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姜文几乎天天联络。拍完《芙蓉镇》后姜文主演了法国影片《花轿泪》，后去了《红高粱》摄制组。后一部影片获得了柏林电影节大奖，开创了中国电影在国际重要电影节上获奖的先河。凌子风导演也请他扮演《春桃》里的男主角刘向高，我们已定好等《大清炮队》和《红高粱》拍完后再度合作。
姜文会出现在我所在的任何场合：《红楼梦》外景地，“走穴”的地点，《世界电影之林》制作室，甚至送我去营口《大清炮队》拍摄的地方。
常常是坐火车一起出发，到营口车站他再下车坐另一趟车回北京。
我们经常通长途电话。有一次我们长途电话打了四个多小时，直到姜文在电话那边睡着了。
全部《红高粱》摄制组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姜文有一个“相好的”，只是那位“相好的”不懂电影也没有文化，他只有连续不断地去看她、安抚她，才能“后院不起火安心拍戏”。
姜文的频频离组使张艺谋头疼不堪，直担心由于他的耽搁，高粱秆长老了长硬了不能如他所要求的那样“飘逸地摇摆”。
组里对姜文这个目不识丁的“相好的”简直冒火透了。直到有一天摄影助理去北京洗印厂取样片，才揭穿了姜文那不亚于一万吨TNT炸药的地下情秘密。
那个“相好的”原来是正在当今影坛张牙舞爪、龇牙咧嘴的“西太后”。
在这当中，我获得了《文汇报》举办的”新时期十年”电影大奖最佳女演员奖第一名。在这次评奖举办之前，《文汇报》的老朋友余之就告诉过我这个消息。
余之是我的第一本自传《我的路》的发起者，写《我的路》时我自己并不相信我的写作能力，是他给我不少鼓励。同时由于我在拍戏没有时间写，他住在西苑饭店天天催稿得以使《我的路》早日诞生。于是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黄世仁”，意思是他催稿就像黄世仁逼债，我当然是那红五类杨白劳或是喜儿。
当余之告诉我《文汇报》正在酝酿举办“新时期十年”电影大奖评选活动时我就立刻说：“好哇，我又可以得电影大奖了。第一名肯定是我。”他没有反驳，我想他也是“英雄所见略同”吧。果然不久结果出来，我又以遥遥领先的票数获得第一名。同时，我还获得济南的×杂志举办的最受欢迎的女演员第一名。
为领“十大影星”奖我去了姜文所在的上海。他当时正在拍摄法国导演多夫曼制作的法国影片《花轿泪》。他是男主角。他的女朋友也在同一摄制组。
下飞机后我立刻去他住的虹桥宾馆，我让司机上去叫他，我在车里等着。
过一会儿姜文端着碗踏着拖鞋出来，原来他和女朋友今天要招待几个客人，他正在厨房里向师傅要辣椒。二话没说，我把他拉上车，穿着拖鞋的姜文直到第二天凌晨才回到住处。
在上海领奖期间，姜文的女朋友来找过我。这种情况仿佛是当年赵雅珉来找我的情景重现。当她来找我的时候姜文正在我那里，他的女朋友请姜文回避一下，说要单独和我谈谈。姜文说我们俩别在屋里搞什么“慕尼黑阴谋”，最终联合起来把他给出卖了。结果我和他的女朋友越谈越热火，我们双方的开诚布公都博得了对方的好感。她也是我所认识的女性佼佼者之一。
在登载我获得“新时期十年”电影大奖最佳女演员奖第一名消息的许多报纸上，同时也登载了关于我主持的四十集电视系列片《世界电影之林》的批评。《北京日报》用大字标题：“刘晓庆，绷着点儿！”发表批评我主持这个电影系列片的文章。用这么大的字写一个人的名字，指着那个名字批评，我过去只是在“文革”当中的报纸上见到过。我记得批判周扬“黑线”或是吴晗、邓拓、廖沫沙的“三家村黑店”时，才用过这样醒目的标题和重要版面。我的“规格”和“待遇”已逐步升级，“档次”也高了许多。
其时我刚在四川自贡灯会上与一个“香港记者”大吵了一场不久，那个吵架的消息登载得满天飞。当时李翰祥就告诫过我，不要和记者吵架。这样你会得罪所有记者。我没有听从他的劝告。我一直觉得和我吵架的那两位是记者群中的例外。可是情况正向李导演所预言的方向发展，记者们对我大加反感，开始群起而攻之。
《世界电影之林》是我主持的第一套电视节目，节目内容是我非常感兴趣的题材。这套节目一共四十集，每集二十分钟，内容是介绍全世界的电影。当时中国与国外的文化交流还处于封闭状态，有这么一个电视节目系统地向大家介绍世界电影是十分难得的事。
节目开播后大受欢迎。由于这套电视节目是每星期六播放，往往时间都排在夜间甚至深夜十二点，或者凌晨一点钟，就这样观众不睡觉也要等着看。
可是我一直受到指责，理由是我“不朴实”，每一集都换一个发型，换一套服装，一边走一边解说，不端庄，不严肃。直到今天我还是没弄明白我怎么惹着他们了。
我怎么不对了？我只是觉得中国大陆衣着千篇一律、发型单一的现象应该打破，于是每集出场都换发式，换服装，希望给人们以指南，创造一个样板，企图领导一下新潮流。
我一直反对电视台主持人呆板，总是坐在那里像雕塑一样只是嘴在说话的主持模式，我愿意把节目搞得生动、活泼、多种多样，可是我没有行得通。
把我批过来评过去，《世界电影之林》放到大约快三十集的时候就停拍，当然也就停播了。不过不是因为我主持得糟糕，而是因为版权问题发生了纠纷。
究竟是什么原因我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只是觉得我这个人就是那么个倒霉蛋。别说拍电影、写书，就是第一次拍电视都要夭折。什么时候我才能倒霉倒到家，往相反的方向转化？
在此期间，我当然不会忘了见缝插针地“走穴”。
为拍《红楼梦》调陈国军到北京及拍陈国军导演的《大清炮队》，使我失去了无数“走穴”的时间。
为给姜文打电话及去见姜文，消耗掉我许多“走穴”所得。
香港的“楼花”至今没有抛出，我离还清债务的那一天越来越远了。
好像听说税务局又找过我几次，由于我不在北京，后来都没有了下文。据说来头很大。北京“走穴”界已“山雨欲来风满楼”。
我心跳过好多回，静下来想想，觉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一是有过一次上税的经验教训，我们已学乖多了。再者上税对我来说已列入“议事日程”，每到一地都谆谆叮嘱以至亲自落实税的问题。
不过我觉得“走穴界”这样人心惶惶未免有点太沉不住气。事态哪有这么严重，还不是一阵风就过去了？
自“走穴”运动开展以来，经历过多少风浪？恐怕是数不清了。开始是每个单位调查、交待，没收“走穴”款，然后又是要演出证，验明确属正规演出团体才可以演出，再接着又是不许取现金，全部要支票转帐……一切手段都是为了防止演员们自己拿钱。
每当有一个新的手段公布，“走穴”浪潮就平息一些，过一段时间“走穴”队想出了对付这个手段的新招，于是“走穴”队又开始蓬勃兴旺。真可以说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拿“穴队”的话来说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在这些手段当中，“穴员”们觉得限制“走穴”最行之有效的就是“税法”的公布。
听说有税法下达了。只是听说，没有向我们宣布，也没有号召大家学习。好像是税法的规定，凡是月收入加上工资超过四百元的就要上税，最高可到达所得额的百分之六十！
别的一些国家也有较高的税率，有的是百分之四十五，也有的是百分之五十，可是他们上税的基数很高，都是二十万三十万以上才如此收税。没听说底限只有四百元人民币、税率百分之六十的。总是要使纳税人保持一定富裕的生活水平，况且还要扣除纳税人每月的日常费用，比方说车马费、服装费、生活费及各种这费那费之后的纯利润才交税。
而我们是只要有钱超过八百元每一百元就要交六十元。另外我们去挣钱所花的费用还得自己负担。
我们算过一笔帐：假使一个演员每场一百元，这在当时是一个“中腕”，就是中等明星的价格，那些小明星或不是明星的演员还不算在内，“腕”是刚发明出来的“走穴”界新名词，是明星的代称。
一个“中腕”每场一百元，交税要交去六十元，剩下四十元，单位每场要交五十元，这就要每场自己掏十元。还要买化妆品，录伴奏带（录伴奏带很贵），买演出服（至少一套要几千元），加上鞋、装饰、耳环、项链、杂七杂八东西，乐队演奏员还得租乐器，舞蹈演员还得租演出服……等等等等，绝对是人不敷出，就算是单位．不交钱也得倒贴，谁还敢演出呢？
这还是“中明星”。要是小明星呢？没有名的演员呢？就更别提了。
就是像我这样的“大腕”，也绝对不堪负荷。“大腕”更需要好服装、好乐队、好伴舞，都得花钱。
总之，一上了税，根本就甭想赚钱。不掏钱就是好事。一时间，“走穴”界乃至文艺界怨声载道。不偷税漏税根本没法赚钱。不为赚钱，谁肯早起？演员们都不敢演出了。怕碰到风口浪尖上划不来。我也老实了好多。就是偶尔有“穴”走，也小心翼翼，尽量把手脚做干净些。
我的“后院”也起了火。
再和姜文搭档共演北京戏《春桃》
一封匿名信飞越千山万水，到了正在营口拍戏的陈国军手中。信纸上寥寥数语揭露了我和姜文的秘密，写信人让他查清楚这个问题。陈国军看完脸色铁青地把信扔给了我，这封信看得我手脚冰凉。
从心里说我没有打算过有什么大的变革。所以才手脚冰凉。我什么话都不说。还没到要我说的时候，组里又出了问题。《大清炮队》组总是出问题，陈国军还没有来得及处理我就又去了别的地方。
此时，我已把全家搬到酒仙桥流量计厂一套三居室的宿舍里。我的那位朋友流量计厂的厂长住在我们楼上。他说话算话果然把他们厂刚盖好的新楼给了一套我住。他很少来，钥匙放在我们这里，于是楼上时常也是我们活动的场所。
为了照顾父母、外婆还有小丹丹，我请了一位小阿姨。那位小阿姨来自兰州农村，刚来的时候只有十六岁。我从来没有过小阿姨帮我做事，把这个小姑娘当成宝贝。她的名字叫小兰。
她和我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玩在一起。来的时候两手空空，半年后回去探亲有五大麻袋行李。
我送给她各种各样的礼物，甚至还有名牌的化妆品与时装。就连香港、台湾朋友请我去“长城饭店”“王府饭店”“马克西姆餐厅”吃饭，我都带她去。请我吃饭的朋友以为她是我的亲妹妹，当我介绍说她是我家的小保姆，在香港、台湾称之为“工人”时，朋友心里肯定都认为我简直是个神经病，觉得对他们是个污辱。
因为在香港、台湾乃至法国、英国、美国，“工人”也就是“佣人”，即使在家里也是不可以和主人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的。
我对小兰就像对自己的亲妹妹。不，在那个时候，比对我亲妹妹还好。因为晓红已去了法国读书，法国方面给了她优厚的奖学金。本来我希望陈国军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可是法国方面根本没有理我这个茬。
晓红去法国之后不久，靖军又去了深圳工作，于是家里一切都由我来承担。我们一家五口占尽了老弱病残四个字。外婆，父母，我，加上丹丹是实实在在的“四世同堂”。我是绝对唯一的“中流砥柱”。只要我在家，家务事总是我和小兰分担，她年龄小，我怕她太累了。
小兰豆蔻年华，情窦初开。虽然不漂亮，但随着在我家熏陶，一天天变得灵活乖巧。她的父母在张罗着给她找对象，她自己也急着结婚，我时常劝她，年龄那么小结什么婚？她说农村结婚都早，要是不早结就找不着好的了。我一想也有理就没再管她。我有许多录影带，都是外国名片，其中一部外国片有许多暴露镜头，放这部影片时我父母、外婆都躲得远远的，唯独小兰靠在门边津津有味地看。我怕对她不好，赶快叫她离开，结果第二天下班回来发现录像机坏了，带子卡在里面出不来。问小兰是不是看了录像？她支支吾吾说看了一下。再问她是什么带子？她说没看见不知道。于是立刻把录像机拿到修理铺打开取出，就是那盘“黄色”录像带。原来小兰趁我们不在家悄悄想看那部影片，结果不会用录像机把带子卡在里面了。
我们家老的老小的小，只有陈国军一个壮年男人。小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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