他好像也知道自己的使命似的，数学题做得几乎不会错。每天放学一路上打打闹闹回家，本来是最带劲的事，可他从没参加过，文文静静的，女孩子一样。初中毕业他顺利考进师范而我落选下来。领回成绩单那天，我和他坐在回家的半路上，就着八字洞的井水醮饼干吃。他有一句没一句的开导我，今年不行明年再来。树怕翻根人怕寒心。要是母亲不病，他才不读师范。开学那天，全村人都送他到进县城的马路边。我却不好意思去，一个人跑去沙沟捅黄鳝。
第二年我在城里念高中时，他来找过我一次。我们正在上体育课，大家都忙，只听他说他母亲恐怕不行了。借我的自行车回趟家。他妹妹在城里给人家做保姆，妹妹也回去。他穿着发白的解放鞋发白的牛仔裤，脸也白生生的，像雨，静悄悄的那类。那时我的家境还好，借车给他，还硬塞给他二十元钱。九四年我进大学，他分配在我们燕山好端端教着书。我一年难得回两次家，恍惚听人说他犯了这样那样的病。没想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母亲说我好像跟你讲过嘛。他还教什么书。每天晚上都要这样喊十多遍。去年回家你没听见？去年下半年他还经常走到河边来玩。天气好，看见女人过路，他常常不吭不响跟在人家屁股后面。只是病得干净，不动手动脚的。衣服也穿得严实。外地人看不出他是疯子。说着母亲跟我来到院墙边。
什么疯不疯子，这是轻微精神病。现在城市人犯这劳什子病的多着呢。我对母亲直截了当地叫疯子有些不快。你见过几个这样的疯子？
你不在家说给你也是白说。永子他妹妹在浙江打工学得不三不四的，去年回家疯颠颠跑到观音洞拜菩萨，冲撞了观音老母，差一点没被全村人乱棒打死。这不，报应在永子身上了。要听，你一个人听，我是要休息了。母亲也不高兴地说。
我孤零零地坐在高高的院墙上，守望着河对边黑黝黝的安家寨。永子的妹妹来学校看过我。还请俄罗斯、阿丹她们吃铬锅洋芋。我也零碎的听说她在浙江走的不是正道，给人家做小，挨过几次打。为了钱，忍着呢。已经有好长时间没回家了。听我们村在外边跑江湖的人吹，早都被人贩子卖到内蒙古那边的乡下去了。成天跟一个老汉放猪。世风日下，按理说也不尽是她的错，再坏人家好歹也做过良家妇女多年。正在胡思乱想，凄厉的哀叫声突然夜枭般向我扑来，没提防，唬得我差点从院墙上栽倒。夜中的燕山一改温和的面孔，狰狞地扭成一张错乱的网罗迎面向我撒下，我挣扎着站起来的时候，哐的一声，收缩成了永子那张虚弱的脸。
我一直以为我是活在燕山的，却不料离燕山是这样的远。当我在校园里斗酒调情，当我穿着马狮龙衬衫体体面面地大谈后PC时代，当我淋着雨，忧郁地经营我的爱情时，在燕山，永子对着漫天的夜哀叫着。他应该想起我的。我敢肯定。只是我一天天活得现现实实，在他的哀叫声中，越走越远，越走越远而已。
我忍不住偷偷地赶出眼泪来。
六十
过去念书的时候，澜沧江妩媚如一待嫁少女。她的前额亮亮的，在深山老林中若隐若现。我偷偷地抚摸爷爷留下的地球仪，澜沧江差不多飘扬起来。
那个晚上，在燕山，我向着她的方向跪下——十多年后我辗转来到澜沧江边，她却像一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懒散地躺在冬日的阳光下。
日子是枯燥的。阳光停着不动，看不见水鸟。我跟俄罗斯说，日子是枯燥的。岸边的沙泥像一块佤族姑娘的绸子。没有脚印，鸟粪也没有。水忧郁得像南唐李后主的那段历史。我伸个懒腰。
上流不远处是虎跳硖，隐隐听到乱世般的叹息。而我面前的水势，很缓很缓，随随便便流着，仿佛要到远洋去她也不知道。因为没有渔人，我也就不敢肯定水中有鱼了。《山海经》是怎样描述的，我确实是彻头彻尾的忘记了。
血液也这样随随便便流着，睡着。除了心悄悄跳，我站在岩石上，像一块岩石。对岸的芭蕉林出自三流画家之手，僵死的，一如从洪荒站到了现在。眯了眼睛望去，才看得出它是一个主人，一个善良的贫穷主人。它一直没有收回它悲哀的脸。是的，澜沧江这个流浪汉，爬涉到它面前，它什么也不能施舍。要知道啊，澜沧江，浑身都湿透了。
一只神秘的手柔柔地掏空我的五脏六肺。我什么也看不见。整个儿像澜沧江一样飘扬起来，我疲备不堪地跪下，澜沧江掉过头，泪流满面地向我流来。慈祥地淹没了我。它松松垮垮的奶子，干枯的手臂，散射的目光——我的的确确看见澜沧江了。我大声告诉俄罗斯，她远远站在下游，像一个点，像一段岁月，像一条河床静静地等着澜沧江去睡，去流。
解开皮带，我背对着俄罗斯心事重重地往江中撒尿。
六十一
阳光断断续续地照着。一会儿近，一会儿远。我没精打采地听凭影子玩弄。在这个李公朴先生曾经徊徨的小院，伶俐的耗子一而再再而三爬过弧形的花墙。丢开给阿丹写的信，我准备回房间的时候，隐隐又听到酣声了。自从花胡子带着年岁明显和他不相称的女人住进楼上的双人间，我时常夜半给吵醒，跟那个年岁轻轻的女人交涉几次，花胡子答应调瞌睡到午间睡。
花胡子做的是跌打药生意。帆布口袋里塞满老橡皮、穿山甲尾巴什么的。我和俄罗斯在他的地摊上抓过舒精活血的药。他是河口人，有田有土，每年收成后他才出门找些过年的钱。过去一直是孤家寡人，年龄大，又贪睡，没人照顾不方便。傍晚大家在休息室看电视，有人问，他总这样解释。因为好多房客包括女房东对那女人成天抱着大竹筒烟枪跟在他屁股后边进进出出很是鄙视。
房客多是些走南闯北的小商贩。他们饱受着抛妻别子的苦。见到有人带着小相好四平八稳躺在他们眼皮底下，不由他们不满腹牢骚。幸好对方是个花白胡子，大家只得忍气吞声宽容。每当花胡子穿起入时的白马甲，眯了有刀疤的眼，托着水烟枪咯吱吱独自下楼来，大家七嘴八舌地攻击他，都是阳萎中人了，心还不收。这时候他会红了脸，皱起伤痕累累的额，尖着热带雨林的嗓子反驳。一来二去，大家混熟了，那个涂脂抹粉的拉祜族女人也抱着手下楼来跟大家互相抢白。我们从她口中得知花胡子在河口不但有一头水牛六只火鸡两条母狗，还有一个名声不好的老婆和守寡在家的女儿。芭蕉一排排围着小平房，护养得好，年年都有好价钱。女人说，他的女婿是在战争中丢失的。那女人也是战争年代学坏的。
我曾问过他当年打越南的事。花胡子支吾说战争一开始，他就投奔昆明的表叔。一年多后回到河口，房屋倒了芭蕉还在。我再深问，他说只记得小越南乱吹，打到昆明过大年，打到贵阳吃汤圆。别的再也不记得了。
一天天，大家都老脸老嘴拿花胡子开玩笑。没有人肯花时间问及他的刀伤，他也从不向人述说他的苦难。而我，就像习惯俄罗斯的呓语一样，也渐渐习惯了他的酣声。每天听不到一次，竟会产生一种茫然的失落。好像有谁，转动一个巨大的石磨，辗我回到那些与我毫不相关的岁月。
六十二
啤酒刚喝去半瓶，大包小包拎着的俄罗斯喘着气站到门口。
“姨爹不在。表姐家没人。”她灰心丧气。
放下酒瓶，我微笑：“这在意料中。这种约会，含有必然性和偶然性，你没看过哲学，不怪你。”
话虽这样通泰，心中却抱怨她这种一会儿风一会儿雨的性格极了。表姐从小和俄罗斯在广州长大。初中毕业那年，德高望重的连长父亲从部队转回到地方，俄罗斯一家也跟着回到湘西小县。表姐留了下来。后来没有考上高中，招工进了一家专门做凉鞋的工厂。九五年日本老板接管凉鞋厂，表姐凭娴熟的技艺做了该厂的技术骨干，九六年又凭姣好的容貌谱写了一曲令三亲六戚奔走相告的异国情爱。俄罗斯喜欢樱花和选修日语，肯定都是她这个表姐的影响。上学期表姐寄来几张酒井法子的CD，我和俄罗斯去镇上的安子家听过。酒井法子太美太甜，我没敢发表意见。第二学期学校开通E…mail，她们就没有白底黑字写信了。偶尔听俄罗斯叽咕，她表姐去年离开了那个日本浪人，独自在大板一家私立学校教中文，日子过得洋不洋土不土。这次回国，说是不准备回去了的，谁知才住几天又吵着要走。在学校接到电话，俄罗斯的心就飞到湘西来。若不是我执意要看《泰坦尼克号》，昨夜的火车，早就摇晃我了。
湘西的山坡个头小，风一吹，只穿件马甲衬衣的我止不住打颤。街上瞎逛两圈，苹果梨子买它一大堆，她表姐家还是没人。我受不住，先赶回候车室等她。暗里寻思，要你答应英子叫车送我们，此苦何来？
“再去大十字她家铺子看看。转来我们就走，刚好赶上得上五点钟旅游车。”我慢吞吞表态。
俄罗斯自知理亏，疲倦而又无可奈何地点头答应。
“等我歇歇脚再去。”她说着，自个儿削了个梨子吃。
待她提着苹果梨子走后，我又独自坐在候车室里，吸烟、剥花生、看章衣萍的《枕上随笔》，且记准了“懒人的春天呀，我连女人的屁股也懒得摸了”这句比较鸳鸯蝴蝶的话。
六十三
英子举着小红伞离开学校这天，田里的稻子刚打浆黄。风穿过树梢吱吱直响。季节仿佛热很靠近冬天了。
“一千一万天我不会忘记她。无论如何她是我学校最过心的朋友，不管她鄙视不鄙视我都会回来望她。”英子边走边说。
我没吭声，烦躁不安跟在这些话后边走到天一酒楼门口。
尼桑车门边靠着俄罗斯狠不得千刀万剜的男人。他友好地咧着嘴，头发是稀疏了些，但没俄罗斯扬言的那般严重。油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