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白录- 第23部分

我几乎和每一个记者吵架。只要听说是访问，对方一掏出记者证，我的脸立刻拉了一尺多长。记者们不明就里热脸蛋贴了冷屁股当然会跳起八丈高，骂我一个狗血喷头。狗血喷头之后的我又变本加厉，对他们的态度更加恶劣，形成一个恶得不能再恶的恶性循环。　

在香港，我也和记者吵架。一视同仁没有什么“一国两制”的对外政策。　

那一次我们专门去香港召开新闻发布会。事前我给自己打了不知道多少预防针，干什么得吆喝什么，千万要忍住烦躁，把这个记者见面平安完成，既然当了明星就得遵守这些“游戏规则”。　

在新闻发布会上，大家坐在一桌。我摆出平和的面孔一边看报纸，一边等着记者提问，等了好久没有人讲话，我抬起头诧异地问：“你们怎么不提问题？”一个会国语的记者说：“我们在等你看报纸啊。”我一听二话没说，拿起刚放下的报纸从头到尾看了一个溜够，然后才放下报纸说：“开始吧。”　

最后记者要求和我拍照。在大陆我最烦有人要与我拍照。可这是在香港。我皮笑肉不笑地答应了。在坐下之前还是那位记者说：“刘晓庆，我们是看得起你才跟你拍照。”镁光灯一闪我立刻说：“是你要跟我拍照不是我要跟你拍照！”说完站起身气冲冲地径直走向卫生间。在卫生间我锁上门自我调解了好一阵才平静下来。　

我想第二天全香港的报纸都会骂我了。我已把头皮绷紧以抵抗那舆论的攻击。走过报摊偷眼一瞧，咦，没有。结果我们不打不成交。那位记者后来成了我的朋友。　

在自贡，我和另一位香港记者又大吵了一架。差点没有打起来。这件事引起了相当大的风波，当然这是后话。　

几年以后，我从法国回来。对当时我用恶劣态度对待过的记者们甚至抱有感激之情。他们都成了中国当今的大记者，许多还担任了主编。他们已是中国新闻界的栋梁。回想起他们当初居然能够忍受，我实在是佩服不已。不过除了那位自贡记者以外。　

说实话，和我正面交过锋的记者已不计其数。我对拍电影的厌烦，更主要的是对当电影明星的厌烦已到了极限。假如不是谢晋导演，假如不是《芙蓉镇》，假如不是姜文这些好对手，我不可能有澎湃汹涌的艺术激情，也不可能有新鲜的好的创作心态。　

我觉得已经到顶了。没有太多的事情可做了。我觉得已拥有了太辉煌太丰富的人生。直到姜文有一天说：“你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　

我又开始和他吵架。吵得不亦乐乎。最令我震惊不已的是他坚定而自信地反复说：“现在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了。”　

从没有听见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况且也看不出有什么迹象来。我的地位稳固得很。改朝换代在导演界也许有。在表演界不存在。可是，我的感觉又在告诉我：要注意他的话。　

想了半天想不明白。他说：“你们电影演员好比是开了一辆好车。可是驾驶技术不怎么高明。”狗屁。你们话剧才是戏班子，票友，不思变革，路越走越窄。我反驳他。有好车为什么不开好车？偏要去开老爷车？那不是笨蛋是什么？　

他说我的作品也就那么回事。我说你的作品呢？除了《末代皇后》谁知道？还不是电影好。他给我大谈北京人艺，大谈人艺的演员于是之、林连昆，气得我说你怎么不去跟于是之结婚？　

吵来吵去我们双方都在向对方靠拢。他为我敲响了警钟，使我重新思考，我使他纠正了偏颇，为他后来热爱电影甚至以电影为生命起了关键的作用。

我们时常吵得不能拍戏。经常是一边试戏一边走位置一边辩论。等到光打好，板打过后，导演喊：“开始——”我们不约而同地喊：“等一会儿！”然后气咻咻地赶紧调整情绪，以适应戏里谈情说爱的气氛。　

组里每个人都看得出来我们越来越默契，越来越融洽，越来越磋商表演，相互之间也越来越亲密，越来越随便。没有人管我们。　

在王村，影片质量是第一位的，男女主角关系好是大家求之不得的事。　

陈国军当然有所觉察。不过他仍然是我的中心。他是最重要的。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在我的心中有一个位置，总是有人占着。无论是谁只要他占了这个位置就是我的主人，我就会任劳任怨，竭尽全力为他服务。这一点陈国军非常明白。他曾经下评论说，对付我这个人是“近者胜”。　

我仍然玩命地联络、组织拍摄陈国军的新影片《大清炮队》。　

《芙蓉镇》的外景工作刚一结束，我就与陈国军去了广州。在珠江电影制片公司，总经理孙长城又一次帮助了我。他很快通过了《大清炮队》的剧本，下达了生产命令。　

我们立即扭头直奔北京，开始组建制作班子。选演员、分镜头、美工设计、服装设计，整天忙碌，《芙蓉镇》又远了。　

一反胡玉音温柔内向的个性，又变成了心狠手辣的女制片人。吸取《无情的情人》的教训、凡事冷静、果敢，三思而后行。直到一天无意中看到新来的《大众电影），上面整整一页是《芙蓉镇》影片的剧照及工作照，才猛然想起我正在拍摄的巨片及组里的朋友们，看着照片我足足愣神了十几分钟。　

二十多天以后，我回到了《芙蓉镇》。全组在上海电影制片厂集中，拍摄内景。小别重逢，大家都高兴异常。握手言欢，畅叙别情，秦书田、李国香、黎桂桂、黎满庚、五爪辣、谷燕山……一个个《芙蓉镇》里的人物走了出来重现在眼前。我却恍如隔世。就好比他们是“洞中才数月”，我是“世上已千年”。《芙蓉镇》外景时还在酝酿、构思的《大清炮队》，在《芙蓉镇》内景还没有开拍时已经正式建组了。一部新的影片又在开始制作了。　

好长一段时间我才找回了胡玉音。　

倒下身上竖起的刺，收起伸出的利爪，重新把自己裹进胡玉音与秦书田苦涩但却甜蜜的温柔乡中。　

每天都有无数表演上的精彩段落出现。每个镜头拍完都惊叹自己竟有如此收放自如的才华，我陶醉在创作的自由王国里……　

刺耳的电话铃声惊醒了我的沉睡。“喂？”睡意朦胧，我的声音充满了被窝味。是姜文。　

他的声音冷酷，充满了愤怒：“你结婚了！”我没有回答。　
“说——实——话。你是不是结婚了？”我醒了。心里嗵嗵地跳。　
“关你什么事？”好半天后我说。　
“你为什么骗人？”姜文喊起来。　
“谁骗你了？你问过我吗？”我也大喊起来。　
“我马上过来。”他说。电话挂了。　

那天晚上，我们大吵了一场。吵得嗓子都哑了。第二天早晨在拍摄现场，胡玉音与秦书田充满了柔情蜜意，“演英雄学英雄”，我们已经把扮演的人物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了。　

戏怎么可能拍得不好？秦书田和胡玉音怎么会不双双得奖？不得奖才是怪事。　

心明眼亮的谢晋导演利用了这一点。在现场对演员的启发准确而又有深刻的寓意。比方说我要拍一个含情脉脉的特写，当光打好一切准备好要开拍之时，他会悄悄叫人把姜文找来坐在我的视觉范围内，那么这个镜头一定会拍得相当出色。在配音时我不在，姜文要单独配一句“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的画外音，谢晋会在姜文耳边轻轻说：“想想晓庆，想想她平时的样子！”众所周知的结果是这句话配得非常动人心弦。　

我和姜文的合作可以说是珠联璧合、相映生辉，在那之后我们又合作了影片《春桃》、《大太监李莲英》。　

《芙蓉镇》、《春桃》我和姜文都双双两次获得”百花奖”最佳男女主角奖。《大太监李莲英》获得柏林电影节特别奖，三部戏三种不同的人物关系，三部影片上了三个不同层次的台阶。　

我开始给他讲陈国军。讲陈国军要拍摄的《大清炮队》。我请姜文去看《无情的情人》，我告诉他陈国军其实是多么有才华又多么不容易。　

《芙蓉镇》很快就拍完了。当然，我立即去了珠影。然后跟随《大清炮队》摄制组去了营口。这时，《红楼梦》又开拍了。在《大清炮队》和《红楼梦》之间，我还在中央电视台主持系列电视片《世界电影之林》。同时大导演凌子风在找我，他要拍摄影片《春桃》，请我扮演主人公春桃。李翰祥又在筹拍《西太后》，后来改为《一代妖后》，请我第三度扮演慈禧。　

我时常没有时间睡觉，穿梭于几个摄制组之间。《红楼梦》、《大清炮队》两部影片我都是为陈国军而拍。在此期间，我绝对还想方设法抽空去“走穴”，我的神经高度警惕，它不可能忘记挣钱还债的这个重大使命。后来我又上了《春桃》和《西太后》两部戏，我快被分成八瓣了。　
姜文会出现在我所在的任何地方
《红楼梦》。　

我的精力一直为《红楼梦》里面的一帮姐妹们所叹服。她们说我身体好得像一个“牛犊”，演尤氏的陈祖荣还把这个称呼及形容写在她后来写的《刘晓庆——不为人知的女人》这本书里面。“姐们”还时常惊呼我是“天生干电影演员的”。因为我往往是连夜赶到组里，放下东西就开始化装拍戏。在几个摄制组辗转奔波，三天三夜没有合过眼是常有的事。可是我站在摄影机前仍然是神采奕奕，一点也看不出疲劳的样子，用大家的话来说我“一点儿都不挂相”。　

要知道我的那些演员“姐们”第二天要拍戏，头一天晚上八点钟就得上床，不敢喝水，不敢把晚饭吃多了，怕第二天起来眼睛肿，只要一睡得不够，早晨起来准出眼袋，皮肤不光滑，眼睛不清澈，拍出来效果就好不了。　

而我不存在这个问题。睡多睡少，睡和不睡，都一个样子，也许我睡多了反而眼睛肿，睡少了还显得清瘦些？不知道。我没有试过。　

拍摄间歇时我也不闲着，从不听大家的劝告“闭目养神”，召集演员们过来给“姐们”、“妹们””上课”，讲天讲地讲那些离经叛道的我的“哲学”。什么“不要荒废人生”啦，“要享受生活”啦，“没有爱情婚姻就不存在”啦，“每一分钟都要用来挣名挣利”啦，还大谈养生之道。大家总是围坐在一起，把“兰花手”放在下巴上，老祖宗、小祖宗、宝玉、黛玉、薛姨妈、王夫人……大观园里的各类人等都静静地、纯纯地听我高谈阔论，胡侃乱侃，像一群可爱的“乖孩子”。　

“姐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叫“风筝”。因为我成天像风筝在天上飞。可是我一来就给组里带来笑声。　

一次我得意洋洋地跟大家说：“哼，哪里有我，哪里就有欢乐。”　

另一位也是闹闹喳喳的演员也说：“哪里有我，哪里就有节日。”　

我立即还嘴：“欢乐是永恒的，你那节日是鬼节，清明节，有什么好？”　

她跳起来大叫着掐我。　

我除了给大家“上课”外，每天还带着她们做操、散步、锻炼身体。时常有我的追求者请我吃饭．只要有这样的情况我就把大家都带去“搓一顿”，打牙祭改善生活。我给“夫人”们每人买了一件鲜艳的衬衣，强迫她们穿上，花枝招展地进饭堂。我们时常开联欢会，每人都出节目，“刘姥姥”赵丽蓉的节日让我们笑破肚皮。　

我还给大家分析“百花奖”“金鸡奖”的形势，预测我们之间谁能得奖。还约好假设被我猜中，得奖者要请我吃饭。结果我预测的命中率是百分之百，可是这些鬼东西一个也没有请我吃饭，不过我也不怪她们，因为那时我不在中国，在巴黎。　

我还突发奇想要在演员组举行“最光滑皮肤比赛”，在拍摄大场面时分年龄组评比，每人到当中走一圈，评出“最光滑皮肤皇后”，可是这件事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机会没有得逞。　

我上窜下跳，带动大家，组织大家，活脱脱是一个“王熙凤”。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一般来说，在摄制组，女演员之间是最难相处的。差不多组里的矛盾都是由几个女演员引起。可是《红楼梦》剧组大大小小小一百多个女演员，相处得非常融洽，在漫长的三年之中，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每当拍摄转点，组里暂时停顿，演员们各自回家要分开一段时间，大家都恋恋不舍甚至掉眼泪。　

在《红楼梦》放映之后我遭到了许多批评，只要组里的“姐们”、“妹们”一知道，都会奋不顾身跳起来为我辩护。　

当然我给大家惹的麻烦也不计其数，“姐们”对我的帮助、掩护、救援的故事，无不可歌可泣。这些我将在后面写到。　

我和姜文几乎天天联络。拍完《芙蓉镇》后姜文主演了法国影片《花轿泪》，后去了《红高粱》摄制组。后一部影片获得了柏林电影节大奖，开创了中国电影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