谕变通科举，此后一经殿试，即量为授职，并停朝一场
命将译书局改为官督商办 六月卅日
七月十九日
七月廿一日
六月廿八日
翻译西书及日本书 命各省学堂广译外洋农务书藉 七月四日
派人留学 命各省挑选学生赴日本留学 八月十八日
开设报馆 命改《时务报》为官报
命在京师筹设报馆 七月廿六日
九月十二日
废淫祠设学校 各地书院及不在祠典之民祠改为学堂
创设京师大学堂
命在南北洋设矿学学堂
命筹办矿务铁路等专门学堂
命妥议海军学堂
命各省立农学、工学、商学事宜
命各通商口岸设茶务学堂，蚕桑公院
命各省兴办小学堂
奖励设立学堂 七月十日
七月三日
六月廿日
八月十日
八月廿一日
八月十日
九月十一日
九月廿九日
七月五日
新政诏书虽然一道一道地颁布，可是光绪皇帝并无很多的实权，上有慈禧，下有军机处，外面有掌握军权的直隶总督。康有为虽受到光绪特达之知，却只能在总理衙门章京行走，无法进入军机处。到了七月廿日，光绪实在感到行新政没有新人帮忙太难施展，于是下了一道上谕：“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着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同时又写朱谕给杨、刘、林、谭四人，教他们把新政条理开列，竭力辅佐。于是，所有新政奏折都交他们审阅，所有新政谕旨，都由他们撰拟。这样一来大家便管他们叫“四京卿”，军机处的实权当时几乎全在他们手中，简直就等于是宰相的地位。如果这种形势真能坚持下去，新政新人都将成为事实了。
四京卿中，林旭是康有为的弟子，谭嗣同则是康有为的私淑弟子。谭是湖南浏阳人，曾演绎康的学说写成一本书叫做《仁学》，在南京做候补知府一年，大部分时间都闭户著书，后受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敦促，回湖南办新政。在湖南创办时务学堂，聘梁启超做总教，唐才常做分教，又创办内河轮船，开矿，筑湘粤铁路，设武备学堂，设保卫局，出版《湘学新报》、《湘报》，开南学会，是维新派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有学问、有干才、有肝胆、有气魄。
光绪和康有为之间碍于体制，不能见面，因此光绪给康的密谕都是交给林、谭二人带去，送到南海会馆康的住处，康的意见也是托林、谭二人转陈。所以有了这个部署，才使新政派和皇帝之间通了声息。
康有为的新政派最大的失策，是误以为新政可以凭光绪皇帝的一道一道诏书就能达成。至于守旧派则紧紧地抓往西太后，完全不理会新政的诏书，而各省督抚们更是些老奸巨滑的官吏，他们尽管接到了新政诏书，却并不行动，同时静观慈禧和光绪这场政争，到最后是谁胜谁负。因为当光绪在四月廿三日下“明定国是”诏书后，照理等于宣布变法开始了，可是却又在四月廿七日下了三道完全相反的诏书，这表示慈禧还可以影响朝政，三道诏书是：
一、“朱谕：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多年，不忍遽加发谴，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钦此！”
二、“上谕：嗣后在廷臣工，仰蒙慈禧太后赏项，及补授文武一品，皆满汉侍郎，均着于具折后，恭诣皇太后谢恩，各省将军、都统、督抚、提督等官，亦一体具折奏谢。”
三、“上谕：署直隶总督王文韶着迅即入题，以大学士荣禄暂署直隶总督。”
这上面三道上谕，可以看出完全是慈禧的主意，也就显示光绪在重大问题和人事上仍必须听命慈禧。由于翁同龢是光绪的师傅，又赞成变法，守旧派因之必须去翁为快。照理说慈禧既已归政，照例不必再接见大臣，大臣们也不必特别向太后具折谢恩，现在忽然要令二品以上大臣谢恩陛见，并令外官具折，即表示慈禧已经部分临朝亲政了。再说，荣禄是慈禧最宠信的大臣，这时奕䜣已死，荣禄应该取代奕龢地位担任首席军机大臣，现在反而叫他去做直隶总督，就表示慈禧要荣禄在天津直接统率当时北洋的三支主力部队（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所以从上三项的诏书看起来，完全可以看出是慈禧的重要部署。
新政颁布后不久，光绪为了许多顽固派阻挠新政，曾斥革了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六个堂官。事情经过是因为有个礼部主事王照上奏请光绪游历日本，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不肯代奏，被光绪知道，光绪便借此杀一儆百，把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侍郎堃岫、溥暹、徐曾沣、曾广汉一齐革职。怀塔布的太太是慈禧的侍从，乃向慈禧哭诉说，光绪要把满洲人都赶走，这更触怒了慈禧。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 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十一、新政功败垂成
十一、新政功败垂成
荣禄到天津出任北洋大臣后，就积极安排在九月间举行一次盛大阅兵典礼，要恭迎光绪皇帝奉慈禧驾临阅兵。传说待慈禧到了荣禄的军营中后，立即宣布废黜光绪皇帝，所以七月初光绪皇帝在听到外间传闻时，很激动地对庆亲王奕劻说：“朕誓死不往天津”。于是外间又传说天津阅兵之议取销。不过到了七月廿日左右，怀塔布、立山等七个守旧派连袂到天津去看荣禄，几天后御史杨崇伊等又到天津去看荣禄，外间都不知道这些守旧派和荣禄谈了些什么，只是不久之后荣禄突然调聂士成的军队五千驻扎天津，又命董福祥的军队移驻长辛店（距北京彰德门40里）。这种种行动都不是简单的，使光绪在深宫中极受刺激。
对旧党来说，自怀塔布等六堂官被斥革后，接着在七月廿二日李鸿章也被撤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因此内务府的臣子们环跪在太后面前，一致泣诉皇帝妄变祖法，欺压满籍旧臣，要求慈禧重行临朝训政。御史杨崇伊并拟了一个请太后训政的奏折给荣禄看，荣禄很赞成，并给庆亲王奕劻看，奕劻也赞成，并和李连英一道跪在慈禧前，恳请她老人家亲政。慈禧当时并没有立刻答应，不过政变的酝酿已经成熟了。
另一件事正是慈禧和光绪短兵相接的。在六月间，康有为请开懋勤殿（在乾清宫西廊，离南书房很近）设顾问官，王照也作此请求。光绪命谭嗣同参考康熙、乾隆、咸丰三朝的先例来草拟上谕，在七月廿八日把这道上谕持往颐和园请慈禧同意。不料慈禧不但不同意，且面色非常难看，把上谕往御座旁一扔。光绪知道他的处境很恶劣，而守旧派又把慈禧包围得很紧，他们母子之间本来已经很淡漠的关系，至此到了濒于破裂的阶段。这种局面之下，光绪实在是陷于进退维谷境地。
自从颁行新政以后，光绪这位年轻皇帝真是朝乾夕惕，宵旰勤劳，因为皇帝要亲阅奏章，无论什么人的奏章都可以直接送到皇帝御案。光绪一早起来就看奏章 ，到天黑都看不完，后来皇帝只看重要的，其他则分给四京卿去看，仍看不完。奏章的格式也不统一，有的竟用二尺长纸一直写下去。其中也有攻讦皇帝的，如湖南省有一个举人就上书痛责光绪，说：
“变祖宗之法自称开创，置祖宗于何地？”
光绪一方面如此勤行新政，另一方面又要对付守旧派的反对，实在是非常艰苦的。
光绪廿四年（1898年）七月廿八日，光绪突然赐给杨锐一道密谕：
“朱谕：近来朕仰窥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留之，此近来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律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渐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特谕。”
同时又有一道密谕交杨锐带给康有为：
“朱谕：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凭心而论康有为和他的新政干部都是一群书生，应付一个非常局势，既缺乏经验，又没有深长的考虑，所以当康有为在南海会馆和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接到光绪的朱谕时，大家都有点手足无措。光绪向他们求救，他们也没有真正的良策。他们在几经交换意见后，想出了四条对策，然而这四策都不切实际。那是：
第一：仿照日本设立参谋本部，使皇帝能直接统御军队，成为事实上的海陆军大元帅。
第二：索性革新得彻底，宣布改元为“维新元年”。
第三：迁都上海，以脱出太后和旧党的迫害。
第四：召见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因为他曾参加过强学会，现在正练新军，应该说是一个新政派的人，请皇帝在召见袁的时候，予以温慰，要他为皇帝效力，保护皇帝。
康有为等为什么看中了袁世凯？是因为袁曾参加过强学会，被新党党人认为是一位同路人，而袁这时正在练新军，手中握有兵权，如果能争取袁加入，自可有一番作为。从这一点看起来就可以证明维新派的手法不够高明，而且对袁世凯的认识不够深刻。至于上面的四个对策，第一策完全是空的，因为在北京附近的军事指挥完全在北洋大臣荣禄手中，皇帝做了海陆军大元帅毫无用处，根本掌握不到军队。至于第二策改元维新对当前局势毫无用处。第三策迁都上海更是千难万难。
光绪在这四策中选了第四策，就是召见袁世凯。
袁世凯自光绪廿一年（1895年）十月受命在小站练新军后，到光绪维新变法时，已经练军历时两年多了。在这期间他练新军，加入强学会，受李鸿章和荣禄的宠信，是一个又新又旧的热门人物。当时北洋大臣下面统辖三支部队，一支是董福祥的甘军，一支是聂士成的武毅军，一支是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在这三支军队中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最整齐，士兵训练有素，军纪严明，俨然成为那一时期北方的主力。
由于袁半新半旧的政治态度，使维新派的人认为可以拉袁来担任勤王的任务。
光绪皇帝深知自己帝位摇动，必需有一良策来解救。当他接获康有为等所献四条密策后，乃立即采取争取袁世凯为已所用这一策，于八月一日在颐和园召见袁世凯，温语慰勉。袁离去后，并降旨嘉奖，命以侍郎衔专办练兵事务。第二天（八月初二）又召见袁一次，勉励袁努力任事。
袁被光绪召见是公开的，守旧派不知袁的态度，见袁获旨嘉奖，又加侍郎衔，当然怕袁已投效新派，于是立即请求荣禄应付可能的新变化。荣禄乃调聂士成守天津，以阻断袁由小站调兵入京之路；调董福祥军移驻长辛店以防不测。
在七月底和八月初这些日子中，北京和天津，到处都是谣言，一说维新派要谋害慈禧；一说守旧派迫光绪前往天津阅兵时把他废黜；还有个谣言说慈禧要毒杀光绪。光绪被这些谣言所困扰，也为自己的帝位而担忧。
八月二日他写了一封密诏，交林旭带给康有为：
“朱谕：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延迟，汝一片忠胆热肠，朕所深悉。希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特谕”
当新政颁行时，光绪曾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只是一连串新政推行中之一，康有为离不开北京，光绪也离不开康有为。不过，到了这时，情势已非常紧急，光绪自己对当时情势如何变化，毫无把握，希望康有为能够离开北京，因为他是倡议维新变法的首脑，是慈禧和守旧派恨入骨髓的人，如果康有为不落在旧派手中，则康在外活动，当使守旧派有所顾忌，而康既可保持生命，还可待时而动，以相呼应。光绪这番苦心，实在是很令人感动的。
当康有为于八月初三早上奉光绪密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